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萬·吉拉斯

1911年6月4日生於黑山（舊譯門的內哥羅）科拉欣附近的一户農民家庭。黑山族人。早年在貝拉內接受小學至高中的教育，在中學時代積極從事詩歌和歌曲的創作，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1929年就讀於貝爾格萊德大學，主修哲學和法律。在大學讀書期間，接受資產階級學説的影響，同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在左派學生團體中極為活躍。1932年9月加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青年團，從事大學生的宣傳工作和解釋工人運動和共產黨的目標和任務。1932年底成為南斯拉夫共產黨預備黨員，1933年4月正式加入南斯拉夫共產黨。

1933年大學畢業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同年，因參加反對王室的示威，被當局逮捕，判處徒刑三年。在斯雷姆斯卡米特羅維察監獄服刑期間，翻譯了三部高爾基的長篇小説和十部短篇小説，還翻譯了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並且撰寫他的小説《涅戈什的傳説》。1937年初，出獄後不久，同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南共中央總書記約瑟普·布羅茲·鐵托在薩格勒布首次會面。1938年接受黨的委託，組織志願者赴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戰爭（西班牙內戰），同年經鐵托提名，當選為南共中央委員，以加強黨的領導。1940年10月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機構核心成員，主管宣傳和鼓動工作。

1941年4月德國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後，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薩格勒布會議確定了開展武裝鬥爭的方針，成立以鐵托為首的軍事委員會，吉拉斯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6月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最高司令部成員。1941年7月參加南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會議，被委任為中央委員會全權代表，與阿方索·約萬諾維奇等同志在黑山組織和領導人民進行武裝鬥爭，任黑山、博卡、桑扎克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總司令部政治委員，是黑山“七·一三”反法西斯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41年10月調回最高總部，在烏日策共和國負責並參與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戰鬥報》的編輯工作。1941年11月德軍第一次反南斯拉夫游擊隊攻勢（第一次敵人進攻）後，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主力撤退至桑扎克地區的茲拉蒂博爾。1942年3月一度重新回到黑山工作。之後，他在波斯尼亞克拉伊納領導《戰鬥報》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並監管南共中央委員會的《無產者報》的工作，製作最高司令部通報，他曾在“自由南斯拉夫”廣播電台發表文章，介紹在黑山、黑塞哥維那和斯洛文尼亞開展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運動。

1942年11月在比哈奇會議上當選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委員，1943年11月在亞伊策會議上當選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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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受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最高司令部委派，吉拉斯和韋利米爾·泰爾齊奇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爭取蘇聯承認南斯拉夫全國解放委員會為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爭取蘇聯對南共領導的南斯拉夫游擊隊的物資援助。在莫斯科期間，他們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等蘇聯和共產國際領袖舉行會晤。

1944年秋，吉拉斯和鐵托、愛德華·卡德爾、亞歷山大·蘭科維奇等南共中央領導人以及康斯坦丁·科查·波波維奇、佩科·達普切維奇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主要將領與蘇聯駐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科爾涅耶夫將軍在貝爾格萊德舉行會談。鑑於蘇聯紅軍進入南斯拉夫，不久便發生多起侵犯居民利益的不法行為，在會晤中，吉拉斯以尖鋭的言詞指出：“我們的敵人正利用這事來反對我們，並把紅軍士兵的暴行與英國軍官的行為相對比，英國軍官倒沒有這樣過分。”提請科爾涅耶夫注意某些蘇聯士兵和軍官的有損於紅軍威信的不軌舉動。

1945年4月，吉拉斯和鐵托率領南斯拉夫黨政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與蘇聯簽署了有效期為20年的《蘇南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以及有關貿易協定，同時也是為了彌合雙方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所出現的爭執。

1945年3月7日——1945年4月17日任南斯拉夫民主聯邦臨時政府黑山部長（相當於黑山政府總理），1945年4月起任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聯邦政府不管部長。

1947年9月，卡德爾和吉拉斯作為南共代表出席蘇、波、捷、匈、保、羅、南、法、意等歐洲九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在波蘭召開的會議，會上決定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此時，南蘇關係已日趨緊張。1948年1月，據稱斯大林親自提名由吉拉斯率領代表團去蘇聯，以便協調兩國政府對阿爾巴尼亞的政策。吉拉斯、斯韋託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科查·波波維奇等代表團成員從貝爾格萊德乘火車經羅馬尼亞抵達莫斯科。此次訪蘇以及同斯大林的會見，給吉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對蘇聯的不滿情緒。

