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安

史永安的父親史朝佐是一位頗具俠肝義膽的大商人，當時家中非常富有。史永安自幼聰穎過人，過目成誦。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中舉人，四年後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擢任都察院御史。

史永安一生中最為驚險、最能體現其堅忍不拔意志的是貴陽保衞戰。在這場保衞戰中，擔任巡按御史的史永安領導有方、協調有力、指揮得當，協助巡撫李枟，與全城軍民戮力同心，共御強敵，取得了貴陽保衞戰的勝利。

在貴陽保衞戰中，御史史永安和巡撫李枟、提學劉錫元等官員，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明史》列傳對三人給予了高度評價。

史永安後來轉戰南北，屢建奇功，陸續擔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後贈兵部尚書銜。

天啓元年（1621年），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起兵反明，據重慶，攻合江，破瀘州，陷遵義。當奢崇明進圍成都、自號“大梁王”的消息傳到貴州時，貴州全境戒嚴。為了趁機實現自己稱雄一方的宿願，貴州水西彝族土同知安邦彥想借機發難。為此，他特別到巡撫官邸拜見李枟，“詭言與奢氏有仇隙，願發己兵剿永寧以自效”。李枟知其心懷叵測，謝絕了他的請求。安邦彥返回大方後，積極策劃反明事宜。

李枟預感到四川的動亂將波及貴州，為了防患於未然，他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增加兵員、軍餉，然而明王朝急於徵遼，無暇它顧，對李枟的請求置之不理。正當這時，李枟被朝臣攻擊，於是六次上疏，乞求退休。朝廷議任命王三善擔任貴州巡撫，責令李枟在新任巡撫未到任前堅持職守。當時奢崇明已攻陷遵義，貴陽危在眉睫，即將卸任的李枟與史永安一起，勇敢地承擔起了保衞貴陽的使命。

此時貴陽城中士兵不足三千，倉庫空虛。李枟與史永安會商後，採取了兩項對策：一是擴軍備戰，以應危局。“募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並向雲南、湖廣借貸四萬餘兩白銀；二是主動出擊，禦敵境外。為了粉碎奢崇明向貴州的進攻和滲透，派遣總兵張彥芳、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等率兵援川。

天啓二年（1622年）二月，有人傳言奢崇明已攻佔成都，安邦彥對此大受鼓舞，於是挾其侄水西宣慰使安位舉兵聲援奢崇明，並自稱“羅甸王”。在水西四十八支及其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的響應下，在水東土司宋萬化及烏撒（治今威寧縣城）土司安效良的配合下，安邦彥首先攻佔畢節衞城，接着攻破烏撒衞，隨後分兵攻破沾益、安順、平壩。安邦彥自統水西軍數萬東渡六廣河，直趨貴陽，另外派遣大軍下甕安，襲偏橋（治今施秉縣城），切斷增援之明軍。宋萬化亦率九股苗、仲（布依族）攻陷龍里。二月初七日，十萬水西軍兵臨城下，將貴陽圍了個水泄不通。

鑑於當時布政使、按察使和知府等官員赴京述職，總兵張彥芳駐守銅仁，都司黃運清在遵義，城中文武官員大多不在位的嚴酷現實，李枟、史永安等官員商議，軍政要員和軍士分守貴陽城的五座城門：提學僉事劉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原副總兵劉嶽分御四門；李枟自己防守首當其衝的北門——柔遠門，另於北門“外鎮筸兵三千”，使之“奮刃迎敵”，以鼓舞軍民士氣；史永安守譙樓，密切注視城外敵人的動向，觀察城內街巷的治安狀況，以防內外勾結。與此同時，城內的民眾也組織動員起來，分片據守，“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衞”。

戰役初始階段，安邦彥認定北門是貴陽城的薄弱環節，如果一舉拿下，就可攻破城池。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其所率的前鋒部隊陣腳還沒有立住，突然間城門大開，李枟率領將士殺了出來。若不是逃得快，安邦彥險些成了俘虜。然而安邦彥不肯認輸，待其喘過氣來時又令部屬轉攻東門。守將劉錫元藉助堅實的城牆和高昂的士氣，一次次地粉碎了安邦彥的兇猛進攻。為了迅速攻下貴陽，安邦彥一面派兵不分晝夜輪番進攻，企圖以疲勞戰來拖垮守軍；一面採取了心理戰，用雞鳴狗吠及婦女的哭泣聲來瓦解城中軍民的鬥志。然而城內軍民眾志成城，嚴陣以待。

