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評傳

《司馬遷評傳》深入分析了司馬遷的《史記》賴以產生的歷史、社會、家世、師承及個人經歷等主觀條件；具體評述了司馬遷在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治學綱領下所形成的哲學、史學和文學成就，進而分析了在這些成就中所體現的哲、政、經、史、戰爭及人才諸思想；結合《史記》傳播的歷史和“史記學”的形成和發展，闡明瞭《史記》的不朽價值。 ^[2]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司馬遷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該書有傳有評，評傳結合，側重於評。由於司馬遷傳記的原始資料缺乏，連生卒年都無法考定，平生行狀充滿疑案，因而作者採用有傳有評、評傳結合的三種寫法：其一，先列傳主史事，然後加以分析評論。如司馬遷師事孔安國事，作者先列《漢書·儒林傳》所載：“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原文，然後從古文內容入手，分析司馬遷向孔安國問故內容，最後得出結論：司馬遷向孔安國問故是學習古文經學的古訓，以及別擇古文資料的古文學，掌握考信歷史的方法。孔安國是司馬遷的一位歷史文獻學導師。如司馬遷遭李陵之禍，是如何被定罪的史事中，先列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説，遂下於理”的原文和《漢書·李陵傳》“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説，下遷於腐”的原文，然後加以評述，得出司馬遷之被定罪，不是“坐舉李陵”，而是“沮貳師，為陵遊説”，被阿順上意深文周納的酷吏們定為“誣罔”罪而受腐刑，是一場冤案的結論。

其二，提出傳主史事，然後加以周密考證。如關於司馬遷的故里問題，作者從“遷生龍門”的敍傳中，通過對韓城地理形勢，高門司馬昌、無澤、喜三世墓，司馬談墓，芝川司馬遷祠墓的考察，得出司馬遷生於西漢左馮翊夏陽縣高門村（今陝西韓城西南十八里之嵬東鄉高門村）的結論。對《史記》是官修還是私修和“藏之名山”問題，一般認為是私修之史，“藏之名山，是恐其被禁失傳，故將正本藏於深山，只將別本留在京師。作者探索此説蓋導源於《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顏氏雲，藏於山者，備之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作者經過考證，認為顏師古注是一個錯誤的猜測，“藏之名山，即儲之廟堂。藏之名山，實為藏之官家書府之雅稱”。至於《史記》是否私修問題，作者指出司馬遷以太史令官守著書，而且書成後上奏朝廷，因而《史記》為官書。這類傳評結合的考證，俯拾皆是。

其三，評論《史記》時往往根據問題，進行評述。如敍述《史記》由五體構成時，先指出前人探討《史記》五體重在溯源而疏於從筆法義例上研究司馬遷的創造和弊端。接着就本紀、十表、八書、世家、列傳從義例出發進行評説。得出《史記》五體均為司馬遷所創造的結論，但行文至此，並未結束，作者從五體常例的評析，傳到五體變例的評析，以本紀、世家為例，指出五體破例義例及其類型，從變例中體現出司馬遷史學思想的進步性及其高超奇越的精神風貌。 ^[4] 

張大可，1940年生，重慶市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歷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副系主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圖書館、南京師範大學、廣州師院、雲南紅河學院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文獻學與秦漢三國史方向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史記研究》《史記新注》《史記文獻學》《史記論贊輯釋》《史記精言妙語》《司馬遷評傳》《三國史研究》《三國史》《三國十二帝》等。主編高校教材《中國歷史文選》《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記教程》等。並整理註釋《史記》《資治通鑑》等多種。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