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新浪潮

台灣電影真正的發展期，是從大陸電影人跟隨國民黨一同來到台灣之時開始的。因此由他們開始拍攝的初期台灣電影，可以説是依靠地方製片廠拍攝的中國電影。許多故事都以大陸為背景展開，對白也都用普通話，即便是台灣的故事，也採用普通話來表現。雖然其中也拍了一些閩南語電影，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製作費較低的B級作品。普通話電影成了主流，而閩南語電影只是邊緣性的電影。如此一來，台灣電影就有了以大陸文化為主流文化，台灣文化僅為地方文化的文化生態格局。

80年代出現的台灣電影新浪潮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把普通話和閩南語混合使用。現實中，作為官方語言，在學校學習用的都是普通話，但在家庭中，本省人使用的卻仍然是閩南語。這一特色是基於真實反映台灣現狀的要求，同時也是對保持台灣地方文化特色的建議，表現出了以台灣人為榮的心情。

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衝突與矛盾、對立與協調的主題，或許在更早以前就已存在，但在同一部作品中，採用外省人講普通話、本省人講閩南語的形式，最初只是編導者的大膽嘗試，但以後卻逐漸成了極自然的現實主義表現方式。正是包括外省人後代在內的一羣導演將之付諸行動後，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主題才顯示出了特別的光彩。就這樣，在由不同種族、不同民族間的糾葛，不同語言的人羣間的對立而引發出一些特別深刻問題的現代世界，台灣電影以極其微妙而複雜的手法成為探求這個問題的重要流派。

1985年，在東京的PIA雜誌影展上，放映了《兒子的大玩偶》（1983）一片。看了這部影片後，我才突然發現台灣電影其實已具備了世界一流的水準。這部好評如潮的作品，改編自黃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説。而且，因這部作品中的三個短篇而初次登場的三位新導演——侯孝賢、萬仁、曾壯祥等人，領頭引發了台灣電影的新潮流。

黃春明創作過三部描寫60年代初期台灣尚未進入經濟高速成長期之前貧民生活的短篇小説。吳念真後來將其改編為劇本，由三位導演分別拍攝組成了一部集錦式影片。

侯孝賢導演了其中的第一部《兒子的大玩偶》，影片講述了一對年輕的失業夫婦養育孩子的故事。丈夫從日本雜誌上看到一篇報道，介紹一些人身前身後都揹着廣告牌滿街行走，於是自己也精心裝扮成小丑，成為一名受僱於電影院的廣告宣傳員。在工作中，他發現還是騎自行車的宣傳效果來得好些，這樣就可以不必扮成小丑。然而如此一來，原先很喜歡讓他抱着玩的嬰兒卻變得一抱就哭。看樣子嬰兒好像是把扮成小丑的父親當成自己的“大玩偶”了。 ^[1] 

直至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電影一直受到嚴格的政治審查。不久，台灣在經濟高速成長中獲得成功，國際化的程度大大提高。為了融入西方社會，開始了電影的自由化進程。

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成為自由化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因為影片公然描寫了在此之前被嚴禁公開談論的國民黨1947年大規模鎮壓台灣人的事件。

以後，又陸續拍攝了一些暴露國民黨獨裁時代所發生的殘暴行為的影片，這些內容以前無論如何是不能描寫的。雖然這類作品數量很多，但迄今為止最優秀的一部作品，或許應該是1995年由萬仁導演的《超級大國民》一片。 ^[2] 

從1949年至1987年，台灣實施了世界上最長的戒嚴令。凡是反對國民黨的人都被毫不寬恕地關進監獄，還有不少人被處決。這種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政策在50年代達到了它的頂點。

《超級大國民》一片的主人公，是一個在那個時代參加了左翼秘密讀書會的老人，他被判16年監禁，老年後終於刑滿釋放出獄。出獄後他被女兒接回家贍養，可是他卻很難與女兒融洽地生活。自父親入獄後，母親不得已和父親離婚，後來自殺身亡，因為有了這段遭遇，所以女兒始終覺得父親是個內心冷酷的人，老人對此沒有進行任何辯解。當年自己被捕時，曾在警察面前提到過一位姓陳的密友的名字，為此，陳被判了死刑。老人心中充滿了一種不可饒恕的心情，因此無法向女兒做任何解釋。

為了尋找陳的墓地，老人拜訪了舊日的朋友們。他與害怕社會議論而沉默生活着的昔日老友一起，痛切地談論着歷史上總是被外省人統治的台灣人的悲哀，這一場面是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充滿了奔放的熾熱真情，反映了對民主主義的願望。老人後來總算找到了陳的墓地，他跪在地上哭着向死者賠罪。於是，女兒也終於理解了一直埋在父親心底裏的哀嘆。

台灣目前還有電影審查制度。但是，由於已經可以暴露此前曾經存在過的國民黨獨裁時期的恐怖政治，這種自由或許已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

導演了《海灘的一天》（1983）、《青梅竹馬》（1985）、《恐怖分子》（1986）、《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等片的楊德昌的另類之處，在於他創造出了不僅台灣罕見、而且除日本外整個亞洲都前所未見的西方化的冷靜的知識空間。

不同於這類睿智作品的，是曾壯祥以純粹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手法導演的力作《殺夫》（1986）。這部作品描寫了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下層人民身心疲憊的生活狀況，看後確實不能不為他那探求真實的尖鋭目光所折服。這也讓我想起了盧奇諾·維斯康蒂的處女作《沉淪》（1942，意大利，改編自詹姆斯· M·卡安的小説《郵差總按兩次門鈴》）。在把心底裏聚集的由生活引起的深深不快，轉化為不斷追求徹底的現實主義這一點上，兩部影片極其相似。

另外，真正温馨感人的家庭主題電影傑作，還有優秀導演柯一正導演的《娃娃》（1991），這部影片描寫了小學生與小豬之間動人的友情。

年輕的台灣電影，就是這樣帶着觀察社會的温和目光，以既不好勝也不逞強的力度和細膩的寫實，以及牢記嚴格論據的人文主義，完成了輕鬆的飛躍。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