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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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會議開了幾天？開得怎樣？彙集的那三十三個問題，我都看了。還有什麼問題嗎？ ^[1] 

有人提出作家對官僚主義者了，能不能把他們的結局寫成失敗，寫成死?官僚主義當然應該批評。有個電影叫《榮譽屬於誰》，裏面有一個鐵路局長，是個官僚主義者，可是他的局長還照樣當，這樣的幹部應該撤職。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學習。這部電影裏那樣寫這個局長，叫做不徹底，缺乏徹底性，反官僚主義應該徹底。 ^[1] 

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現在還沒有展開。中央委員會要開一次會，發一個指示，今年準備，明年開始，這也要有一個醖釀時期。決議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來。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什麼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認識還不一致。整風開展起來，那時候就好批評了。現在剛剛批評一下，陳其通等就發表文章，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1] 

整風，整主觀主義，重心放在教條主義；整宗派主義，他們總是想一家獨霸，他們總是覺得六億人口太多了，少一點才好；整官僚主義，多得很。好幾年沒有整風了。 ^[1] 

在座的，有些是黨內的，也有黨外的，共產黨的道理你們也懂得一點，就是要推動，要統一思想，要有共同語言。不然你説官僚主義，他説不是。你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説不放；放了一點，有些不好的東西出來，就慌了手腳。總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們主張百花齊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現在百花齊放的環境還沒有造成。 ^[1] 

從彙集印發的那三十三個問題，可以看出來問題很多。要求答覆，一個人怎麼答覆得了?我看還是大家自報公議，一個人念，大家討論，大家答覆。 ^[1] 

有一種看法，實際上是認為思想不能指導創作，這種看法跟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正確看法有關係。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大概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在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時間內，只要不搞秘密小團體，可以你寫你的，各有各的真實。這裏邊，當然還要有幫助。對馬克思主義有真正贊成的，有勉強贊成的。對改變社會制度也是這樣，比如民族資產階級，你把他的生產資料拿來共產了，他心甘情願嗎？總有些勉強，當然也有不大勉強的。改變社會制度，從私有到公有，從個體到集體，幾億人口，總有勉強的。 ^[1] 

總而言之，制度的變化，是一個大變化。迫於全中國的大勢所趨，有些人不得不勉強贊成。現在思想這樣混亂，彙集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就是社會基礎變動而來的反映。我國過去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把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打倒以後，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和幾億人口的小資產階級，要改變所有制。知識分子，按出身説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弟，當然還有大、中、小的區別。按全國六億人口計算，如果説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識分子，那就有六百萬人。知識分子也不一定都是進過大學的，蕭楚女就什麼正規學校也沒有進過，他是靠自學的，也是知識分子。全國知識分子就算五百萬吧，五百萬裏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有十分之一沒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萬。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並且相當懂得，用來指導行動。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不算是懂得馬克思主義。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藝界有多少這樣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 ^[1] 

還有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牴觸的，其中有些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不只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但他不是特務，又不拿刀子殺人，他就是發牢騷，有時也寫點文章。這樣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這些人多數不説話，沉默地抵抗。恐怕這兩頭都沒有十分之一，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沒有十分之一，掛名的不算，教條主義的不算，牴觸馬克思主義的也沒有十分之一。對馬克思主義，黨內有不信的，黨外倒有相信的。現在兩頭去掉，剩下中間的還有百分之八十左右，還是大多數。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馬克思主義，用它來指導創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怎麼辦呢？只好讓它發行，只要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馬克思主義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條主義的，人家不要看。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要好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哪怕少一點，有那麼幾部，寫得較好，用幾十年工夫，去影響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作品是為工農兵服務的。 ^[1] 

有人説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為工農兵服務是不錯的。你不為工農兵還為誰？資產階級也要改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也要是工人階級，你説不要為他們服務，中國就沒有其他人了。 ^[1] 

有人説文藝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藝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兩種，一種要目的的，一種不要目的的，行不行？總之，對人民的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要人服，就要説服，而不能壓服。文學藝術家恐怕也要經過一個鍛鍊的過程，有些人還是不自覺的，沒有經過鍛鍊。有些主張文藝不要目的的，其實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這個目的，在無目的掩護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目的。 ^[1] 

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一個範疇。若論出身，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反動起來，也很厲害。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蠻革命，我也是算在這個範疇之內的。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有的人後來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如何區分法，我看很難。 ^[1] 

