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性

設有一個牛頓力學方程在其中有效的座標系。為了使我們的陳述比較嚴謹，並且便於將這座標系同以後要引進來的別的座標系在字面上加以區別，我們叫它“靜系”。

如果一個質點相對於這個座標系是靜止的，那麼它相對於後者的位置就能夠用剛性的量杆按照歐幾里得幾何的方法來定出，並且能用笛卡兒座標來表示。

如果我們要描述一個質點的運動，我們就以時間的函數來給出它的座標值。我們必須記住，這樣的數學描述，只有在我們十分清楚地懂得“時間”在這裏指的是什麼之後才有物理意義。我們應當考慮到：凡是時間在裏面起作用的我們的一切判斷，總是關於同時的事件的判斷。比如我説，“那列火車7點鐘到達這裏”，這大概是説：“我的表的短針指到 7 同火車的到達是同時的事件。”

也許有人認為，用“我的表的短針的位置”來代替“時間”，也許就有可能克服由於定義“時間”而帶來的一切困難。事實上，如果問題只是在於為這隻表所在的地點來定義一種時間，那麼這樣一種定義就已經足夠了；但是，如果問題是要把發生在不同地點的一系列事件在時間上聯繫起來，或者説——其結果依然一樣——要定出那些在遠離這隻表的地點所發生的事件的時間，那麼這樣的定義就不夠了。

當然，我們對於用如下的辦法來測定事件的時間也許會成到滿意，那就是讓觀察者同表一起處於座標的原點上，而當每一個表明事件發生的光信號通過空虛空間到達觀察者時，他就把當時的時針位置同光到達的時間對應起來。但是這種對應關係有一個缺點，正如我們從經驗中所已知道的那樣，它同這個帶有表的觀察者所在的位置有關。通過下面的考慮，我們得到一種此較切合實際得多的測定法。

如果在空間的A點放一隻鍾，那麼對於貼近 A 處的事件的時間，A處的一個觀察者能夠由找出同這些事件同時出現的時針位置來加以測定，如果．又在空間的B點放一隻鍾——我們還要加一句，“這是一隻同放在 A 處的那隻完全一樣的鐘。” 那麼，通過在 B 處的觀察者，也能夠求出貼近 B 處的事件的時間。但要是沒有進一步的規定，就不可能把 A 處的事件同 B 處的事件在時間上進行比較；到此為止，我們只定義了“ A 時間”和“ B 時間”，但是並沒有定義對於 A 和 B 是公共的“時間”。只有當我們通過定義，把光從 A 到 B 所需要的“時間”，規定為等於它從 B 到 A 所需要的“時間”，我們才能夠定義 A 和 B 的公共“時間”。設在“A 時間”tA ，從 A 發出一道光線射向 B ，它在“ B 時間”, tB 。又從 B 被反射向 A ，而在“A時間”t`A回到A處。如果

tB-tA=t’A-tB

那麼這兩隻鍾按照定義是同步的。

假定，這個同步性的定義是可以沒有矛盾的，並且對於無論多少個點也都適用，於是下面兩個關係是普遍有效的：

2 ．如果在 A 處的鐘既同 B 處的鐘，又同 C 處的鐘同步的，那麼， B 處同 C 處的兩隻鍾也是相互同步的。

這樣，我們藉助於某些（假想的）物理經驗，對於靜止在不同地方的各只鍾，規定了什麼叫做它們是同步的，從而顯然也就獲得了“同時”和“時間”的定義。一個事件的“時間”，就是在這事件發生地點靜止的一隻鍾同該事件同時的一種指示，而這隻鍾是同某一隻特定的靜止的鐘同步的，而且對於一切的時間測定，也都是同這隻特定的鐘同步的。

根據經驗，我們還把下列量值

2|AB|/(t’A-tA)=c

當作一個普適常數（光在空虛空間中的速度）。

要點是，我們用靜止在靜止座標系中的鐘來定義時間，由於它從屬於靜止的座標系，我們把這樣定義的時間叫做“靜系時間”。

一運動列車，列車中間一個光信號接收器，地面一個光信號接收器，當車上車下兩個接收器重合時，車頭和車尾各自發出一個閃光，地面接收器同時收到信號，而光傳播是需要時間的，在這段時間內，車又向前運動了，因此列車中間的接收器先接收到車頭的光，後接收到車尾光，結論：不同事件的同時性不是絕對的，只是相對概念。

榮格一生中發生相當多「有意義的巧合」事件，使他一直尋求一個理論性的概念來説明這種超自然現象。一九三○年他首先使用「同時性(Synchronicity)」來描述心理狀態與客觀事件間的非因果關係。

一九五二年榮格在<論同時性（On Synchronicity）>一文中詳細定義其所要處理的概念，並簡述「同時性」這個概念所觸及到的事實：（Jung, 楊儒賓譯, 1995）

正如字源學所示，這個語彙與時間有關，説得更確切些，與同時呈現（simultaneity）的性質有關。如果不用同時呈現此一詞語，我們也可以使用兩三種事件以上『有意義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此種概念顯示的絕不只是概率的問題。

