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體

該書是孫頻幾篇生猛酷烈的小説的合集，其中《乩身》寫了兩個同病相憐者之間的愛，常英年幼時因高燒雙目失明，年邁的爺爺為了她將來更好地獨自生存，強行賦予她一個男性身份，閹割掉孫女身上一切女性體徵，常年的性別“矯正”與人格扭曲使她成為一個身體和精神被雙重侵蝕的人，內心深處渴望着一場暢快淋漓的情慾宣泄。楊德清是縣城裏有名的光棍漢，貧窮和長期的性壓抑鍛造了他敏鋭的嗅覺，就在他徹底識破常英女兒身的時刻，卻發現自己喪失了性能力。一個是想做女人而不得，另一個是欲做男人而不能，兩個人卻成了最親近的人。

《同體》講述了一個類似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故事：倔強叛逆的馮一燈為了擺脱在鄉村遭受的壓抑，毅然走向城市尋夢，繁華的城市卻把這個女孩子的希望燭光一點一點掐滅。坑蒙拐騙的底層世界，華麗的上層社會，哪裏都沒有她的出路，“自己彷彿一隻被鑄死在琥珀裏的蛆蟲，找不到一絲求生的縫隙”。最後是一個江湖騙子收留了她，精心設置騙局引她入套，利用她的女色去詐騙官員錢財。馮一燈知道真相後，卻還是無法擺脱騙她的男人，因為他給予過她從未有過的心靈依靠和精神慰藉。

《月亮之血》中，人生赤裸裸的慘烈像衝擊波一樣考驗着讀者的接受力。父親尹太東不停地賣血支撐家用，血液成了他一個人的林子，隨時進去砍幾棵換錢用。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在這種慘烈之下，他居然賣血上癮。平日裏猥瑣平庸慣了的人，一旦做一回英雄便忍不住上癮，賣血那種近於壯烈的犧牲感讓他上癮，好像自己變成了一個可以被無限制重複使用的英雄之身，直到染上艾滋。 ^[6] 

作者自述創作《同體》的狀態：“《同體》應該是對我幾篇最生猛酷烈的小説的合集。所謂生猛酷烈，並不是篇篇都在寫殺人放火，也不是可以用一句簡單的不夠温暖來概括。毫無疑問，我不屬於膩歪婉約的寫作氣質，自認為更崇尚有力量的寫作。而這種所謂力量也不是説讓每一個主人公最後都死得很慘，讓人過目不忘。我理解中的力量是這樣的，是一種充滿着罪與罰、善與惡、絕望與救贖、光明與黑暗的精神拷問，是一種為了他人的復活而進行的自我毀滅，是一種為了真正的愛而承受所有苦難的宗教情結。當然，寫這樣的小説對於作者來説是一種巨大的損耗，經常會覺得累得半死，會有身心透支的感覺，因為是要把全部的感情投進去的，甚至是半條命搭進去。這是我的寫作態度，累一點也是咎由自取。我必須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必須服從我精神深處的渴望。” ^[4] 

從小被爺爺撫養長大的棄嬰常英，一歲半那年因高燒雙目失明。年邁的爺爺為了能讓常英將來更好地獨自生存，不僅為她改名常勇，並且試圖閹割掉孫女身上一切女性體徵：留短髮、穿男人衣服、佩戴裹胸、站着小便……常年的性別“矯正”與人格扭曲使常英成為了縣城裏嶄新而陌生的新人種——雌雄同體的陰陽人。“女人”成為了她與生俱來的“一種頑疾，一種羞恥，一種遙遠而模糊的幻影”；而“男人”則是她面對公眾的面具，也是她苟活於世的救命稻草。然而，常英體內與生俱來的女性特質遠非粗暴的肉體規訓所能徹底改造的。精心的藏匿某種程度上恰恰意味着更大的暴露，失去爺爺後的常英內心深處渴望着一場暢快淋漓的情慾宣泄。 ^[1] 

楊德清是縣城裏有名的光棍漢，貧窮與飢渴使得血氣方剛的他一次次地鋌而走險：為了偷取食物，他像只老鼠一樣躥房檐、刨地洞；為了釋放性慾，他又像頭牲口一般地隨處發泄。長期的性壓抑鍛造了他敏鋭的嗅覺，可以捕捉到常英男性外表下藏匿着的女性氣息，然而，就在他徹底識破常英女兒身的時刻，卻驚訝地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性能力。苦悶、乖戾的楊德清選擇去充當迎神賽社上的馬裨，通過“加倍的虛張聲勢的強硬去填補自己一個地方的軟弱”。 ^[1] 