報紙、廣播、文工團、劇團、文學藝術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説，“不講教育，説娛樂好了”，這也可以，但是你演戲，總要影響人。所以教育者首先應當受教育，這是馬克思講的。我們這些人應當受教育，説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腳的。這些教育人的人，他們從事的工作，整個説來，是教育人的過程，要幾十年，把六億人口教育好。 ^[1] 

蘇聯十月革命後，教條主義也厲害得很，那時的文學團體“拉普”曾經對作家採取命令主義，強迫別人必須怎樣寫作。但聽説那個時期還有一些言論自由，還有“同路人”，“同路人”還有刊物。我們可不可以讓人家辦個唱反調的刊物?不妨公開唱反調。蘇聯那時有人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路人”，可見這一點同我們今天是不同的。開頭幾年還可以唱反調，有些言論自由，以後就只許講黨和政府的好話，不許講壞話，不能批評，搞個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兩種矛盾混淆起來了。我們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採取他們的辦法，我們採取有領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還沒有造成放的環境，還是放得不夠，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鳴而不敢鳴。陳其通他們四人的文章，我就讀了兩遍，他們無非是“憂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亂。應該估計到中國的情況，兩頭小中間大，小資產階級那麼多，無非是思想混亂，要求解答問題。 ^[1] 

我説這些話，是想和同志們交換意見，看看客觀情況是否如此。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在知識分子中佔十分之一――五十萬，有沒有這麼多?不信的，那麼多，這不能強迫。假如經過三個或者四個五年計劃，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又不是教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那就好了。 ^[1]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瞭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説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1]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捱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説。上次我曾講了薛仁貴、孫行者的事。薛仁貴害了病，打勝仗，功勞掛在別人身上。對孫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個人英雄主義蠻厲害，自稱齊天大聖，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馬温”，所以他就大鬧天宮，反官僚主義。我看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都有，張士貴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都有。 ^[1] 

文藝批評怎麼樣了？這也要看到知識分子是兩頭小、中間大這個基本狀況，這就是為什麼要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緣故。為什麼有人怕放呢?就是沒有看到大多數知識分子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經過他們去教育中國幾億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學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弟，中學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們要誰呢？這些人是可以教育過來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信心。文藝批評問題，我想提出來談談。這方面的文章我讀得不多，讀了一點，感覺恰當的批評不多，經過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談過的，真正是對作家有所幫助的，不是罵一頓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評粗暴得很。對待這類批評，魯迅有個辦法，就是不理。現在文藝批評可以説有三類:一類是抓到癢處，不是教條的，有幫助的；一類是隔靴搔癢，空空泛泛，從中得不到幫助的，寫了等於不寫；一類是教條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礙文藝批評開展的。是不是這樣？ ^[1] 

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着幫助他嘛!要批評一個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評人談一談，把文章給他看一看，批評的目的，是要幫助被批評的人。可以提倡這種風氣。 ^[1] 

《新觀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記》的文章，你們看過沒有?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我對他描寫喝茶的人有些興趣，他的文章説在那裏喝茶的羣眾不會喝茶，可是他們還喝得很有一股勁。他還批評這個茶館合作社經營得不好，有缺點，這個批評是對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經過公私合營與合作化以後，把原來的許多優點都丟掉了，這以後應當整頓。但是他輕視那些喝茶的羣眾是不對的，這就是“君子”、“小人”的觀點。“君子”在那裏喝茶，“小人”也來了，文章就顯得這個作家在羣眾中落落寡合的樣子。 ^[1] 

駁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個姚文元，寫得還是比較有説服力的，我還看得下去。還是要幫助姚雪垠。無論資產階級思想也好，小資產階級思想也好，在知識分子中還是佔大多數的，他們還沒有跟羣眾打成一片。我看還是跟工農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寫什麼呢?光寫那五百萬知識分子，還有身邊瑣事?不能永遠只寫這些人，這些人也會要變的。文藝作品，總是要寫點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關係。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寫寫申新九廠，寫寫那個資本家榮毅仁，你要寫榮毅仁，就得寫他跟工人的關係。也可以允許一部分人就寫他自己的身邊瑣事，他又不去跟工農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寫，你有什麼辦法呢?這麼大個國家總會有這些人的，這也是客觀存在。但我們還是要幫助他，影響他，他不接受也沒有辦法，可以出他的書。 ^[1] 