1948年蘇南衝突期間，他是鐵托的主要助手，起草了南共答覆情報局的文稿。1948年6月28日，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布加勒斯特會議（南共未出席）通過了《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並宣佈南斯拉夫共產黨被開除出情報局。當天晚上，吉拉斯起草對情報局決議的答覆稿。次日，即6月29日，鐵托主持召開南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這一措詞尖鋭的文件，拒絕情報局的指控，重申對自己領導人的信任。南共中央機關報《戰鬥報》同時刊載了情報局和南共中央的兩個文件，讓人民羣眾作出判斷。

1948年7月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併兼任中央宣傳和鼓動部部長。1949年4月當選為南斯拉夫人民陣線主席團副主席。1952年11月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南斯拉夫共產黨改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吉拉斯當選為南共聯盟中央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書記，負責思想宣傳工作。1953年1月26日當選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副總統，1953年12月25日當選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主席。這一時期，他成為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被視為鐵托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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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以後，吉拉斯同鐵托等領導人在如何改革南斯拉夫政黨體制、擺脱蘇聯模式的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1953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布里俄尼島舉行（布里俄尼全會），南共聯盟六屆二中全會譴責官僚主義的同時，更加強調了思想自由化的危害，指出各種假冒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思想自由的名義下流行起來，造成了個別共產黨員政治敏鋭性減弱，並提出了要“經常把一切妨礙共產主義者聯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團結的分子清洗出來”。對此，吉拉斯認為鐵托是在開民主化改革的倒車。

吉拉斯在1953年10月和1954年初在《戰鬥報》和《新思想》雜誌上發表一系列署名文章，在批判斯大林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勢力和發揚民主的幌子下，要求取消“黨的壟斷”，實行多黨競爭，成立像“辯論俱樂部”、“自由人同盟”之類的組織。在這一系列文章中，吉拉斯首先把矛頭對準了南共聯盟內部的官僚主義，認為官僚主義是南斯拉夫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主要的威脅。官僚主義已經擴散到了南共聯盟和國家的所有組織機構中；更重要的是，它產生於社會主義體制本身，是“處於社會主義的現實目的，每天都出現的力量”。

他説“像現在這樣的共產主義者聯盟”，是民主的主要障礙，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列寧主義式的黨和國家（以黨為基礎的獨裁政權）已經過時了”，“此刻所需要的是黨對社會生活壟斷的削弱”，“黨、青年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專職工作人員是多餘的，他們構成了一個官僚主義制度”。他要求把“官僚主義的形式改變成為真正民主的形式”即改變南共聯盟的性質，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和議會民主。

吉拉斯的激進改革觀點在南斯拉夫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鐵托大為震怒。1954年1月10日，鐵托主持召開了南共聯盟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會議，在關於吉拉斯的問題上與南共聯盟其他領導人統一了意見。會議決議指出：鑑於吉拉斯的觀點已經在黨員、幹部和羣眾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亂，中央執委會決定召開一次非常全會來討論吉拉斯的問題。會議還指出，吉拉斯的觀點只是其個人觀點，並且與其他中央執委的觀點相牴觸，與南共聯盟六大和六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相牴觸。

1954年1月16—17日召開了鐵托主持的南共聯盟六屆三中（非常）全會，全會嚴厲地批判吉拉斯的錯誤。鐵托指責吉拉斯把本應只能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討論的、事關南共聯盟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重大問題交給了非黨員羣眾討論，嚴重脱離南斯拉夫社會主義發展的實際，“取消共產主義者聯盟和破壞紀律，是要使我們黨的統一和我國的統一遭受巨大的損失”。

卡德爾把吉拉斯的錯誤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錯誤地估計了南斯拉夫的階級關係，認為南斯拉夫的工人階級已經起到了應有的歷史作用，工人階級“不僅是已經不再需要，而且也根本沒有了”。二是把社會主義民主制簡化為自由討論。從本質上看，吉拉斯的民主觀是庸俗的無政府主義，而這種無政府主義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危害比官僚主義更大。三是根據自己的想象誇大了官僚主義的力量。吉拉斯對官僚主義的分析不是依據南斯拉夫的社會發展狀況，而是把蘇聯的公式簡單地轉套到南斯拉夫。莫薩·皮雅傑、克爾斯特·茨爾文科夫斯基等南共聯盟領導人紛紛對吉拉斯進行批判。

