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城市化

可持續城市化是以滿足城市中當代人和未來各代人的需求為目標，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城市的不斷髮展，人類的需求內容和層次將不斷增加和提高，所以可持續城市化本身隱含着不斷地從低層次向高層次的動態演進過程。 ^[1] 

可持續城市化本質就是要從整體上把握和解決社會一經濟一自然子系統之間，以及城市系統與周邊區域等外部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實現城市複合生態系統的最優化發展，最終提高人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質量。可持續城市化表現為城市複合生態系統結構合理、過程高效、功能完善。可持續城市化應視為一個多目標、多維度的彈性發展框架，在結構上表現為發展的系統性和協調性，在過程上表現為發展的健康性和效率性，在功能上表現為城市居民福利的提高，在時間上表現為發展的連續性和持久性，在空間上表現為發展的一致性和合理性，在整體上表現為發展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可持續城市化集中表現在隨着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控制城市人均生態足跡的增長，居民福利不斷增長，城市代謝效率不斷提高。

1.可持續城市化要求控制城市人均生態足跡的增長

首先，可持續的城市化過程應該是隨着城市化的發展，控制城市人均生態足跡的增長，使城市生態足跡面積儘量縮小，儘量減少對城市內外的自然生態系統的壓力。在評估城市人均生態足跡時，應參照全球人均生態承載力來計算，通過控制城市人均生態足跡增長來維持城市化健康發展，是維持城市生態系統結構合理的內在要求。可持續城市化要求人們按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要求調整生產生活方式，在生態承載力的範圍內確定自己的消耗標準，不斷降低對資源與環境的壓力。

2.可持續城市化要求城市代謝效率不斷提高

其次，可持續城市化應該表現為城市代謝效率的不斷提高，提高人流、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在城市系統內的運行效率。城市如同生命體一樣需要持續不斷的代謝過程完成其正常運轉，城市代謝效率是指城市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過程中提供的社會服務量的效率，包括城市系統中自然生態過程、社會生態過程和經濟生態過程的代謝效率。城市是開放的複合生態系統與外界進行着動態的交換，代謝效率的高低影響區域乃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城市化就是要提高城市代謝效率，促進人流、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在城市系統內的高效運轉，實現城市生態系統過程的高效。

3.可持續城市化要求城市居民的人均福利不斷增加

再次，可持續城市化應當讓城市居民的人均福利不斷增加，。福利是人類各種需求的滿足程度，人類福利包含多個方面的內容，包括維持高質量生活的基本物質需求、自由權與選擇權、良好的社會關係，以及安全等，人類需求得到的滿足越多，福利就越好吸引。城市居民人均福利的增加是城市生態系統功能完善的表現。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是中國城市化深入發展的世紀。中國的城鎮化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但是，21世紀中國的可持續城市化、城鎮化面臨以下四大問題： ^[2] 

1、經濟高速增長情況下城市（城鎮）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先回憶一下建國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歷程，可更清醒地認識當前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情況下可持續城市化、城鎮化面臨的嚴峻問題。建國以來，我國城市化、城鎮化大體可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城市化發展的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前的1949-1978年。城市化水平長期低於20%。該時期的城市政策主要受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影響，片面強調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忽視城市住房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服務業的發展。城市被定位為生產中心而非消費中心。發展戰略以“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為主。該時期的城市化政策極為波動。以“趕英超美”為目標的大躍進時期，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大鍊鋼鐵，導致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內迅速提高，造成“虛假城市化”(spurious urbanization)或“過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現象。總體説來，我國城市化、城鎮化的第一波是以“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為特徵。有關學者也稱之為“工業化時期的控制城市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controlled urbanization）。

城市化、城鎮化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1980年代末。改革開放將市場機制引入傳統計劃經濟，使我國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從農村發展鄉鎮企業開始，農民們離開土地，進入鄉村、小城鎮一級的工廠從事生產勞動，形成了我國特有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鄉村工業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城鎮化、城市化過程”。無論是在以集體所有制企業蓬勃發展為特徵的“蘇南模式”下(1994)，還是在私營企業壯大的“温州模式”下(1992)，抑或是“外資驅動型”的“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鄉鎮企業都帶來了小城鎮的快速發展。與此相適應，這一時期的城市發展方針可概括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1989年，全國共有大城市58個(其中特大城市30個)，中等城市117個，小城市275個，建制鎮11873個。小城市人口占全國城市總人口比重持續上升，反之，大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下降。