體驗生活也有各種各樣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給知識分子。現在有些知識分子下去體驗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災難，特別是有名的工廠和農業合作社，就怕你來調查我什麼，我就是不告訴你。老百姓有各種各樣的辦法對付你。有些地方“記者成災”。 ^{[1]  [2]} 

中國自覺的文學批評的歷史是從哪裏開始的呢?從曹丕的《典論·論文》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開始的吧!以後有《文心雕龍》等。韓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實他那個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沒有什麼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説好的，他説壞，人家説壞的，他説好。《昭明文選》裏也有批評，昭明太子蕭統的那篇序言裏就講“事出於沈思”，這是思想性；又講“義歸乎翰藻”，這是藝術性。單是理論，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藝術性。 ^[2] 

大家反映作家職業化後，有些書因紙張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來，影響作家的生活。作家協會能不能自己搞個印刷廠？撥一些機器給你們，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學家的著作，一時不能印出來，他們還有大學和科學院發的薪金可以維持生活。作家則不同，他們是靠版税稿費生活，若是書籍雜誌沒有紙張印不出來，他們沒有稿費收入，就無法生活。我説作協自己辦一個印刷廠，當然不是要老舍、巴金先生去辦，而是周揚、沈雁冰他們籌劃去辦。

去年，我們一年攝製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萬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國六億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們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2] 

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過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 ，曾受到批評，那沒有什麼，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 ^[2] 

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你們回去就傳達，就要貫徹，不要等三中全會作決定。地委書記、地區專員以上的幹部約一萬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都很難説，其餘十分之九還是不贊成的，這些都是高級幹部呢！ ^[2]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這次會議一時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結論，也用不着緊張，可以研究討論。 ^[2] 

關於繼承文化遺產問題，我並不贊成牛鬼蛇神，可以讓它演出來，批評一下。文化遺產中有許多毒素和糟粕呢!對一些傳統劇目過去我們禁了幾年，別人有些反感，現在開放了，也可以批評，但批評要説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戲，看看也可以，我們看的《封神演義》不是牛鬼蛇神嗎?社會上有牛鬼蛇神，劇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國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來看看也沒有什麼可怕。許多青年都不懂什麼是牛鬼蛇神，讓他們看看也不要緊。拿個更好的東西來代替它當然很好，但還拿不出來，就讓它演吧!對牛鬼蛇神，戲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2] 

放一下就大驚小怪，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鑑別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樣驚慌？你説《詩經》《楚辭》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詩經》第一篇是不是《吻》這類的作品？不過現在發表不得吧？那《詩經》第一篇，我看也沒有什麼詩味。不要因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 ^[2] 

“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簡稱的音譯。成立於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二年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定》，解散“拉普”，成立蘇聯作家協會。 ^[1] 

薛仁貴（六一四――六八三），即薛禮，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將軍。 ^[1] 

張士貴（？――約六五六），本名忽峍，虢州盧氏（今屬河南）人，唐代將軍。 ^[1] 

王蒙，一九三四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於北平（今北京），作家。當時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三區（東四區）委員會工作。一九五六年發表短篇小説《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受到錯誤批評。 ^[2] 

姚雪垠（一九一○――一九九九），河南鄧州人，作家。當時在武漢市作家協會工作。 ^[2] 

姚文元，一九三一年生，浙江諸暨人。當時在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工作。 ^[2] 

榮毅仁，當時任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 ^[2] 

曹丕（一八七――二二六），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國時期文論家、詩人。 ^[2]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曹操之子，三國時期文學家、詩人。 ^[2] 

韓愈，唐代文學家、哲學家。 ^[2] 

蕭統（五○一――五三一），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蕭衍之子。公元五○二年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諡號昭明。編有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文選》，後人習稱《昭明文選》。 ^[2]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市人，作家，當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巴金，一九○四年生，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當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2] 

周揚（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桐鄉人，當時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2] 

趙丹（一九一四――一九八○），山東肥城人。當時是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曾主演電影《武訓傳》。 ^[2] 

孫瑜（一九○○――一九九○），四川自貢人。當時是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曾編導電影《武訓傳》。 ^[2] 

《草木篇》，流沙河寫的一組散文詩，發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創刊號。 ^[2] 

《吻》，曰白寫的一首詩，發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創刊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