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獻堂

他出身台灣台中望族霧峯林家，誕生於阿罩霧（今台中市霧峯區），為霧峯林家頂厝支系中5位堂兄弟的老三，因此又被人稱阿罩霧三少爺。父親林文欽是清末舉人與林朝棟同輩。

7歲時，林獻堂於自家開設的家塾蓉鏡齋接受漢學教育。14歲時，台灣依《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家族在林獻堂祖母羅太夫人的命令下，遷往福建泉州，不過幾年後又決定返台。

1899年（明治32年），專心於經營外銷樟腦的父親林文欽於香港病逝。林獻堂於19歲時接掌家庭事業，之後台灣總督府為拉攏他，委任他擔任霧峯參事、區長（1902年），並於1905年授予紳章，同年出任台灣制麻株式會社取締役（相當於董事）。

1902年，林獻堂曾任霧峯參事、區長，並於1905年被授紳章。

1907年，於日本奈良旅行時與中國戊戌變法領袖大將梁啓超會面，而受到愛爾蘭爭取自治的影響，因二人方言有礙交流，遂以筆交談，留下大量珍貴史料。

1910年，加入詩社“櫟社”。

1913年，與台灣北、中部士紳向總督府請願，表達台灣人出錢成立台中中學的意願。

1915年5月，公立台中中學（即台中一中前身）成立。

1914年3月，曾邀請板垣退助伯爵來台訪問，12月成立“同化會”（1915年即遭解散）。

1919年，與蔡惠如等人成立“啓發會”，翌年改為“新民會”，林擔任會長，成立於東京。

1921年1月起，林獻堂開始向日本國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的要求，此為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921年10月，台北大稻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仿效中國國民黨的制度，推舉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林幼春等人為常務理事。

1923年，為激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文化協會以《台灣民報》做為宣傳，林擔任社長。

1927年2月，成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由林獻堂等人還花了2年籌設，為了打破日本人及御用紳士控制銀行、信託、保險等金融業的狀況，由林出任董事長，陳炘擔任總經理。

1927年1月，台灣文化協會分裂，轉向由左派控制，林獻堂也退出文化協會。同年7月，另組台灣民眾黨。

1930年8月，林獻堂等人組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擔任顧問，自治聯盟以設立民選的地方各級議會為宗旨。

1937年7月15日，在日本當局的壓力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宣告解散。

1946年5月當選第1屆台灣省議員。10月下旬蔣介石來台巡查時與之會面。四個月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加上林獻堂被列入指為“台省漢奸”的黑名單，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獄之災。

1949年9月林獻堂以養病為由黯然離開台灣，寓居日本，留下了“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草有誰憐”傷感的詩句。

1956年病逝東京，年七十六歲。

林獻堂畢生從事台灣民族運動，晚年竟客死他鄉，不禁令人唏噓。

2013年04月28日，“林獻堂抗日事蹟陳列館”開館儀式在石景山區台灣街五桂樓舉行。梁啓超和台灣霧峯林家後人代表以及海峽兩岸嘉賓近百人，共同見證了這一時刻。

台灣台中的霧峯林家1746年從福建漳州渡海到台灣定居，後人英傑輩出，包括清朝台灣抗法名將林朝棟，民國初期拋家棄產、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的閩南軍司令林祖密，台灣日據時期的著名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等。央視曾經熱播的電視劇《滄海百年》講述的便是霧峯林家的傳奇歷史。

陳列館展出了30餘封1907年至1914年梁啓超與林獻堂的往來書札，均為首次在大陸展出；同期展出的還有林獻堂非武裝抗日事蹟的相關文物史料圖片，以及倡導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等方面的內容。

1911年梁啓超攜女兒訪台，在霧峯林家五桂樓住了5天。陳列館內的“梁啓超與林獻堂浮雕”就是依據梁林二人當時相見情形而作。梁啓超之子、中國科學院院士梁思禮，與林獻堂孫媳林芳媖共同為這尊浮雕揭幕。

