吳非

吳非，王棟生的筆名，1950年生於南京，曾任教於南京師大附中，已退休 ^[1]  。江蘇省特級教師、教授級中學高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6年以來三次獲得“林放雜文獎”。著有《中國人的人生觀》、《不跪着教書》、《前方是什麼》、《致青年教師》等。 ^[2] 

王棟生是一位語文教師，又是一位雜文家。30年教師生涯，他心懷“人的教育”，主張教育要培養人格和情感健全的人；呼籲教師“不跪着教書”，踐行着一位獨立思考、敢於捍衞教育常識的教師的尊嚴。課餘生活，他矢志創作，文風犀利，千餘篇雜文談笑怒罵，指向教育時弊。

王棟生的筆名吳非，他的教育隨筆《不跪着教書》、《前方是什麼》、《中國人的人生觀》、《致青年教師》等流傳甚廣。吳非的讀者裏，不乏好奇者，費盡心思揣測“吳非”的寓意。

1967年，在南京城東遇到一收購廢品的老漢，他發現老漢的筐裏有兩本繁體豎排的《靜靜的頓河》，如獲至寶，花3毛錢買了下來。後來，他又花了1毛5分買了《普希金詩文集》。當時根本沒有文學作品可讀，農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書，都過來借閲。也就是從那時起，他養成了快速看書的習慣。王棟生坦言，是外國文學名著給了他最初的文學啓蒙。 ^[3] 

1968年12月，18歲的王棟生到農村插隊，農民的貧困讓他目瞪口呆。而“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民之間的批鬥和揭發，人倫親情的喪失，更讓王棟生觸目驚心。多年以後，王棟生將自己插隊的經歷戲稱“在早稻田大學留學”，“這段經歷，對我的思想刺激很大。一個人沒有了靈魂，也就沒有了尊嚴，沒有了人格”。 ^[1] 

1973年，在農村插隊整整5年的王棟生遭遇了人生最苦悶的時期。此時，因為偶然的機會，王棟生得以結識劇作家陳白塵。兩人因陳白塵先生的女兒陳虹的引薦相識，那一年王棟生23歲，在農村插隊已5年。陳白塵先生家裏有十多箱被查封的“禁書”，由於造反派笨，只封了紙箱的上部，忘記可以從下面打開，王棟生遂得以在陳白塵先生家借書。在白塵先生的幫助下，他看了大量的歷史著作。從1973年至1978年，他們一老一少，交流非常頻繁。 ^[3]  這對年齡相差40多歲的一老一少也以書信交往，談創作，談近現代史，談時局……一來二去，竟然成了忘年交。回憶那段歷史，王棟生感慨地説：“那是我人生最困難最苦悶的時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盞燈。陳白塵先生給我最大的影響，一是他獨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 ^{[1]  [3]} 

1978年3月，王棟生跨入南京師範大學校門，成為恢復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4年後，王棟生執教南師附中。 ^[1] 

2003年秋天，王棟生去雲南支教。 ^[1] 

2010年1月6日，發現左眼看不見了，到了醫院，已經9點半了。“你永遠看不見了。”醫生看了看他的眼睛。

靜脈輸液28天，眼部注射44天，服用中藥100天，針灸10個月……無濟於事。 ^[1] 

“一個老師這樣離開課堂，是很糟糕的。”王棟生心有不甘地説。 ^[1] 

61歲退休後的王棟生，生活變得有規律。他仍住在學校的宿舍，每天下午，他會到附近的公園散步，到學校傳達室取郵件。 ^[1] 

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王棟生執教南師附中。“教育再不能像以前那樣愚弄青少年了！”親眼見證“文化大革命”亂象，王棟生對瞞和騙的教育有了深刻的認識，認為教育要培養人格、情感健全的人。 ^[1] 

他説：“尊重人，把學生當人，人的教育才有可能實現。”教學的目的在於啓發學生獨立思考。 ^[1] 

“要按照教育常識辦事，教育觀念正確了，下面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基本教育觀，包括常常被人提及的“不跪着教書”。 ^[1] 

知識分子應該思考一切，而不應盲從。一位教師能走多遠，取決於他能否獨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會輕易相信任何東西。教育要教會學生思考，通過閲讀培養批判意識。 ^[3] 

“我總想，中國的教育缺少一種人道精神，我們教育的旗幟上，沒有人性的光輝。”1987年，一篇《把“人的教育”寫在我們的旗幟上》的論文，把王棟生推上風口浪尖，當年的批判者認為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1] 

沒多久，《揚子晚報》副刊的朋友請王棟生幫忙開雜文專欄，“再不寫，筆桿子可就冷了。”朋友勸道。“既然寫論文也遭禍，索性就寫雜文吧。”王棟生試着寫了三種長短、風格不一的雜文，分別以“張非”、“李非”、“吳非”作為標記，讓編輯挑選。 ^[1] 

