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唐寺

古唐寺(5張)

古唐寺，位於洛陽市東郊唐寺門（原來叫唐寺mer）村內，隴海鐵路、焦枝鐵路、鄭潼公路在此交匯。該寺坐南朝北，和一般"坐北朝南"的中國佛寺方向迥異。

據有關資料説，古唐寺原名福先寺，始建於唐朝，原址在今瀍河區塔灣村西頭"唐寺崖"處。明朝洛河氾濫，將寺沖毀。洪水過後，鄉民將寺中留存的部分遺物北移數里，重建寺院。1922年重修寺院後，軍閥吳佩孚的參謀長張佐民為山門門額題"古唐寺"三字。

寺內現存山門殿、觀音殿、白衣殿、立佛殿，"後大殿"毀於十年動亂，另有碑石十餘方。

古唐寺(3張)

相傳，古唐寺原來在洛河邊上，垂柳掩映，廟門前就是清波盪漾的洛河，風景十分宜人，吸引得遊人如織，香火盛極。寺院門口，有座極高的佛塔，塔高得讓人仰看時，腦瓜兒上掛不住帽子。

每逢朝日初升，那塔長長的陰影能遮到七里河；夕陽落山，塔影又拉到白馬寺。因此，人們習慣上都把這福先寺稱為"塔寺"。

遣唐使與古唐寺，繼隋代之後，唐與日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進入空前繁榮的時期。日本沿襲遣使入隋的舊制，繼續派出遣唐使。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留學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開成三年（公元838年）止，共派出遣唐使十二次，另有“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四次。

起初使團規模一般不超過二百人，後人數增至五百 ^[1]  。

遣唐使的目的在於向中國學習、吸取唐文化，他們大量輸入中國的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國文化也因此風靡日本社會上層，滲透到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入唐僧人在中國巡禮名山，拜師求法，帶回大量佛經、佛像、佛具等，並且仿效唐代，開創了日本佛教在山嶽建寺的風氣，遣唐使回國，唐朝有時派遣送使同去，由於航行艱險，他們往往居留下來，歸化日本。著名的有沈惟嶽、袁晉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職；唐朝僧人赴日最有名的就是東渡傳授戒律的高僧鑑真。

從地圖上看，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中間只隔着一個東海。然而，在中世紀，要橫渡這段波濤洶湧的海洋卻不是件容易的事，風暴經常使航船翻沉。“行船走馬三分命”。為了祈求航海平安和歸途順利，人們常把象徵力量、權威的神祇作為航船的保護神，東都外郭城修善坊、會節坊、裏德坊內都有為日本、波斯等外國人修建的神廟。這也充分證明當時洛陽住有許多外國人。

古唐寺(3張)

值得一提的是，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榮睿、普照隨第九次遣唐使來到中國。當時唐玄宗正住在東都洛陽，即令兩位日本僧人禪居東都福先寺，並由福先寺住持僧人定賓大師給他們二人授戒。

三年以後，榮睿、普照祈請福先寺僧人道璿赴日本弘法傳戒。和道璿同舟赴日的還有住在福先寺內的印度僧人普提仙那。後來，道璿成為日本禪宗的第二代傳人，普提仙那還為日本奈良東大寺大佛開光。請去道璿以後，榮睿、普照仍感不盡其意，又抵揚州，拜請高僧鑑真去日本。

這時先鑑真而達日本的道璿、普提仙那都親赴東大寺拜會鑑真。鑑真、道璿把高度發達的唐文化，如雕塑、繪畫、書法、建築、醫藥知識以及大批珍貴的書籍文物帶到了日本，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福先寺原在洛陽城東五里塔兒灣，又稱“塔寺”，其故址應在今塔灣村西“唐寺崖”。唐代佛教極為盛行，僧尼眾多，寺院林立，福先寺是其中的一座著名寺院。

古唐寺(3張)

女皇武則天曾為福先寺撰寫浮圖碑文；北印度僧人阿彌真那曾在福先寺譯經；中印度僧人善無畏於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來洛陽，在福先寺譯出《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簡稱《大日經》）；著名畫家吳道子曾在該寺作“地獄變相”壁畫。

明代天啓年間（1621～1627年），洛河氾濫，寺內“上幹霄雲”的高塔以及整座寺院被洛水沖毀。周圍百姓等洪水過後，將福先寺部分遺物北移數里，在今唐寺□（"門"內加“外”）村，重建寺院。

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洛陽人王善信出資重修該寺，其規模進一步擴大。1922年再修，並由吳佩孚之參謀長張佐民于山門門額題寫“古唐寺”三字。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方面對古唐寺進行了多次修復，成為我市又一處宗教活動場所和旅遊景點，有不少日本僧俗友人到此瞻仰朝拜和參觀遊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