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良

吳文良(1903一1966)，泉州市區人，清光緒二十九年生於貧苦手工業家庭。中小學時代奮志礪學，民國 4 年(1915 年)泉州培元中學肆業，在南安洪醫館當傭工。7 年(1918年)復於集美師範學校就學。12 年(1923 年)入廈門大學生物系，半工半讀15 年 (1926年)魯迅南來廈門大學任教，文良追隨魯迅。後魯迅赴廣州中山大學任職，文良與同窗同船伴送魯迅至汕頭。因父親去世，經濟據而中輟學。19 年(1930)與州名律賓華僑同盟會會員陳光純之三女陳淑美結婚。 ^[1] 

民國 15 年(1926 年)廈門大學考古團著名史學家張克(德國人)等到泉州考古回校後，張星娘在廈門生物院作“泉州中外交通史”學術報告，激發文良對泉州的歷史文化遺存的熱愛，下決心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調查、蒐集和研究。 ^[1] 

從民國 16 年 (1927 年)開始至1958 年，文良先後在省立晉江中學、集中學、安海養正中學、晉江縣立中學、泉州培元中學、泉州凌霄中學和泉州高級中學等學校任教。業餘時間對古代僑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亞、西亞各國人和歐洲人遺留下來的宗教石刻，進行認真系統的調查、蒐集和研究民國 25 年(1936 ) 月參加著名人類學家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惠祥組織的泉州中山公園“唐初古”葬的發掘工作。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下令拆除沿海 11 座縣城的城牆。泉州城拆除時，許多古代宗教石刻紛紛出土，文良到處踏勘，瞭解石刻出土情況，相機收集或出資購買。文良以微薄的教員薪水收入，除維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費用外，緊縮家庭生活費用的開支，用以購買宗教石刻構件。抗戰勝利後，有人挖掘城垣基礎石料出售，宗教石刻大量出土。文良雖彈心竭力設法搶救，收集保存，但限於個人經濟能力，許多極有價值的文物，仍被拍賣，用作建築材料，保存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 ^[1] 

民國 33 年 (1944 )把多出的代國人教錄為《州代石刻集》一書，因經濟條件不允許，未付梓行。37 年(1948 年)，英國人約·福斯，借幫翻譯阿拉伯文、敍利亞文為名，到文良家暗中拍攝十多方石刻照片，擅自於 1954 年在《英國皇家亞細亞雜誌》發表，文良對此騙竊行徑，曾予揭露。1949 年初，《泉州古代石刻集》第一次問世，加附圖片，文良自前言鉛印數百份。收集基碑，昔為士人所不齒。但文良卻不以為然，孜孜不倦地埋頭蒐集和研究。他經常利用課餘時間，踏遍泉州各城門的城基礎挖掘工地。每當收集到有價值的宗教石刻時，立即刷洗，並作文字紀錄。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民政府重視文物保護。1949年11 月有亂挖城基石、古慕石頭，泉州靈山聖墓眼看有被破壞的危險。文良等向晉江縣長許集美反映，縣政府立即發出佈告，加以禁止。靈山聖慕這個泉州重要的回教文物終於得到保護。人民政府重視文良的學術成果，支持他的宗教石刻研究工作。在林惠樣教授的鼓勵和支持下，文良把《泉州古代石刻集前言》寄中央文化部，很受文史學家、副部長鄭振鋒的重視1954 年 3 月，鄭到福建訪問，據《鄭振》雲“在福建州時，曾特地去看望一位普通教師、宗教石刻收藏家吳文良，使他受到鼓舞。後並介紹吳與郭沫若、范文瀾、尹達、陳夢家等歷史考古家結識。”隨後，文良把 20 多年來蒐集、購買的 154 方古代泉州外來宗教石刻捐獻給國家。同年 10 月 16 日，鄭振鋒“親自書寫《獎狀》致具文良“吳文良先生愛護祖國文化遺產，以三十年心力蒐集的有關中外交通史料泉州石刻一百五十四方捐獻國家，特予表揚’”。以後，文良第二次捐獻外國宗教石刻 20 多方。1954-1957 年間，又協助廈門大學博物館充實展品，協助廈大考古系師生到泉州進行實習。1955 年 1月，中國新社向南洋各國華文報刊發表題為“泉州吳文良捐獻三十年來收集石刻”電訊，充分肯定文良的貢獻。 ^[1] 

1956 年，文良應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邀請，到北京編著《泉州宗教石刻》一書1957年，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全書 8 萬多字，圖文並茂，附有近 200 幅圖片，書中採錄宋元時代外國人留在泉州的伊斯蘭教、基督教 (景教和天主教)、婆羅門教 (印度教)、摩尼教(明教)和佛教等的宗教建築物和基碑刻，其中有阿拉伯文、古敍利亞文、古拉丁文和中亞、西亞古文字。為研究古代泉州中外交通史、宗教史、外僑史、民族史、藝術史和中亞、西亞古文字的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1958 年，郭沫若致信文良，説:“最近，蘇聯科學院要出版一本《世界通史》，決定收集中國歷史重要圖片 100 圖，要你選擇《泉州宗教石刻》15 幅圖片，以便載入。僅泉州即佔百分之十五。”1961 年，郭老臨泉州時接見文良，鼓勵他繼續努力。1962 年，陳毅副總理出訪非洲前，借夫人張茜到泉州視察，對《泉州宗教石刻》一書表示讚賞。吳文良即從親友手中找來八本贈與陳毅副總理。英國著名科技史家、英中協會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著者李約瑟教授説:“我活到這麼老了，能看到泉州這麼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瞑目了”。日本順天堂大學、教育大學語言學教授村山七郎，致信郭沫若院長，稱《泉州宗教石刻》是“極為重要的文獻。”日本史學家夏木一雄教授則説，《泉州宗教石刻》“是有關外國人物最有系統、最全面的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報》編輯部主任、研究員黃展嶽説，《泉州宗教石刻》“必將愈來愈顯示出它的歷史價值”。 ^[1] 

1958 年文良從泉州第五中學調到文博部門工作，為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海交館成立後，他負責寫陳列提綱。1959 年國慶十週年前夕，泉州海交館正式開館展出。同年文良參加修繕東門外靈山聖慕，重修石迴廊和石亭;重修開元寺大雄殿屋架參加莆田沿海的海外交通史蹟社會調查，首次把《祥應廟記》碑的“泉州首朱，舟往三佛齊國”的史料，作為海交史料披露於世。1962 ，文良參與泉州鄭成功紀念館的籌建和在廈門大學舉行的鄭成功復台 300 週年學術討論的備工作，又參加晉江陳族丁姓和惠安百奇回族郭姓歷史的社會調查工作。1963 年夏，參加南安縣文化局主辦的九日山摩崖石刻的清理工作。1964年，寫成 10 萬字的《九山摩石刻考證》(油印本)，其要部分發表於《文物》雜誌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夏邪，稱讚文良此舉填補了中國海外交通史的空白此後，文良繼續參閲大量資料，汲取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泉州宗教石刻》認真進行修改和增補，並於 1965 年完成初。1966 年“文化大革命”發，文良遭迫害，於1969年6月含冤而逝，年 67 歲。 ^[1] 

1978 年9 月，中共泉州市委為文良舉行隆重的大會，肯定他一生的功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