最終，南共聯盟中央委員會決定撤銷吉拉斯的黨內一切職務。南共聯盟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三次（非常）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決議》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處理了米洛萬·吉拉斯事件。經認真討論，根據吉拉斯同志1953年10月11日到1954年1月7日在《戰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的意識形態觀點和政治觀點，以及考慮他近幾個月來的表現，會議作出如下決定：1.米洛萬·吉拉斯在文章中表達的觀點本質是與南共聯盟六大采取的政治路線相違背的；2.由於吉拉斯在共產主義者聯盟中的地位，這些觀點在公眾中產生了極大的混亂，並嚴重損害了共產主義者聯盟和國家的利益；3.吉拉斯同志這些偏離中央委員會和全體共產主義者聯盟盟員的觀點和行為使他脱離了實際工作，併為破壞南共聯盟的意識形態統一、組織團結以及取消南共聯盟提供了政治基礎。有鑑於此，南共聯盟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開除米洛萬·吉拉斯中央委員會的職務，剝奪其在南共聯盟中的所有職位並給予最嚴重的警告處分。”

隨後，吉拉斯辭去聯邦國民議會主席職務，1954年4月19日宣佈退出南共聯盟。吉拉斯事件後，南共聯盟中央作出決定：領導人未經授權發表的言論和文章，只能代表他的個人觀點，由他個人負責，不是他所在的領導機關的意見和決定，下級機關沒有執行的義務。

1954年12月，吉拉斯因對美國記者發表攻擊南共聯盟領導人的言論，以“進行敵意宣傳”罪被判刑一年半（未執行）。1956年12月在美國刊物上就匈牙利事件發表於南共聯盟實行政策相悖的言論，被判處三年徒刑。1957年他的《新階級》一書被偷運出境並在美國出版，被追加七年徒刑。1961年1月假釋出獄。次年因在西方發表《同斯大林的談話》，南斯拉夫當局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判處他五年徒刑，並要求服完原判罪中尚未服完的三年另八個月徒刑。1966年12月獲大赦，提前釋放，但規定五年內不準公開發表他的任何作品。

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發生後，他獲准出訪英、美、澳。回國後，繼續發表反對南共聯盟的言論和著作，被禁止出國和禁止在國內出版他的任何著作。1979年他接受英國記者喬治·厄班的訪問。談話內容廣泛，長達數小時，除闡述他原有的政治觀點外，還對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發表一系列觀點。同年即因支持非法刊物出版，被罰款一萬南斯拉夫第納爾。1980年鐵托逝世前夕，吉拉斯出版《鐵托內幕故事》一書，稱鐵托是“偉大的、具有很大獨立性的政治家”，同時又對他進行了批評。南斯拉夫輿論隨即開展大規模的“反吉拉斯運動”。1984年4月參加反對派集會，遭內務部逮捕，後又獲釋，此後一直居住在貝爾格萊德。

1995年4月20日，吉拉斯在貝爾格萊德病逝，享年84歲，葬於家鄉墓地。

米洛萬·吉拉斯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從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變為一個激烈的反對派，但他既不同於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也不同於納吉·伊姆雷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更不同於萊赫·瓦文薩、瓦茨拉夫·哈韋爾、熱柳·熱列夫、薩利·貝里沙之流。吉拉斯從“斯大林主義者”到“鐵托主義者”最終轉變為“烏托邦社會里的獨行者和異見者”，他以共產黨核心領導人和理論家的身份對社會主義體制進行激烈的批判。

吉拉斯曾積極擁護斯大林的主張，蘇南關係破裂後，轉而強烈抨擊斯大林。在1948年時作為南共主要領導人的吉拉斯認為，南斯拉夫的革命已經成功，羣眾已深深地被南斯拉夫式的社會主義所迷住，對南斯拉夫式的社會主義模式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他們不再需要黨政治上的教導，大膽地向美好社會躍進的時機已經來臨。認為黨應該和國家一樣把權力交給人民羣眾，把黨視為馬克思主義論壇一樣的組織，只負責討論新的社會主義觀念，黨需要把這些觀念提交民眾，由民眾自主決定是否採納。認為民主集中制也已經過時了，反對繼續實行民主集中制。在奪取政權時，民主集中制是有用的，而在政權已經穩固的情況下，民主集中制只會干擾民主化的進程。如果南共聯盟不能把權力真正交給人民，官僚主義的規律就會重新起作用，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就會喪失。

吉拉斯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幾項內容。第一，以“人人平等”、“人人有份”為基本原則，對資產階級成員也是如此。第二，以法律保障民主制度，不能以階級鬥爭的名義把行政權力放在司法權力之上。“無視法律、把階級鬥爭置於法律之上，會破壞法治和民主。政權機關（主要是法院、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的責任不是加緊階級鬥爭，而應該是維護和執行法律。”社會主義的任何行為都必須以法律為準繩。第三，以自由討論促進民主制度的建設。第四，放棄列寧主義的黨和國家。列寧主義的黨和國家的理論只適用於革命時期，“革命的形式一旦終止，民主一旦開始，不論在何處，列寧主義式的黨和國家必然過時”。

