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所講述的是一個關於“盛世妖術”的故事。在中國的千年帝制時代，乾隆皇帝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一人。他建立並鞏固起來的大清帝國達到了權力與威望的頂端。然而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攪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裏，這股妖風竟然衝擊了半個中國，百姓為之惶恐，官員為之奔命，連乾隆也為之寢食難安。作者再現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5] 

1984年，孔飛力來到北京，進入故宮裏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孔飛力説：“我當時的研究課題和叫魂沒關係，乾隆只是我要考察的對象之一。當年，我對中國官僚體制以及內部運行方式知道得很少。叫魂案之所以會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它的材料比較完整，從開始到結束的檔案，包括很小的細節都有，這是一個理想案例，非常值得研究。” ^[2]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的研究的主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一個主題是中國的文化是統一的，但不是單一同質。這就意味着為什麼像妖術大恐慌會在鄉民、官僚和皇權不同階層會有不同的理解而表現出不同的行動邏輯。君主認為妖術始終和謀反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妖術恐慌是帝國官僚體制自我滿足、常規裹足的積習所致；官僚作為知識分子不相信妖術，但是又不敢確定是否妖術確已害過人或者可以害人，他們一方面要鎮壓這種恐慌所帶來的社會秩序紊亂，另一方面又得頂着帝國的壓力保住自己權力和地位的雙重迫力來認真對待妖術流行；對於普通的民眾在18世紀中國社會都普遍認為周圍的盡是邪惡，他們的生命則受到隱藏勢力的威脅，妖術的清剿，成了個人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的武器拿來在這個權力稀缺的社會中傷他人的權力。這三個層次的不同認知觀裏，在其妖術恐慌的歷史遭遇實踐裏面，他們卻都是受益者，都是可以在清剿中游刃有餘的，他們至少可以將所有的矛盾移花接木，將危險傳遞到比他們更弱的羣體。 ^[6] 

另一個主題是關於皇權與紳權，即常規權力和專制權力的關係研究。生修正韋伯關於君權神授與合法理性權威關係（在韋伯看來君權神授最終會被合法理性取代，也就是君主權力會逐漸屈從於官僚權力），而認為以往關於政治制度的研究把皇權與官僚權描繪成一種彼消此長的排斥關係，其中一種權力增長膨脹意味着另一種權力萎縮削弱，該書是通過揭示皇權如何使用政治罪使其權力凌駕於官僚常規權力之上，解釋皇權與官僚權之間並非是相互消長的關係，他們自有和平相處之道。 ^[6]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具有較強的可讀性。作者以講述故事的方式來架構一部史學著作，把對重大理論問題的分析巧妙地穿插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之中，往往在故事情節出現曲折，讀者情緒隨之高漲的時候，作者掉轉筆鋒去分析論述有關的原委。全書涉及的理論問題相當多，諸如盛世中的經濟隱患、髮辮的政治意味及人類學含義、人口向下層流動的社會後果、皇權與官僚權力之間的張力等，無一不是對理解帝制晚期中國歷史至關重要的問題，但它們全部建立在對叫魂事件活靈活現的敍述的基礎之上，抽象的理論觀點被直觀、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從而也更容易為人們理解和接受。 ^[4]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整體史觀的產物。作者以叫魂案為線索，展現了社會各階層對於叫魂案的不同看法和表現，並層層遞進地分析了這些看法和行為背後深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作者對叫魂案的歷史敍述和多維度分析，充分體現了“合力論”和“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的整體史精神。 ^[4] 

按照傳統的史學學科分類的標準，叫魂事件應該歸屬社會信仰或社會心態的範疇，而專制王權則是正宗的政治學研究課題。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課題，很難扯上聯繫，但孔飛力卻成功地將兩個課題令人信服地聯繫起來了。在叫魂事件的展開過程中，普通百姓的恐慌還只是表面的現象，深層次的問題是專制王權與官僚體制的常規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正是將這兩者聯繫起來研究，增強了《叫魂》一書的深度，而且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4] 

孔飛力（Philip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主要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他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強調從中國歷史內部的發展來尋找轉型變化的原因。 ^[3]  代表作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