保衞戰期間，李枟、史永安領導貴陽軍民採取有效的戰術，勝利地粉碎了叛軍利用城外高地、“廂樓”和“土籠”等攻城的圖謀，大振士氣。二月初八日，叛軍登上西門外一處石坡，藉助高坡向城內投擲石塊，城上軍民無法防禦。史永安緊急坐鎮西城樓指揮，用火槍射殺多名叛敵，緩解了嚴峻的戰況。接着藉助夜色掩護，在城牆上修築了“雉樓”，比城外石坡高出一半，居高臨下，給叛軍以有力的打擊，迫使叛軍放棄了石坡。二月二十二日，攻打北門的叛軍制作了三丈多高的“廂樓”，用以攻打城池。“廂樓”就是雲梯。叛軍挖掘城外的墳墓，取出尚未腐爛的厚實棺木，包裹上布，製成雲梯。雲梯內可躲藏幾十人，下面安裝輪子，一直推到城牆邊，藉助雲梯掩護，與城牆上的守軍對打。南門外的叛軍也製作了雲樓，採取同樣辦法攻打守軍。守軍於清晨天未明之時，派遣2名勇士出城，拿着火藥和火把，燒燬了雲梯，破壞了叛軍攻城的“先進武器”，叛軍被迫撤退。同樣利用火攻，史永安指揮南門處守軍攻破了叛軍的“土籠”陣。叛軍在城外編了幾萬個竹籠，裝滿泥土，築成高台，站在上面射殺城牆上的守軍。史永安採用軍門旗牌官李良才的計策，拆掉城內永祥寺鐘樓，在南門城牆上修建了一座高樓，高於敵軍土籠，擋住對方視線，敵軍被迫放棄土籠。然後史永安派兵出城，把土籠全部燒燬。

在抵禦敵軍攻城的同時，貴陽城內採取肅清奸細、捐輸金銀米糧和啓用儒生等措施，全城動員，加強戰備。繼續對城外展開宣傳攻勢，既警告來犯之敵，以振軍威，又密諭在城外之諸生見機行事，報效國家。二月二十日的《柬張總鎮黃都司》宣稱：“前初七八日，士民公憤，殺奸細殆盡，且助銀米養兵，省城決可萬全”。民間鄉紳潘朗、陵大參“首為倡義諸紳及士民，爭輸金錢為賞功貲”，“諸子衿以學道為監軍，爭脱青青荷兜，懷甲介而馳”，城內的五六百名讀書人，每五人編為一組，按時稽查、督導士兵守城備戰。

二月間，安邦彥的叛軍多次攻打貴陽城，這是圍城三百日中戰況最為激烈的階段，但由於措施得力，貴陽城的守軍頂住了叛軍對北、東、南、南次、西各城門的密集攻勢，成功地保衞了貴陽城。

派米養兵　為減緩軍糧供應壓力，確保持久固守，六月初貴陽守軍實行限量、減量供給，“每兵糧一倉升，定價一分五釐。日給米五合，兼銀七釐五毫，其名曰銀米兼支”。在軍糧實行銀米兼支時，發動諸紳士獻納“事例米”，每輸米一石準銀三兩，並根據所獻數量分別予以貢生名號，“得米市斗六百餘石，則倉鬥千石矣”，“又再緩黔城一月之亡，此開納事例之力也”。貴陽軍政衙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採取多項措施，如《禁城外兵將入城買米示》、《稟兩院賣粥救飢》、《收養子女示》，以確保城內糧食供應。還開展社會救濟，穩定民心。對於那些“又有娶妾包娼，剝我士民膏血以養娼妾”的“亂軍”，黔城軍政衙門允許街坊、鄉約、保長、鄰佑等民間“竟殺橫兵”，且“受害人叫喚地方，地方不速救護同殺官兵者，力斬。”

儘管如此，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告罄，“兵食益少，力益疲，惟瞪目以望援兵”。城內人心浮動，內奸乘機作亂，引導叛軍攻城，東門、南門告急。當時東門神機樓等處，叛軍在內奸的引導下，已經登上城牆，開始拆毀城堞。就在危急之時，史永安巡防至此，迅速組織人員抵抗，擊退了叛軍的進攻，貴陽城得以保全。

在無糧可食的嚴峻形勢下，貴陽軍政衙門在士紳階層實行“派米”之法，要求各家悉報糧數，並接受檢舉，得米數“六百石，則又倉鬥千石矣”。當時除死、逃和遣入屯寨者，僅剩守軍六千人，派米之法可養兵三千；另三千士兵仍尋舊制實行銀米兼支。派米養兵之法實際上在七月份先是在部分地方官中推行的，目的在於懲戒，“以釋從叛之疑”，“令馬御史止出米二百一十六石，養兵一千二百名。張知州、馬知州各出米一百八十石，養兵各一千名。以一月為限。”此間繼懲戒官員後在士民中大規模派米，已屬無奈。