他認為同時性是一種巧合現象，並不侷限於心理的領域，可以從「心靈母體內部」與「我們外在世界」，甚或同時從這兩方面跨越進入意識狀態。當兩者同時發生時便稱為「同時性」現象。（Stein, 朱侃如譯, 2001:258）他使用synchronicity這個字，屬名詞，指一種品質，與形容詞synchronous有很大的區別。(Hannah, 李亦雄譯, 1998:162)包括三個範疇：

1．內心事情與外界事情同時發生，例如實際事情與夢中事情相似。

2．擴大我們與世界的關係，而找到更廣大的意義。

3．人在內心尋找意義，如預言等等。

這並不是要提高自我意識，而是要幫助我們改變自身以適應世界，因為宇宙的變化並不是為我們設想的。（Hannah, 李亦雄譯, 1998:164）榮格自己舉了一個相當出名的例子來詮釋「同時性」：

一位年輕女病患做事總想扣兩端以執中，任何事都要求好，結果總是做不到。問題癥結在於懂得太多，受的教育相當好，擁有一種高度明亮潔淨的理性主義，她的阿尼姆斯很僵硬而邏輯化。榮格數度嘗試想軟化她的理性主義，治療很久都沒有起色，不得不盼望某些不可預期且是非理性的事情會突然出現，方可粉碎她用以封閉自己的理智。

直到有一天那個女病患説她做了一個印象極為深刻的夢，説有人送給她一隻金甲蟲。當時榮格就聽到背後的窗子有輕輕拍打的聲音，轉身便看到一隻相當大的正在飛舞的金甲蟲正飛撞窗欞，試圖進入這黝暗的房間，此事頗為怪異。

榮格打開窗子，那隻昆蟲飛了進來，隨手把它捉住，將它交給病患，並説：「這就是你的甲蟲。」那個女病患根本不知道金甲蟲是古埃及「再生」的象徵。但是一隻普通的金甲蟲飛進來的巧合，突然賦予她的夢新的意義，幫助突破她過於邏輯化的阿尼姆斯外殼，此一經驗洞穿了她的理性主義，打碎了她理智抗拒的冰牆，而後治療就持續下去且成效顯著。（Jung, 楊儒賓譯, 1995）

大多數類似這樣的同時性事件通常與某個原型有直接的心靈關係。同時性是突破時空限制的一種巧合。意識、時間、空間是相對的。同時性並非是依靠時間存在的客觀事實。榮格認為同時性具有「非因果性原理」，換句話説同時性是通過條件、同等價值或「意義」而產生的非常態關係。(Hyde, 蔡昌雄譯, 1995:155-157)

同時性也是事件因果關聯的原則，指個體內在心靈事件與外在物理事件同時發生的一種意義重大的巧合。因此，自己的夢境同時也在真實生活中成真，或者是許多相似的事件重複地發生（某個意象在生活中的不同場景中出現）。這種巧合並不是隨機的，榮格認為與人類無意識中的活動著的原始意象緊密關聯。

同時性表達了榮格的一元世界觀，他有意把原型與組合同時性的「運作者」等同看待，並推定這類巧合的基礎是建立在產生心靈意象及物理事件的組合者之上。（Stein, 朱侃如譯, 2001:270）以榮格的假説來論，這組合者與運作者極大可能是原型。因為原型具有超越性功能，只有這超越性才能讓心與物合一；也只有這超越性才能使內在心靈與外在世界聯動。把這個性質放到心靈現象的結構中去，就可以解釋心靈現象發生的原因與運作的軌跡。

1952年以後，榮格明顯認同其理論與超心理學的關係。其同時性的想法正是佛教中的「因果同時」，意指沒有時間性的經過，因與果同時發生。榮格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偶然」，他似乎是根據過去冗長的經驗做假定，而且有意義的偶然的相互重疊是患者痊癒時的一大契機。

榮格曾舉自己的實例：（Jung, 楊儒賓譯, 1995）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號清晨，我記下一件雕刻作品，其間含有半人半魚的圖像。然後午餐，餐桌有魚；還有人提及使某某人變成四月魚（aprilfish）的風俗。下午時刻，有人展示給我看一幅刺繡，內有海怪及游魚的圖式。隔日清晨，我看了一位老病患，她十年內頭一次來拜訪我，就在前晚，她夢見了一條巨魚。

幾個月過後，我利用這一系列的事件，撰寫一篇篇幅較大的著作。寫就之後，我信步走到屋前湖泊旁，這地方當日早上我已走了好幾回，可是此次卻發現一尾一尺長的魚橫躺在防波堤邊，由於沒有其他的人士在場，我不曉得這尾魚怎麼能在這裏出現。

這樣的巧合，很難不使人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這組系列裏的事件相當多，其性質也相當特殊，它幾乎不可能發生的。我相信這雖是一組概率的集合，但它絕不僅僅重複而已。