當天，系仿建台灣霧峯林家五桂樓的北京五桂樓會館也同時開館。北京林獻堂抗日事蹟陳列館館長林為民表示，北京五桂樓將與台灣霧峯林家五桂樓結成姐妹樓，更多地為兩岸文化交流貢獻力量。 ^[1] 

林獻堂著作以1927年文協分裂時至歐美遊歷時所留下的《環球遊記》最為膾炙人口。

林獻堂留有自1927年至1954年的日記，是為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獻。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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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台灣“第一家族”——霧峯林家的林獻堂，領導台灣民眾在日據時期開展轟轟烈烈的非武裝抗日運動，被兩岸史學界公認為“台灣議會之父”、台灣地區的“民族運動領袖”。被台灣地區網絡票選為“一百年來台灣第一人”。但至今很少有人知道，林獻堂於上世紀初曾應梁啓超先生之邀來過北京。

事情還要從1907年林獻堂的日本之行説起。清政府甲午海戰戰敗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開展聲勢浩大的武裝抗日鬥爭，日本採取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政策。據台灣史學家王曉波統計：日據五十年，不滿四百萬人口的台灣島，因武裝抗日被殺的台灣人就達六十五萬之多。在那血雨腥風的日子裏，台灣同胞起義失敗後，不甘心遭異族奴役，卻找不到出路，因此苦悶、彷徨。飽受中華文化薰陶的世家子弟林獻堂，就是其中的一個。

1907年，27歲的林獻堂聽説戊戌變法領袖梁啓超（梁任公）在日本辦報，很想聽聽他對台灣前途的看法，於是攜秘書甘得中赴日本橫濱求見梁任公，但尋找多日未遇。在準備返台途經奈良時，不意竟在旅舍巧遇梁啓超。由於方言問題二人語言不通，只好在紙上筆談。林獻堂傾訴了台胞的不幸，向梁任公請教如何抗日，梁坦率寫道：“中國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作）無謂之犧牲，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分壓迫台人”（《林獻堂紀念集》卷一年譜）。

林獻堂認為梁啓超之論極有道理，當即邀請梁啓超擇日訪台。1911年3月，梁啓超攜長女令嫺及友人湯覺頓赴台訪問。林獻堂率台灣愛國詩社——“櫟社”主要成員赴基隆港迎接，並請梁啓超去台中霧峯林家小住。其間他們在林家花園五桂樓共商非武裝抗日大計。同時和櫟社詩友唱和，寫下上百首愛國詩歌。

此後三十多年，林獻堂領導台灣人民開展轟轟烈烈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運動”等非武裝抗日鬥爭，在台灣保留下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成為“甘地”式的台灣地區“民族之父”。

2007年，台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台灣學者許俊雅編注的《梁啓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一書，收集了兩人之間五十餘封往來書信彩色影印件。其中幾件書信首次披露了林獻堂於1913年春應梁啓超之邀，跨越海峽的北京之行。

1911年，梁啓超台灣之行後回到日本，九月間接袁世凱的電報，邀請他到北京就任財政總長之職，他因路費無着，由橫濱致電林獻堂，借款千元。獻堂當即匯去一千日元，但他和堂侄、櫟社創辦人林幼春都極力反對梁啓超就任袁世凱的財政總長。林幼春還特地去函勸梁公與南方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1912年6月26日，林獻堂在給梁啓超的信中提到當年3月間連橫（號雅堂，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祖父）由台灣回祖國大陸，他曾託連橫帶六百日元給梁啓超，改善梁啓超生活拮据的狀況。

1912年10月，梁啓超從日本回國後，糾合一些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分子成立的民主黨，依附於竊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成為其內閣的司法部總長。1913年初，梁啓超寫信邀請林獻堂赴北京一遊，一來感激林獻堂在經濟上給予他的贊助，二來也想為林獻堂引薦一些政府高官。

