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日據中期台灣進步文化團體。

1921年夏，由於受到林獻堂首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啓蒙運動影響，蔣渭水與其往來密切的李應章（後改名李偉光）、吳海水等共同籌組台灣第一個運動團體——台灣文化協會 ^[2]  ，隨後，1921年10月17日由林獻堂、蔣渭水、吳海水、林麗明等發起成立，成立大會在台北靜修女學校禮堂召開，出席者300餘人，林子瑾為議長。大會公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此外還有理事王敏川、林幼春、蔡培火、連温卿、蔡式谷、洪元煌、陳逢源等41人，還有評議員44人。會員有1033多人 ^[2]  ，羅致了當時台灣的青年才俊，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文化政治組織，成為當時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主幹。

“文協”成立後，因為舉辦各種講座，開展演講活動，揭露日據時期和台灣政治、經濟、教育的不平等事實，因而常遭到日本當局的干涉和破壞。同時，由於20世紀20年代初部分台灣赴日、赴大陸學生受當地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影響，台灣文化協會的知識分子也相繼受到感染，包括蔣渭水、連温卿等人也不例外 ^[4]  。1927年10月17日，“文協”在台中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內部意見分歧分裂為兩派：其右翼以林獻堂、蔣渭水等為代表，認為台灣沒有資本家和資本主義，應該以民族運動促進資本主義發展，改良台灣經濟制度。另一派以王敏川為代表，認為台灣解放運動應該使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結合起來。

林獻堂等退出“文協”後，王敏川等對舊“文協”進行了組織領導，組成了“新文協”，1931年1月5日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推選王敏川為委員長。會後決定取消“文協”組織，另組台灣大眾黨。不久，台灣大眾黨也停止活動，王敏川等被捕入獄，“文協”便結束了歷史使命。

台灣文化協會的宗旨是改革台灣社會，灌輸民族思想，喚醒民族意識，以擺脱殖民統治，進入文化抗日的新階段。為貫徹其宗旨，該協會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在各地設立報刊雜誌閲覽室，陳列台灣和大陸的各地報紙雜誌；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演講，涉及內容廣泛，有台灣歷史、中國文學、日本經濟、通俗法律、西洋通史、新聞學、社會學等；他們還組織文化劇團到各地演出，激起民眾的批評和鬥爭意識。台灣文化協會實際上已成為推動全島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在各地設立報刊雜誌閲覽室，陳列台灣和大陸的各地報紙雜誌；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演講，涉及內容廣泛，有台灣歷史、中國文學、日本經濟、通俗法律、西洋通史、新聞學、社會學等。其中1923年僅36次，次年至132次，1925、1926至高潮，每年均有300餘次。1923年—1926年，文化協會一共舉辦演講798次，其中59次遭到解散處分，有聽眾總人數約29.6萬人 ^[1]  ；他們還組織文化劇團到各地演出，激起民眾的批評和鬥爭意識。

其業務以都市為中心，後次第至地方村落。 ^[2] 

台灣文化協會實際上已成為推動全島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改革台灣社會，灌輸民族思想，喚醒民族意識，以擺脱殖民統治，進入文化抗日的新階段。

總理：林獻堂

協理：楊吉臣

理事：

1.台北州：蔣渭水(本部專任)、連温卿、蔡阿信(女)、吳榮卿、蔣玉麟、周桃源、徐慶祥、陳金波、劉蘭 亭、李智物、蘇璧輝

2.新竹州：鄭永南、許天送、陳滄玉、戴雙喜、曾圭角、賴石傳、何禮棟、郭進本

3.台中州：鄭汝南、呂泰洲、甘得中、洪元煌、李應章（即李偉光）、洪清江、沈秋金(女)、林鹿明、林伯廷、木野、賴和、林篤勳

4.台南州：陳鴻鳴、林茂生、黃欣、廖化金

5.高雄州：潘致祥、陳光亮、郭蔡淵、蔡添彭、陳啓峯、葉宗祺

治警事件：台灣文化協會雖然不被允許從事政治活動，但自成立之初即成為島內外各社會運動的母體，文化協會成員以個人名義加入或指導各類組織與事件。1920年底開始進行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為是在日本帝國憲法內所規範的合法政治活動，且有內地（日本）眾議員的支持，被蔣渭水諭為台灣人唯一的活路，自請願開始，即由文化協會成員於背後運作，這項請願運動對台灣總督府的權力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戰，因此也成為總督府的眼中釘。總督府除了動員辜顯榮等御用士紳抨擊請願運動外，也實施各項取締措施緊縮言論，對於林獻堂等在台有龐大產業的人緊縮銀根、收回公賣品的販賣權，迫使其不得不退出該活動。而後又導演了“八駿事件”以分化文化協會成員的團結，但礙於此一運動系採行合法的方式，即使一再壓制也未能根除。1923年12月16日，台灣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全島同步逮捕、搜索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達99人，總督府終於發動一次全面的反擊。 ^[3]  這就是著名的“治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