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樸素唯物主義

柳宗元出生於世代官宦之家，從七世祖柳慶官拜北魏侍中、封濟陰公，到堂高祖柳奭、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曾擔任各類官職，其父親柳鎮也出任過侍御史，其母家范陽盧氏家族一樣世代為官，非尋常人家可比。照理説，這樣的世系傳承，應該工於政治，善做官面文章。 ^[2] 

柳宗元自幼飽嘗民間苦痛，耳聞目睹腐朽朝廷的種種罪惡，加上母親的啓蒙教育，一顆為民請命、納民軌物的種子便在他幼小的心靈紮下了根。 ^[2] 

柳宗元對待事物發展的態度不同於常人，源於他認識事物的角度不同，思維有差別，反映在他的文字裏。 ^[2] 

著名的《封建論》沒有侷限於封建制度本身“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的種種弊端，而是洞幽察微，見人所不見，發人所未發。“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條分縷析，逐層遞進，而後得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 ^[2] 

柳宗元推崇古文運動、否定董仲舒“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批判神學、強調人事。《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不幸之中，未嘗沒有幸的萌生，這是樸素唯物主義看待客觀世界的基本方法。 ^[2] 

在貶謫期間，柳宗元撰寫的大量文稿。一方面，有把握為官機會實現自己利濟天下的願望，希望事益於民，學報以國；另一方面，“......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幹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三戒》）。這種理念複雜深邃，是透過哲理認識世界的樸素唯物主義。 ^[2] 

比較能體現柳宗元哲學思想的代表作如《斷刑論》、《天説》、《天對》、《時令論》。如《非國語·序》：“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説多誣淫，不概於聖。餘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既肯定《國語》的積極意義，又對其“誣淫”之説據理而駁，可謂言近旨遠。 ^[2] 

《斷刑論》、《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辨》之類，代表了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並形成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2] 

《天對》是柳宗元試圖用唯物觀釋答屈原《天問》的鴻篇巨構，條分縷析，窮盡自然。柳宗元的解釋未必都有科學依據，但貫穿其中的是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比如《天問》説“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柳宗元認為“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無窮，不可以裏。”屈原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柳宗元説“明焉非闢，晦兮非藏。”屈原想要知道“增城九重，其高几裏？”柳宗元説“增城之裏，萬有三千”。 ^[2] 

《天説》則提出“功者自功，禍者自禍”的觀點，行文詼諧風趣，更易為後人接受。 ^[2] 

在自然的認知裏，樸素而辯證地理解萬事萬物，才能更接近事物本源。《貞符》雖短，立意至高。開頭即提出“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這是典型的法家反天命思想，是對有神論的公開批判。柳宗元不信鬼神，在當時的科學水平條件誠屬難得。 ^[2] 

“永貞革新”失敗後，革新派和保守派的鬥爭並未停息，柳宗元也在貶謫生涯中，對世界的理解也越來越清晰。《晉問》極力誇讚晉地的山川形勝、豐饒物產，其中説道：“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2] 

中唐以後，戰亂頻仍，宦官專權，民不聊生。嚴重畸變的社會現實，催生了柳宗元的“民利”思想，“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安史之亂”撕破了大唐表面的最後一絲體面，柳宗元出生時，唐王朝已平定叛亂多年，卻從此由盛而衰。” ^[2] 

在此轉折期，柳宗元有機會與最底層的人民接觸，對人民遭受的苦難既有認識更有反思。在柳宗元看來，山川、礦藏、寶馬、良材、河魚、池鹽等物產利民而非民利，“利民”不過外在的物質財富，“民利”則是國家長治久安給人民提供的開明政治大同景象，一切謀求私利、視民命如草芥的政治集團，永遠不會為了利民而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 ^[2] 

辯證看待歷史發展，不以後人眼光強求前人，而對於前人“誑亂後代”的“淫巫瞽史”，假借天命神學愚弄人民的文痞現象，柳宗元也毫不客氣地痛批。柳宗元把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他是中唐時期真正卓有貢獻的傑出思想家，其無神論思想和批判精神，使得後人少走很多彎路。 ^[2] 

(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人。他是中國早期啓蒙思想的代表人物。

著作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曆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書。 ^[1] 

青年時期 王夫之積極參加反清起義，晚年隱居於石船山，著書立傳，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學者遂稱之為船山先生。 ^[1] 

在長沙嶽麓書院求學期間，與鄺鵬升等組織“行社”，推崇學以致用，躬行實踐。同時在衡州與好友管嗣裘、文子勇等組織“匡社”。24歲時與長兄王介之、好友管嗣裘在武昌考中舉人，以《春秋》第一考中第五名，受到督學高世泰、考官歐陽霖、章曠等的器重。是年冬，王夫之赴京參加會試，途中得悉李自成農民軍已席捲河南，攻克南陽，再圍開封，打敗明官軍，明軍決黃河堤灌農民軍，竟使開封城淹沒。“何事春寒欺曉夢，輕舟猶未渡江南”。王夫之的“進士夢”被風雷激盪的農民戰爭所澆滅。 ^[1] 

1689年，一好友劉思肯到湘西草堂拜訪他併為其畫了一幅肖像，夫之看後作了一首詩，“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姜齋。歸於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 ^[1] 

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其中，比較而言，黃宗羲貢獻在學案和政治思想，顧炎武貢獻在學風和民俗，王夫之貢獻在哲學和史學。誠如錢穆所言，夫之“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 ^[1] 

王夫之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學術自覺，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統的總結，不僅揚棄程朱陸王，批判地總結了宋明理學，而且精研易理，熔鑄老莊，旁及佛道，博取新興質測之學，將樸素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形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1] 

王夫之沿着“即事以窮理”、“入德以凝道”“要變以知常”的認識路徑，對自然、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矛盾運動進行了“會其參伍，通其錯綜”的辯證考察，形成了道器合一、理欲合一、義利合一、性命合一、情理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系，彰顯出“坐集千古之智”而又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術傳承性和學術創新性。 ^[1] 

王夫之的哲學、歷史學、經濟學和愛國主義思想深深影響了曾國藩、譚嗣同、楊昌濟和毛澤東等人，毛澤東在《講堂錄》抄有多處夫之語錄，新中國成立後兩次為“船山學社”題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