林獻堂於1913年3月19日應梁啓超之邀赴北京遊歷。臨去之前，他給梁任公的信函中寫道：“近閲各報，風聲鶴唳，大有南北分離之勢……只恐謠傳不息，枝葉一披，危及根本耳。先生素主中央集權之説，在當道果能執定此策，乘此時機以謀鞏固……獻堂蟄居海外，鬱郁多年，以未能時領清誨為憾，茲決計屏除一切，買棹西行，拜謁之期當在不遠爾。”1913年初，袁世凱得到帝國主義列強支持，對國民黨人痛下殺手，刺殺宋教仁。國民黨被迫應戰，孫中山、黃興號召南方各省發動反袁“二次革命”，形成南北對立之勢。熱盼祖國統一強大、收復台灣的林獻堂，眼看推翻清王朝後，民國又分裂成南北兩大勢力，心急如焚，這是他前往北京一探究竟的初衷。

臨行前的3月19日，櫟社全體同仁聚會於詩社創辦人林痴仙（林俊堂）的無悶草堂，為林獻堂和堂侄林資瑞（旭東）餞行。林痴仙賦詞一首相贈《湘春夜月（用黃雪舟韻，送獻堂西遊中國，時南北方倡分立）》：“望江南，憑欄飛去騷魂。苦恨蜑語蠻煙，樓外晝常昏。逕買片帆西渡，任故園花柳，惜別殘春；羨結交四海，元龍未老，豪氣猶存。前程細數，黃梅節近，人在吳門。伍相荒祠，聽不得，玉簫嗚咽，吹起風雲。人情叵測，看豆萁，煎到同根。池水皺，算干卿底事？傷時熱淚，空濕襟痕。”（《梁啓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154頁）詞中充滿了櫟社同仁對祖國大陸南北分離的憂心。

1913年5月初，林獻堂和林資瑞來到北京被梁啓超安置在前門外西河沿老街240號的金台旅館。民國初年的金台旅館現何處？正當筆者尋覓無門時，熱心的吳小珊女士（原北京市台辦宣傳處處長）四處尋訪，終於搞清了金台旅館的來龍去脈。這個百年前聞名京城的新派旅館，曾經是老北京門庭若市的一等旅舍。它像飽經滄桑的老人，曾經目睹了辛亥革命以來的大事件、大人物。武昌起義首義功臣張振武，被袁世凱騙至北京殺害，入京後便住在這金台旅館；以《再別康橋》一詩蜚聲海內外的新月派詩人徐志摩，初次來京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便下榻於金台旅館；被孫中山追贈為陸軍大將軍的彭家珍，就是租用金台旅館的馬車，前去炸死滿清權臣良弼，自己也不幸犧牲。如今西河沿老街早已凋零破敗，金台旅館的老房雖在，卻早已改成“中飼招待所”，由私人承包。

林獻堂二人住進金台旅館後，梁啓超因公務繁忙，沒有立即前去拜訪他們，而是派人送去了五枚遊覽頤和園的門票。清朝宣統皇帝溥儀1912年2月12日退位後，他的避暑勝地頤和園也解禁開放。梁啓超在送票的信中説：“奉上頤和園遊券五枚，（逢五日隨時可往，餘日須先期告知）何日往遊，望先期見示，俾得電告前途。此上 獻堂我兄 啓超”。由此信可以看出，頤和園當初開放時，不是什麼人什麼時候都可以去遊覽的，身為內閣司法部總長的梁啓超自然擁有這種特權。

林獻堂在北京除了遊覽頤和園等皇城古蹟外，便是在梁啓超的引薦下，拜訪了袁世凱內閣的一些官員。據筆者分析，林獻堂很有可能會晤了與梁公關係密切的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梁啓超追隨他的老師康有為以在中國實現君主立憲制而努力的過程中，屢遭挫折，在袁世凱葬送共和復辟帝制後，便與袁徹底決裂，加入反袁的行列。他立場的轉變也得到了林獻堂及櫟社成員的支持。梁林在歷史的交往，無論在台灣近代史或中國近代史上，都成為一段佳話，也對台灣同胞的抗日史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