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歌學問化研究

在中國文學的原始語境中發現歷史

——魏中林等《古典詩歌學問化研究》序

吳承學

研究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古典學的學者，心態、氣度往往不同。前者俯視平輩，直擊現實，容易產生“一覽眾山小”的豪邁。而古典學學者面對悠久的學術史，仰望一座座高峯，更多的是“高山仰止”的敬畏。前人汗牛充棟的成果容易讓古典學學者產生一種“影響的焦慮”。

如何有所創新，一直就是困擾和挑戰古典學學者的問題。陳寅恪先生曾提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陳寅恪先生指出向上一路，陳義甚高。“新材料與新問題”確是極為重要的，兩者結合自然是治學最上乘的境界。比如近代以來的敦煌學、古文字學、考古學都是有賴於新材料而興起的。像敦煌石窟與甲骨文等這類“新材料”的發現而引發的“新問題”，實在是千載難逢的。如果古典學者一定要等“新材料與新問題”才進行研究，那就不免要守株待兔了。不過，我們也不必因此而悲觀躊躇。回顧一下中國學術史，尤其是思想史，多數重要成果的取得並不是因為“新材料與新問題”的出現，而是由於新思想與新理念的引入。陳寅恪先生本人的成就也並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新材料與新問題”，他的高妙之處，是在常人熟見處發現新問題，即是在傳統的學術領域中用新的眼光和見識發現和解決問題。這是更具魅力和挑戰性的。

就古代文學而言，新的觀念和見識固然可以借鑑外來的文學理論研究成果，但更應該從中國豐富的文學實踐中提煉出來，將思想和研究的立足點回歸到中國古代文學的原始語境，迴歸到中國傳統典籍內部所呈現的自然脈絡，在中國本身的歷史豐富性之中去不斷髮現和創造。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著名學者程千帆先生就提出：“所謂古代文學理論，應該包括‘古代的文學理論’和‘古代文學的理論’這兩層含義。因而古代文論的研究，也就應該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既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也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前者是今人所着重從事的工作，其研究對象是古代理論家的研究成果；後者則是古人所着重從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二者雖然都是重要的，但比較而言，後者是更困難，也是更有意義的工作。”（《古典詩歌結構與描寫中的一與多》）程先生的高論為我們提供了拓展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新領域的思路。如果要“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那就應該在現有的研究理論、概念之外，提出新的概念與範疇。

魏中林等先生所撰的《古典詩歌學問化研究》一書，它的最大的特點和亮點就是：它不是從外在的理論和現成的文學史框框出發，而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原始語境中，從中國傳統及其原始典籍內部的脈絡中，梳理了文學發展中一個長期存在卻一直沒有被充分關注的顯見事實，然後把被隱沒了的理論與被遮蔽了的事實再度揭示出來。這個問題就是“古典詩歌學問化”。“古典詩歌學問化”正是立足於現有的研究理論、概念和文學史框架之邊緣，所提出來的符合中國古代文學事實的新命題。我們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説法，這本書就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具體來説，也就是“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這正是它的獨到之處，也是其價值所在。

我曾經説：“在古代文論的原始語境中，理論的‘生態’往往是平衡的，每種理論常常是和它的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中，以“性靈論”為中心的“意境化”與“學問化”實際上是相反相成地存在着。但是，長期以來，“意境化”問題佔住了中國古典詩學的視野中心，而“學問化”的問題，雖然相關的如“學人之詩”等論題亦受到關注，但深度的系統研究整體上仍處於被忽視或被忽略狀態。

作者所謂的“學問”並不僅是指書本知識，所謂“學問化”也並不就是掉書袋。“古典詩歌學問化”是指將詩歌創作與知識、學問、道理等修養聯繫起來看待，因此，本書的“學問化”的內涵是比較寬泛的。基於此，作者認為，“古典詩歌學問化”是自《詩》、《騷》以來中國詩學文化的一種傳統。作者認為：“古典詩學學問化不僅是某一時期或流派所集中體現出來的片斷性現象，而且是伴隨着古典詩學歷程強弱參差地形成一個持續性過程。”“這一過程的基本趨向是以踵事增華的方式由弱漸強，越來越明顯。”（《緒論》）本書從理論的高度上提出這個問題，然後對中國古典詩歌創作與理論批評的“古典詩歌學問化”進行史的勾勒與探討。全書共七章，上至中國詩歌發軔的先秦時代，下至新文化運動，原原本本，追源溯流，系統地梳理了“古典詩歌學問化”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一本別出心裁的文學史。雖然，本書涉及問題面廣而且歷史悠久，觀點或可商榷，文獻容有未安，但是作為一部“問題發展史”，它必有其獨特的理論價值。

我讀完這本書，掩卷之餘，不免思緒紛紜。

我們曾經以為文學產生於民間，產生於勞動，詩是一種純粹感情的產物，而詩歌創作與知識學問沒有什麼關係。這些説法自然有其道理，但又不免片面。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民間就是天籟，到了文人手裏，就往往折殺了詩的純美。這就有些偏頗了。在文化史上，文人對於民間文藝雅化作用的積極意義要遠遠大於其消極意義。沒有文人的記錄、提升與傳播，民間的性靈與智慧，可能很快就灰飛煙滅，無聲無息。《詩經》中當然有些是採自民間的詩，但肯定是經過文人的選擇、修飾、加工和提煉的。比如《詩經》首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些詩句很難想象純粹是那些目不識丁的百姓信口創作的、純天然、原生態的民間詩歌。其實，有些我們所讀到的許多以為很“民間”的文學，也是經過文人與民間一批有知識的“秀才”記錄與加工的。這個道理看看明代馮夢龍輯錄的民歌就明白了。民間與知識絕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對立的。就像現在網絡和手機上流行的那些極為機智的段子、民謠，當然可以算是民間的智慧了。但這些絕對不可能是那些文盲或文化程度較低的人所能編造出來的，很可能是一批有“學問”的文藝青年在網上神思飛揚的集體結晶，也可能是一批文化和智商都很高的公務員在酒餘飯後的湊趣逗樂。其實，民間社會也是可以“學問化”的。以今度古，想當然爾。