到了十月，全城糧食已盡。但在十三日清理縣倉時，幸得以往餘糧百石，可合倉鬥一百零九石。撫台李枟下令，此惟一糧源重點供應北門守軍。雖然由於“各兵日多逃死，縣餘百石乃得延至十一月初十日”。

貴陽城自從九月以來，在各種可食之物都吃盡的情況下，便零星地出現了吃人肉事件。此後隨着形勢惡化，此類事件逐漸增多，“先煨死屍，遂烹活人”。此種情況，當時還只是秘密地進行，影響並不大。但最為可恨的是，四月初七凌晨撤回貴陽城的張彥芳和黃運清部卒軍紀很壞，對出逃的難民不但勒索錢財，還殺人食肉。“敕橫兵殺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輸人肉有差，以供都閒僕妾常膳。”出現軍士殺食百姓，無疑對市民更具恐慌性和危害性，影響極壞。據史載，張彥芳和黃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然而此時貴州軍政衙門對這種混亂狀況無力管束，局面完全失控，城中“親屬相啖”，甚至於時任參政、後任雲南佈政且屢有政績的潘潤民之一女也被人吃掉，致使貴陽城內人跡少見，烹食人肉之火四處蔓延。詩云：“孤城苦守歲雲徂，望斷援師淚欲枯。烽火連天雲黯慘，殭屍滿地血模糊。”

在安邦彥圍城十個月後，貴陽成了一座鬼城：糧食匱盡，軍民將城內的“糠、核、草、木、敗革”吃完後，便吃死人之肉；當死人吃完後，轉向吃活人。令人慘不忍睹的是，有的人為了生存，或易子而食，或吃自己的親人。

此時遼東戰事緊張，朝廷無暇顧及西南平叛之事。川貴總督張我續、新任巡撫王三善畏葸不前，擁兵不救，導致“聲援俱絕，貴陽圍益困”。李枟、史永安連連上疏告急。在天啓帝的嚴厲催促下，到了十一月，王三善怕貴陽城破，難逃干係，決定以死一戰。他集合將士，説：失去了城池，我們將死於法，進攻敵人，我們有可能死於敵，同樣是死，何不與敵拼死呢！見部屬鬥志高昂，王三善便於十二月初分兵三路：右路由副使何天麟等統率，由清水江進；左路由僉事楊世賞等統轄，由都勻進；中路由自己統帥二萬精兵，進擊敵方主力前鋒。王三善率領的中路軍到了新安，正好與水西軍相遇。副總兵劉超率士兵張良俊勇往直前，斬敵悍將阿成，致使敵軍披靡。大軍全部到達，王三善趁勢奪取龍里城。這時諸將都想在龍里靜觀待變，王三善力排眾議，一馬當先，追擊敵軍。安邦彥見官軍來勢兇猛，懷疑對方有數十萬之眾，便慌忙離軍而逃。水西軍失掉主帥，餘眾退往屯龍洞駐守。官軍乘勝收復了七里衝，進兵畢節鋪。十二月七日，官軍進抵貴陽城下，為時十個月的貴陽保衞戰終於結束了。

天啓二年貴陽遭圍十月之久，倍受煎熬，40萬軍民或死或逃僅剩200多人（一説1千户），貴陽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真是慘絕人寰！然而，作為一座省會、重鎮，其歷時之久、禍害之慘且能保持城市不陷，這在我國古代城市戰爭史上並不多見，尤其是在明末朝廷兵事重心置於遼東，深陷叛軍包圍而救援長期不至的情形下，尤為不易。

在貴陽保衞戰中，御史史永安和巡撫李枟、提學劉錫玄等官員，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與貴陽軍民同患難、共命運，身先士卒，堅守城池，誓死不與叛軍苟合而棄城出逃。作為御史的史永安在這場保衞戰中，不但積極履行自身的職責，還帶兵有方，指揮得當，屢次化解危難，顯示出難得的組織能力和軍事才能，為保衞貴陽作出了重要貢獻。雖説到後期他們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但對駐防軍隊督導還是比較嚴厲，不滿於張彥芳、黃運清等無援之實。《明史》列傳對三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孤城卒定，皆枟及永安、錫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鄒元標言，進枟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元右參政”。三人的功勞“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史永安後來轉戰南北，屢建奇功，陸續擔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後贈兵部尚書銜。可以説，貴陽保衞戰對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磨練了他的堅強意志，強化了他的組織能力，鍛鍊了他的軍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