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金人銘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讀三墳五典八丘九索，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鈎，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叉手？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蹠為濁，夷柳為清。鮑魚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採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悦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説周廟，與言為嗤。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1] 

晉朝太廟左邊台階旁有一個石人，大張着嘴巴，他胸前刻的字説：我是古代多言之人啊，我不少説話，不少惹事，少言少事的話，那後生怎麼説呢？我讀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這些羣書名著，深奧迷惑的知識和道理我沒有不查清楚的。因此我説遍天下事情，也沒有錯誤過的。 只有説的話正確，才可以長久流傳。 為什麼要孤獨孑然的樣子，緊閉着嘴巴呢？（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在大庭廣眾，總是叉着手（不説話、發言）。平凡的小人貪戀錢財，英雄烈士為名聲而犧牲，盜蹠是污穢小人，伯夷和柳下惠是清白人，鮑魚市場有特殊味道，蘭花苗圃有清香之氣，不要因其澄清而顯貴，不要因其污穢而覺下賤。兩個説的不一樣，歸結於一樣（是其本性使然）啊。 堯曾經高掛納諫的鼓，舜曾經樹立諫言用的謗木，聽取民間説法，只恐怕時間不夠用，讓廣大人民明道理，家家遵從禮教（道潤羣生，化隆比屋）。 但到了末代文禮逐漸降低要求，這些禮數漸漸淡漠衰退（末葉陵遲，禮教彌衰），順從上級旨意的就順達，反抗的就是錯誤的。當時流行細腰，全宮中都節食捱餓，喜歡寬廣的額頭，就把眉毛剃細。逆反上面的人就陷入困境。閉上嘴巴就不會失誤（括囊無咎），就可以免遭殺戮。 顛覆了以前的一切真理美德修養，真是傷悲啊！這些小心謹慎，用在當時的環境（也是為避免禍害）。藉以周廟來説事情，有些話説的笨拙魯莽（於言為蚩），所以請明白事理的人，補救並來改正（我説的不對的地方）。

孫楚以極鮮明的態度説：“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作者充滿了對社會、對人類發展的責任感。他把人類歷史看成一條練，前代人有責任、有義務給後代留下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要完成這些就要説和作。馬克思多次講過我們創造歷史是在前人留下的既定條件下去創造的，所以我們應該對那些有名的和無名的為我們創造了我們賴以發展的物質和精神條件的先輩表示敬意，同樣我們也要以更積極的態度為後代留下更多的東西。孫楚提倡“多言多事”決不意味着鼓勵胡言亂語和瞎幹蠻作，而是通過讀書(三墳五典等)和深入研究(“探深”和“鈎奧”)，這樣才能“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對於當權者，作者認為要有兼收幷包的氣度，能夠認識到正確和錯誤是相反相成的，只要善於處理，它們也會“歸於一會”的。作者嚮往傳説中的堯舜盛世的頗有點“民主”的社會風氣——實際上是原始社會的民主傳統給人們留下的記憶——那時不僅能聽取不同的意見，而且設有制度，作為保證。如“懸諫鼓”、“立謗木”，而且千方百計地搜求意見——“聽採風謠”。這樣才促成了人們道德水準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可是到了“末葉”——看來作者把專制時代看作“末代”——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代替了一切，造成了“承旨則順，忤意則違”的局面。於是“細腰”、“廣額”許多不正常的現象發生了，為了生存誰也不敢逆龍鱗而犯之，於是“括囊無咎”的古訓就成了自我安慰的根據。這種萬籟俱寂的局面，孫楚是不贊成的。他認為《金人銘》就是“末葉”的產物，這時“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在這樣的時代還用什麼戒！人們早已不敢講話了)。所以他認為：《金人銘》是可笑的，自己有必要糾正這個錯誤。

孫楚是言行一致的。我們從他的傳記和他遺下的斷簡零章的著作中還可以看到他積極建言，反對羣臣阿諛奉承皇帝，多次向朝廷推薦人材，反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九品中正制度，提倡曹操的“拔奇決於胸臆，收人不問階次”。他還勸説有才能的人不要“懷寶迷邦”，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責任。

孫楚（約218--293）西晉詩人。字子荊。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北)人。史稱其“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故缺鄉曲之譽。楚少欲隱居，謂王濟道：“吾欲漱石、枕流。”濟笑道：“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厲其齒。”年四十餘，始以著作郎參鎮東軍事。魏末，孫楚已40多歲，才入仕為鎮東將軍石苞的參軍，後為晉扶風王司馬駿徵西參軍，晉惠帝初為馮翊太守。死時大約70多歲。劉義慶《世説新語》載其軼事一二。《孫楚集》據《隋書·經籍志》載，凡12卷，今佚。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輯有《孫馮翌集》。

孫楚，字子荊。約當生於曹魏文帝黃初二年(221年) ， 卒於西晉惠帝元康三年(294年)。太原中部(今山西平遙縣)人。西晉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