1953年下半年開始陸續發表反對黨內官僚主義的文章，1954年提出取消共產黨的主張。在受到南共聯盟中央的譴責後，更加強烈的提出資產階級多黨制民主的主張，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新階級》一書中指出，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被消滅了，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階級卻形成了；這個新階級，這一羣政治官僚所擁有的權力比以前歷史上的任何階級更為完全。共產黨製造了這個新階級，而且共產黨是這個階級的核心和基礎，這個階級靠共產黨長成並變得越來越強，而共產黨卻越來越弱。當新階級在新社會確立其權威地位後，他們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建立起對整個社會的獨佔，而對工人階級和貧民的興趣只限於利用他們去擴張生產。吉拉斯認為，在黨內連絲毫的自由也沒有；社會主義的政權乃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潛存的內戰的一種形式，是現代極權主義的一個類型。進入20世紀80年代，吉拉斯仍然積極宣傳他的反對共產黨的多黨制民主主張。

吉拉斯反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南斯拉夫解體和民族衝突，但他在80年代預言，分手會發生。 1981年，他預言，南斯拉夫將會由於鐵托式官僚主義的倒塌帶來種族和民族主義而瓦解：

“我們的體系建立在鐵托個人管理上。既然鐵托走了，嚴峻的經濟形勢要求更大的權力集中。但這種集中不會成功，因為它將剝奪各共和國的政治權力基礎。這不是傳統的民族主義，而是更加危險，各地的官僚不會放棄他們自身經濟利益。這將導致南斯拉夫開始崩潰。”

“鐵托靠他的專斷的優勢和權威保證了和諧，現在，只要有最微小的分歧，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動亂。”“米洛舍維奇仍然有可能...保住一個聯邦。最終可能會像英聯邦，一個鬆散的邦聯的貿易國。但首先，恐怕會有民族戰爭和叛亂。有如此強烈的仇恨在這裏。”

“米洛舍維奇在塞爾維亞專制挑起真正分離。記住黑格爾説，歷史總是重複兩次，一次是悲劇，一次是鬧劇身。我的意思是説，當南斯拉夫解體時，外面的世界將不會干預，因為它會和1914年一樣。 ...南斯拉夫是共產主義實驗的解體，我們會比蘇聯解體走的更遠。”

吉拉斯於1988年就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問題接受新保守主義雜誌的採訪。吉拉斯將戈爾巴喬夫的行動形容為一個“嚴格的必要性。他們已經認識到，而在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國共產黨意識要早得多，即共產主義行不通。它既不是在經濟層面，也不在工作滿足人類基本需要和自由的水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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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天的角度客觀地看待和分析“吉拉斯事件”。吉拉斯與鐵托在南斯拉夫改革道路上的分歧代表了改革蘇聯模式的兩種思路，即通過激進的民主方式徹底擺脱蘇聯模式，還是進行有限的改革以適應現實需要。對照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吉拉斯和鐵托的改革思路各有利弊。

吉拉斯倡導的通過加速南共聯盟“消亡”的方式來摒蘇聯模式的主張有其嚴重缺陷，而鐵托有限改革蘇聯模式的做法也為後來南斯拉夫政治危機埋下了隱患，最終導致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的失敗，南共聯盟消亡和聯邦國家解體。吉拉斯主義的問題就在於“劍走偏鋒”，過於理想化，嚴重脱離客觀實際。在當時的客觀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如果無視客觀實際冒進改革，取消南共聯盟的領導，帶來不會是吉拉斯理想中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而只能是無序和混亂。

米洛萬·吉拉斯是南斯拉夫人民軍中將，曾榮獲南斯拉夫人民英雄勳章、人民解放勳章、一級游擊隊員之星勳章、一級人民功勳章、一級各民族兄弟團結和友誼勳章、勇敢者勳章和“1941年游擊隊員紀念章”。

主要著有：《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鬥爭》（1948）、《涅戈什的傳説》（1952）、《新階級》（1957）、《沒有正義的土地》（1958）、《同斯大林的談話》（1962）、《黑山》（1963）、短篇小説《麻風患者及其他》（1964）、《不完美的社會》（1969）、《失敗的戰役》（1970）、《紫羅蘭與石》（1970）、《世界與橋樑》、《生命的片段》（1975）、《戰時》（1979）、《鐵托內幕故事》（1980）、《花時間與鐵托》（1981）、《這是當局》（1983）、《地牢守護者的想法》（1984）、《思想的監獄》（1986）、《華盛頓的興衰》（1986）、《新階級的衰落》（1998）和譯著《失樂園》（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