他又説：（Jung, 楊儒賓譯, 1995）

在某些時候，我們難免會有些印象，意即對未來的事件我們可以有種預知的能力，有些情況是時常發生的，比如：當我們想到可能會在街頭遇到老友時，情感真是難以抑止，可惜大失所望，所碰見的只是個陌生人，然而，當拐個彎時，卻赫然和他本人碰面了。這樣的例子並不難找到，而且絕非異常，可是我們通常都是在剎那的驚訝後，隨之迅速忘掉。

榮格也提到例如車票號碼的巧合、偶然想連絡的友人的電話號碼、以及電報號碼有時會碰巧重疊，這種偶然的重疊對治療患者有效果，榮格因此認為時間與空間中有某種心理上可以調整的關係，他更進行與占星術或易學有關的實驗，並發表書籍。這也是榮格晚年的學説廣受質疑的主要原因。（秋山智子, 1970）

自從榮格體會到《金花的秘密》後，他開始對鍊金術產生興趣，對榮格來説這也是具有同時性的象徵，因為它與榮格描繪的曼陀羅經驗很相似。在道家思想的影響下，榮格不再把印度的軍荼利（kundalini，即瑜珈）冥思看作是生物學體系，更不膚淺地視其為一種體操而已，他比較了曼陀羅與靜修法，把「金花（華）」視為自我完整性的模型。

這一事件本身就包含著兩個方面：曼陀羅的象徵性和同時性原則，即唯一的宇宙的雙重表現----心理學和超心理學的表現。實際上榮格感受到，在與唯一的宇宙遭遇時的一瞬間，個人體驗到強大的作用。

若是以一般心理學角度來看，同時性在榮格的概念中是一個最抽象、最難以捉摸的概念。榮格把同時性描述為「兩種或兩種以上事件的意味深長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其中包含著某種並非意外的或然性東西」。（Jung, 1969:520）事件之間的聯繫不是因果律的結果，而是另一種榮格稱之為非因果性聯繫的原則（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其決定性因素是意義，是來自個人的主觀經驗：各種事件以意味深長的方式聯繫起來，即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活動之間、無形與有形之間、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間的聯繫。（Moacanin, 江亦麗等譯, 1999:62）而非只是巧合。

這種結合[1]只有在沒有自我意識介入的時刻才能發生。它不是在精神的無意識中孕育，而似乎走出精神本身秘密設計。這些比率或大或小的同時性活動，發生在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但正如夢一樣，如果不注意識別它們，它們就仍然是無意義的。

榮格在發展他的同時性概念時，把它與現代理論物理學的一些發現聯繫起來。從理論物理學中我們已經得知：因果性和預測在微觀物理世界中已不再真確。（Jung, 1969:421-422）他得出結論：「在微觀物理學和他的深層心理學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背景。」（Jung, 1977:538）同時，榮格回顧中國古代哲學，認識到同時性和不可名狀的「道」這一觀念之間的對應。（Moacanin,江亦麗等譯, 1999:63）

事實上，正是《易經》及其方法對榮格的同時性概念的發展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榮格就曾親自試驗過《易經》的方法。事實上理性科學與直觀哲學這兩種看來似乎是對立的構想決不是互相矛盾的。按照榮格的看法，《易經》是一種意識和無意識交流的儀式，它通過「數」的組合而成的卦相來顯示無意識所給予的暗示。數在所有的文明中都曾被認為具有神秘的屬性。

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他的著作《物理學之道（The Tao of Physics）》中談到這一點，並論證説，在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仙主義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似性。理論物理學的發現揭示了宇宙是一個和諧統一的過程，是相互聯繫的元素所組成的動力網。這正是佛教與道教哲學的根本思想。

榮格認為同時性事件旨在「一切存在形式之間的深刻和諧」。（Jung, 1959:261）因此，一旦體驗到這種和諧，它就變成一種巨大的力量，給予個人一種超越時空的意識。

按照宋非（http）的理解，榮格的意識與無意識系統與中國的陰陽思想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對應關係。集體無意識對應於無極，也就是完全未分化的狀態，在這一狀態中，時間與空間尚未出現；而個體無意識則對應於陰；個體意識則對應於陽；無意識和意識合而為太極。而榮格所説的人的外在和內在世界的同一性與中國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沒有任何區別。

在中國思想中，無意識（陰）和意識（陽）間沒有出現像西方的極大的二元分裂，而是兩者互相糾纏與衝突又互相包容，正像太極圖所顯示的那樣。因此在此理論基礎上，榮格的同時性亦即是陰陽兩種內涵的同時呈現，並非無意義的巧合。例如我們在街上走路，突然想起某位朋友，結果在轉個彎時就遇到這位朋友，正是古人所言「説曹操，曹操就到」的情境，這是榮格的同時性表徵，具有我們意識裏不知的意義。

[1]結合（conjunction）指在夢境中，個體與他者相遇，特別是與敵人相逢，他通常象徵著個體會有正向的發展。也可以用來指稱在治療關係中的治療者與被治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