編輯們看中標名“吳非”的那篇，專欄隔日開張，王棟生從此又成了“吳非”。苦難歲月刻骨銘心的經歷與獨立思考的記錄，成為王棟生精神的源泉，他開始將飽含着“人、人性、人道精神”的教育思想訴諸筆端。 ^[1] 

開始每週一篇，後來稿約多了，王棟生欲罷不能，二十多年，發表雜文、評論兩三千篇，1996年以來，他三次獲得“林放雜文獎”。文壇從此多了一個雜文家——吳非。 ^[1] 

“如果學生對教學內容不敢有個人觀點，如果學生連校政都不敢評論，把教師、家長的話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學生對社會灌輸給他的任何東西都堅信不疑，會有什麼結果？”王棟生曾有激憤之言，“那樣，學校只能教出一羣精神侏儒，只能培養馴服的、沒有思想的奴隸。” ^[1] 

“教育是‘慢’的事業，就跟種樹種莊稼一樣。不要誤了農時，在每個季節做應該做的事情，然後陽光有了，水分有了，怎麼可能生長不好呢？” ^[1] 

“在早晨的陽光中，學生哼着歌向學校走去，有時能停下來看看太陽；他能經常地向教師提出有意思的問題，課堂上經常能有愉快的笑聲；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國城鄉同一標準的營養餐；他能保有自己的愛好，下午4點起，他們在球場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圖書館查閲資料，在實驗室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晚上，做完作業後，他捧起一本詩集，輕聲地讀給父母聽……”（《致青年教師》） ^[1] 

《不跪着教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5] 

《前方是什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 ^[6] 

《阿甘在跑》，金城出版社，2016年； ^[7] 

《迷失的燈》，花城出版社，2016年； ^[8] 

《課堂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9] 

《致青年教師》，教育科學出版社，2010年； ^[10] 

《中國人的人生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1] 

《一盞一盞的燈》，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 ^[12] 

1996年以來，三次獲得“林放雜文獎”。 ^[1] 

帶南京大學少年班時，冬天早上天沒亮，吳非就爬大門進學校，到宿舍把學生喊起來，跟他一起跑步；第一學期的每個星期天，他都帶學生去博物館、美術館，見世面；有經典影片，一定找來，組織學生看。 ^[1] 

王棟生很愛讀兒童圖畫書。有一次看到台灣出版的兒童圖畫書，隨手拿起一本翻看，這一看讓他很驚訝，世上竟有這麼好看的繪本！在大衞·威斯納的那本《瘋狂的星期二》中，夜間駕着荷葉悄悄降臨城市的青蛙們給了他無盡的想象。他告訴記者，看圖畫書的時候，他常常一邊看一邊流淚。他感慨，那麼美好的東西為何過了50多歲才讀到。圖畫書讓他知道，兒童永遠是正確的，無論如何不能低估兒童的智慧。因為常懷一顆關愛之心，王棟生看不得傷害兒童的事情發生，他也在著作中呼籲，愛所有的孩子。 ^[3] 

他是一位語重心長的長者、有着獨立思考的教師、敢於不平則鳴的知識分子。他一生以書香為伴，到了退休年齡，即使視力受損，依然勉力閲讀，毫無倦怠。 ^[2] 

有人説，他的《不跪着教書》守護了教師的尊嚴；有人説，他的《前方是什麼》映照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有人説，他的《致青年教師》讓無數教師反思教育的核心與意義。 ^[2] 

在種種醜陋的教育現象前，他是雜文家吳非；面對學生時，他是王棟生，一個愛讀書、愛思考的中學語文教師。 ^[2] 

王棟生的讀書經歷讓人感覺，讀書不只是長知識、學謀略，更多的是跳出書本，形成一種明辨是非、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與眾不同的讀書習慣，使他積蓄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成為中學教師中為數不多的“荊棘鳥”、中國教育界自由地飛來飛去的“牛虻”。 ^[2] 

“我沒有私敵，雖然有人説我難相處。但如果你無視學校榮譽，跟教育常識作對，侮辱學生，我當然不客氣，會跟你過不去。”王棟生説，“我早就不在意‘領導關心’和‘羣眾支持’，一傅眾咻，我甚至也不再在意學生的理解——而只在意自己是否有遵循教育常識的勇氣。” ^[1] 

我只覺得自己是個離不開土地的農夫，正在自己的地上播撒種子，我虔誠而恭敬，因為每一粒種子都會成為一個世界。 ^[1] 

有教學個性的教師，他們的課往往體現着一種獨立思考的意識，展現着自己的學養；而一個不善於思考問題的教師，只能做“傳聲筒”。 ^[1] 

陸詩怡，王棟生作文教學理念及其實踐，浙江師範大學，導師：潘湧，2018年；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