進入1990年代，城鎮化、城市化水平持續增長。伴隨着城市空間的迅速發展和重組，第三階段城市化(1990-2000)也隨之到來。在這一時期，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經濟發展、資金積累、居民收入都經歷了快速成長的過程。10年間，城市化、城鎮化水平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同時，始於1980年代後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也為城市空間結構重組帶來了新的契機。以此為契機，我國城市空間開始迅速發展和重組。舊城改造方興未艾；新區建設日新月異；高新技術園區、工業開發區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中心商務區更是成為城市潮流。在城市擴張和內部空間重組雙重作用下，始於1980年代末期的郊區化現象日益明顯。傳統上以單位為中心的生產、生活混雜的城市功能結構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區開始出現(1999)。經濟社會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從“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不再受行政體制的約束，為城市管治帶來新的衝擊。另一方面，城市空間重組也造成了城市無序蔓延、耕地流失等問題，並加劇了地區差異與城鄉差異。

2000年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減慢，但城市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下開始進入第四個階段。我國城市結構和功能正面臨或進行着大規模、大範圍的急劇變化和轉換，在一般經濟發展中罕見的城市超常規擴張，是我國沿海地區城市發展的普遍現象。這些城市雖然人文歷史、地理環境、城市規模與職能各不相同，但在經濟高速增長這一共同動力機制下，城市形態呈現出如下普遍的特徵：城市形態演化劇烈，空間聚集與擴散並存，水平擴展與垂直擴展並存；城市建設失控，生態壓力巨大，城市環境品質下降；許多城市在大規模舊城改造中歷史風貌和傳統肌理遭到破壞；城市識別感不強，在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建設目標指導下出現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等。因此，高速增長下的城市形態研究亟待分析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2、城市化加速情況下，城市“空間缺失”（或者説“空間失配”）對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問題。

美國學者Kain在1964年第124屆美國統計協會年會上首次完整提出了“空間失配”假設。在國內又有譯作“空間不匹配”假設。我把它表述為“空間缺失”。原來是指黑人居住區域比白人居住區域擁有更少的工作機會。那麼，黑人尋找工作的困難就會增大，或者工資較低，或者要花費比白人更多的通勤時間，從而造成失業率的增高。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1990到2000年大城市數據（包含居住地點和工作地點信息）（Raphael and Stoll,2002）的分析顯示：在2000年美國人口中，黑人受空間失配的影響最大，幾乎所有存在黑人聚居地的大都市，黑人受到空間失配影響的比例都要大於白人。

如上所述，2000年以來，我國的城鎮化一度停滯，但城市化卻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這不僅表現為全球最大的城市基建投資規模、高速膨脹的城市空間、億萬農民工和流動人口、迅速消失的農地資源、驚人的煤電油運耗損、大量破壞的生態環境和不斷擴大的工業區和居民區等等，而且發生着從鄉村空間到城市空間的大轉換即“空間再造”，以及具有市場化和消費化特質的“城市空間”的不斷擴大。然而，以資本為核心、以利潤率最大化為導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為價值特徵、以制度公正相對缺失為條件的空間生產和空間再造，是建立在不斷剝奪農村居民和城市弱勢羣體對空間居住和享有權的基礎之上的，因而是對空間正義原則的侵害。當代中國城市空間的缺失主要表現為以下“六失”：首先是“失地”，近10年來，全國因承包地被徵收而失地的農民超千萬，失去了本應屬於他們的土地，包括生產用地和居住用地。其次是“失業”，農民被強制與土地空間等物的生產要素分離，成為“下崗”農民，城市失業率2006城市失業登記人口1000多萬人，失業率為5%。其三是“失居”，農民和市民失去原有居住生活空間，成為流蕩的“帳篷族”甚至“露天族”；大部分城市百姓則對居高不下的房價望洋興嘆；高低檔次不一、類型不同的住宅區組成了城市空間的“馬賽克”式的鑲嵌圖，也就形成了城市居住空間自然分異和極化，以至出現城市的“富人區”和“貧民區”。其四是“失保”，一些農民失地後沒有社會保障，成為被社會曾經邊緣化、遺忘的一族。其五是“失學”，失地農民、進城農民工子女失學率高達65%；原來城市中心地帶的居民被迫遷移到城市郊區後，教育設施普遍缺失，因而子女失學問題時有發生。最後是指“失身份”，失地農民既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但也並沒有成為市民。因此，城市化變成對一部分人的空間權益的剝奪。高速城市化就必然變成剝奪的加劇和矛盾的大量積累，因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這樣的城市化是難以持續的。

3、城鄉二元結構條件下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由於城鎮化的不充分，城鎮化的停滯，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一直成為中國發展中難以破解的難題，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基礎是加快城鎮化、城市化。

第一，中國現有農民9億（如按農民工進城打工超過半年的計入城市人口，那麼，中國有7.3億左右農民），是城市人口的2.25倍左右。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僅為城市的1/3，農民增收是一個難題。目前，中國農民家庭户均經營耕地僅有0.6公頃，只有大幅度減少農民，農民家庭户均耕地才能增加，農業才有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減少農業勞動力剩餘），農民收入才能增加；如果中國農民減少70%，即等於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增加2.3倍，農民收入亦可增加2.3倍。所以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而減少農民的根本途徑是城市化。