詩歌創作沒有“性靈”不行，就像沒有火種如何燃燒？光有“性靈”也不行，就像只有火種而沒有充足燃料，如何能成燎原烈焰？性靈與學問都是詩歌創作不可或缺的要素。詩歌需要性靈，是不論自明的。詩歌需要學問的道理，則尚要饒舌幾句。以李、杜為例。杜甫自稱“讀書破萬卷，下筆自有神”，他的學問自然不必多説了。李白天才飄逸，似乎與“學問”無關。但李白也不是光會飲酒大言，他也是喜歡讀書，也有“學問”的。他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的話也許略有誇張，但如果翻翻《李太白全集》，看看他所寫的賦、表、書、序等，可以發現，李白還是挺有“學問”的。就是在李白詩中，用典與點化幾乎在在皆是。就以被人讀後驚呼為“謫仙人”的《蜀道難》一詩為例，就用了許多典故，腹笥極富。我們可以説，中國古代著名詩人中，幾乎沒有一個是不讀書、沒“學問”的。如果沒有浸淫於書林藝苑之中，傳承悠久的歷史文化，體味和領悟古往今來、人生社會的奧妙哲理，所謂的性靈，只能是淺薄而沒有深度的。也許，靈光一閃，就轉瞬即逝。所以，嚴羽在《滄浪詩話》説：“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但緊接着又補充説：“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學問化”的重點在於能“化”，學問是詩人的修養而不是詩歌的表現對象。“化”境就是自然而然地流露，而不是刻意展示。你可以感受到，卻難以一一指出來。若能“化”，則知識、學問、義理都如水中着鹽，無跡可尋了。若不“化”，那怕學際天人，學問反成了眼中之金屑。

我在讀此書時，有個問題一直縈繞心中：既然“意境化”與“學問化”在理論與創作上都是並存的，為什麼最終會出現“意境化”佔住了中國古典詩學的視野中心，而“學問化”則被邊緣化？對這種現象，我們除了判斷其合理還是不合理，合乎還是不合乎歷史事實，更重要的是要理解這種現象產生的深刻原因。我曾説過，在古代文論的原始語境中，理論的“生態”往往是平衡的，“但是，經過人們的闡釋與接受之後，‘平衡’就被打破了”。那麼，這種有選擇性的闡釋與接受的背後，肯定含藴着中國古人傳統的詩歌理想與美學觀念。我們發現了理論盲點，然後把這些曾被遮蔽的歷史展示出來，這工作很重要，但我們仍然可繼續追問：這種“盲點”的形成，是否是中國人自古以來集體的、有意的選擇性“失明”？若是的話，那麼，這種選擇體現的是偏見和短視，還是智慧與深刻呢？這也許也是一個有趣的而且是深層次的問題。

我與魏中林教授相識已經二十多年。1990年，中林從蘇州大學博士畢業，分配到暨南大學，而我則從復旦大學分配到中山大學。中林師承國學大師錢仲聯先生，專攻清代、近代文學。我與他專業相同，且年紀相仿。剛認識時，他還很年輕，但看起來成熟持重，氣度不凡，性格豪爽而心思縝密，談論則高屋建瓴而極富邏輯。當時，廣東省古代文學的博士還相當少，我們一起組織了全省古代文學的博士聯誼會，經常聚會，交流心得，討論問題。後來，中林與我都任廣東省古代文學研究會的負責人，也多次組織古代文學的年會。中林每年博士、碩士畢業，也經常讓我去主持答辯。那時，我們在學術交流上是相當頻繁的。

近十年來，中林因為政務繁重，我們之間交流漸稀。但是，我不時還能讀到他發表的學術論文。在行政之餘保持學術研究，可以想象是相當艱苦的。不過，也許可以獲得一種追求真實與自由的人生快樂。本書稿是中林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的結項成果，是他與高足共同完成的。當中林把書稿傳給我，命我作序時，我就欣欣然應允了。我能成為此書稿的第一讀者，感受其智慧，領略其精彩，也是一大樂事。

我讀了這本書稿，深有感觸，又回憶起二十多年來與中林交往諸事，浮想聯翩，漫錄於此。雖卑之無甚高論，然彷彿與故人對牀夜語，絮絮叨叨，拉雜而談，不亦快哉！

2011年11月1日

書於康樂園鬱文堂 ^[1] 

魏中林，1956年生，蒙古族，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 987年師從蘇州大學錢仲聯先生攻讀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1990年獲博士學位，任教於暨南大學中文系。先後擔任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長、韶關學院院長等。現任廣東省教育廳副廳長，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 清代詩學、近代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先後出版合作出版《清代詩學與中國文化》、《中國山水文化》、《詞綜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等著作九部，在《文學遺產》、《民族文學研究》、《文藝理論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六十餘篇。兼任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廣東文學學會副會長、廣東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等。 ^[1] 

緒論 學問化：中國古典詩學的一個基本問題

第一章 先秦詩歌學問化要素的孕育與生成

第二章 漢魏六朝詩：古典詩歌學問化的開端

第三章 唐詩：古典詩歌學問化的發展

第四章 宋詩：古典詩歌學問化的第一座高峯

第五章 元明詩：古典詩歌學問化的洄溯

第六章 清詩：古典詩歌學問化的第二座高峯

第七章 古典詩歌學問化的嗣響、新變與終結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