倔強、叛逆的馮一燈由於不堪忍受家鄉的貧窮、父親的懦弱、村民的嘲笑而決定隻身到城市打拼。然而偌大繁華的都市卻沒有給這個高中都沒有讀完的女孩子預留任何的生存空間。由傳銷隊伍、專業掮客、應召女郎和乾枯的老乞丐編織出的社會圖景更是讓她強烈感覺到“自己彷彿一隻被鑄死在琥珀裏的蛆蟲，找不到一絲求生的縫隙”。就在馮一燈茫然無措地流落街頭之際，一場圍繞她而精心策劃的邪惡騙局正悄然拉開帷幕：飛賊奪包——慘遭輪姦——好人搭救——悉心照料——情感訓練。而這場騙局的幕後導演就是扮演“好人”的男子温有亮，其目的是要利用馮一燈的女色去詐騙官員錢財。深陷其中的馮一燈明知自己已經淪為温有亮的人質和木偶，卻還是心甘情願地為他賺錢，因為這個教父般的男人給了她夢寐以求的物質保障和精神慰藉。與其説馮一燈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毋寧説她是被温有亮嫉惡如仇、俠肝義膽、博聞強識的個人魅力所俘虜。 ^[2] 

該書採用孫頻慣用的“底層”敍事，關注社會現實。《同體》裏有一句話：“除了妓女、民工、小販、剛畢業的大學生，在這棟樓裏還住着更多隱秘的人羣，逃亡的殺人犯、剛出獄的犯人，都在這裏稍作休養。”這句話大體包含了孫頻創作中曾經涉及的各類人物，這些人通常以“城中村”或“地下室”作為棲身之地。例如，《同體》裏的馮一燈居住於地下室：“晃盪一天，黃昏接踵而至，馮一燈懼怕接下來的天黑。那地下室像大地上裂開的一道口子把他吸進去，她無處可逃。”又如，《菩提阱》裏康萍路則蝸居於城中村：“這種城中村的樓房根本不管採光問題，一棟和一棟之間甚至不超過兩尺，兩個人從窗户裏伸手都能夠着。屋子終年不見陽光，散發着青苔的黴味……地上全是她的行李包，豁牙一樣敞開着，露出內臟一樣渾濁的衣服。沒有衣櫃……天花板上亮着一隻昏黃的燈泡，把這屋子照得像尼姑庵一樣。”慘淡的日常、絕望的情緒都通過逼仄的空間傳達出來。然而，若把這些經驗僅僅理解為社會分層中的某個底層羣體的悲慘故事，反倒是弱化了孫頻小説內涵的豐富性。

她的寫作觸及了當代青年作家創作中一個典型的敍事主題，即“城中村”（或“地下室”）。“城中村”雖是城市現象，卻在根本上觸及“中國故事”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具體而言，“城中村”所涉及的種種經驗通常都會被處理成某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羣體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其實就是具體的制度缺陷或社會公正缺失在“虛構”層面的再次演繹，並在題材分類的意義上成為“底層”敍事的一部分內容。但這只是問題的表象。該書寫到一個細節：康萍路只有一套職業套裝，她稱之為“戲服”，她穿着這套衣服穿行於“城中村”與“寫字樓”之間。這套衣服既使她區別於“城中村”的那些卑微、邊緣的社會羣體，又能使她混跡於“寫字樓”並獲得身份認同的幻象：“每次看到樓下的那些妓女、嫖客、賭徒的時候，她都會像個烈士一樣凜然地地想，我是個做正經工作的人，我起碼是在寫字樓裏上班的，我起碼是個正常人。想到這裏，她覺得自己簡直是開在這棟樓房陰影裏的一朵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連上樓的時候都大義凜然，是近於悲壯的。”正如前文中提及的那些人物，每種身份的人羣都對應着一種突出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當代中國體制結構性矛盾的種種反映。由此，“城中村”便成為中國經驗、中國問題的匯聚場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城中村”超越“底層”敍事所設置的社會分層和價值判斷邊界，成為“中國故事”的普遍性、豐富性的表徵。

然而，熱切而直白的社會訴求依然不是孫頻最終的意圖。《同體》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女人（馮一燈）對加害於他的男人逐步產生心理依戀並將其視為精神之父。故事的結尾，她為了保護這個男人毅然放棄了生命。充沛的細節、出色的精神分析，使得《同體》在表達社會訴求的同時，又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案例的演繹。《菩提阱》裏則講述一個屢屢被騙的女人（康萍路）最終成為龐大的非法傳銷組織的頭目的故事。這個組織的宣傳口號是：“每個人都是自己最大的陷阱”，顯然這是對她自身苦難經歷的總結。由此，一個令人絕望的衝突在敍事中展開：一方面，是社會現實中“惡”的滋生和膨脹。另一方面，是敍述者孫頻試圖用“佛家四道”的救贖之説來解釋、寬慰康萍路的悲慘經歷。所以，在現實運行邏輯的碾壓之下，《菩提阱》成為一個宗教救贖無望的故事。 ^[7] 

孫頻，1983年2月出生於山西交城，漢族，2002年9月至2006年7月就讀於蘭州大學中文系戲劇影視文學專業，2015年9月至2018年7月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創造性寫作專業。曾任職於太原市文聯《都市》雜誌社，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2008年開始小説創作，已發表中短篇小説四百餘萬字，出版有小説集《以鳥獸之名》《鮫在水中央》《松林夜宴圖》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