第二，農村的發展必須有城鎮的發展、城市的發展，只有城鎮得到充分發展，才能為農村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美國洛彬磯的城鎮化（克萊蒙）大城市的城市化、城鎮化。

第三，中國城鄉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固然與農村為城市提供積累的時期過長、農村負擔過重有關，與長期分割的二元結構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城鎮、城市的相對不發展，在於城市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能力還不夠強大。

第四，2004年中國城市化率已達41%。在我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條件下，如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浦東、天津、重慶、成都等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一大任務，就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破解的路徑、方式或模式是多樣的，但是城鄉二元結構解構的根本標誌是城鄉“文明差異”的縮小，是城鄉老百姓享受吃、穿、住、行、就學、就醫和休閒娛樂等公共服務差異的縮小，是城鄉百姓文明素質差異的縮小。

4、城市特色危機給城市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問題

城鎮化不充分，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使中國的城市正面臨特色危機。已故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對中國城市有這樣的評價：中國城市有許多房子，但沒有一座建築。這番評價在多年之後的今天看來是那麼的貼切。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一座座鋼筋水泥澆鑄的“灰色森林”撥地而起，中國自古所謂的“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風俗已經越發被“全球化浪潮”淹沒殆盡了。當我們正沉浸於城市一幢幢高樓大廈撥地而起而帶來的片刻歡喜的時候，我們也不得不認真思考隱藏在都市“現代化”背後的許多憂慮、中國城市的特色危機。

當代中國城市特色危機主要表現為“六個盲目”性：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定位。中國一共有661個大中小城市，其中竟然有182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的大都市或國際化城市。如廣州提出15年趕上亞洲“四小龍”。把廣州市建設成為具有強烈嶺南特色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將廣州建設成為國際性交通樞紐、商業中心、金融中心、科研中心、旅遊中心，為世界的和平事業和人類的繁榮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

二是規劃缺失造成視覺污染。據專家們介紹，目前我國的城市“色彩病”突出表現在3個方面。（1）很多城市長了一張“大花臉”。為突出與眾不同的個性，不少設計師過分關注單個建築，往往將自己的作品打扮得五顏六色，卻不考慮和周邊景觀色彩的協調性，很多城市逐漸被塗抹成了難看的“大花臉”。專家指出，在不少設計師和開發商看來，具有亮麗外觀的建築比較搶眼，但當城市裏到處都充斥着這類建築時，難免會造成視覺污染。

二是“光污染”和色彩“實驗場”傾向嚴重。隨着經濟的發展，不少城市、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改變自身形象、打造“標誌性建築”的願望非常迫切，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缺乏先進理念，為了彰顯“現代性”，盲目地貪大求洋或互相攀比，將一些西方國家在城市化初期流行的元素照搬過來，比如過度使用玻璃幕牆等極易造成“光污染”的建築材料。有專家指出，部分城市甚至有變成城市建築色彩“實驗場”的傾向，需要警惕。（3）千城一面缺乏文化底色。有專家無奈地表示，近些年出差去很多地方，除了在賓館休息外，都不太願意到城裏走動，“反正走到哪個城市都一樣”。此外，城市建築大量採用人造色彩替代原有的自然石材、木材等材料的顏色。時尚塗料一次次地“抹”去了天然之色，也“抹”去了傳統文化的底色。

三是盲目進行舊城的成片改造，搞形象工程。如有一座城市其實特別困難，特色是養奶牛，市領導下令，拓寬了一條大馬路，在路兩旁刻了許多花崗石的牛雕塑，有300多個。這個工程花費了上億元，而這個城市的財政收入中，城建資金只有2000萬元。那位市領導還對人説，“説不定兩千年後有人挖出一頭牛的雕塑，那就是我的偉績”。這是非常可笑的。在“形象工程”的背後，人們看到的是城市規劃中的盲目性。

四是盲目迎合小轎車的交通需求。片面強調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規劃建造大馬路、立交橋和拓寬舊街道。決策者們是坐小汽車的，他們希望能加快行車速度，以至於在城市規劃過程中盲目佈置超寬的馬路、不分青紅皂白地拓寬機動車道、砍伐人行道樹、取消自行車道。個別城市還對取消自行車道予以立法。

五是盲目地進行功能分區，片面強調功能單一的各類園區。

六是盲目地體現第一責任人的權威。認為我既然是城市第一責任人，就應該有絕對權力修改規劃。這麻煩就大了，有的城市出現了“一屆政府一張規劃”的現象。城市總體規劃是第一資源，總體規劃錯誤就會導致建設錯誤，而建設的錯誤往往是難以彌補的。

城市形象設計和建設的理想狀態是“天人合一”的狀態。中國明代學者文震亨提出過，好的建築環境能讓人進入“三忘”境界。即“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之者忘倦”。這種境界，可以説達到了主客體之間的高度和諧。目前中國不少城市的規劃設計中的“六個盲目”，可用“四忘”來概括出這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即“忘了整體、忘了主題、忘了主人、忘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