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人間

該書傾注了詩人對人間的無限熱愛與對周遭事物的深邃思考。譬如書畫家運筆揮毫時經常須要用到的《私章》，這麼尋常的物件經過詩人的“左右手互搏”後，引出加蓋印章等於“交出我/在世上偷偷反寫的姓名”的乖張，引出“我一直是你們的另一面/用相反的左邊，對決你們的右邊”的孤傲；又如《春日家山坡上帖》，在一個美好的春日，詩人來到家山，面對“春日寬大，風輕，草綠，日頭香”的欣欣向榮，卻發出“而我有病，空病，形單影吊，又無處藏身”的感慨。 ^[4] 

湯養宗的一首詩絕非“一首詩”，對他的一首詩的深入閲讀離不開他的其他詩的佐證。一首詩是另一首詩的引子和註解，或者説，所有的詩都是一首詩。他的所有詩是連貫的，互文性的，他在寫一首“大詩”。他自己在詩歌中説，“就像這首詩遇到了真正的黑夜/而另一盞燈，點在另一首詩裏，另一個/好命的人，正在那裏與一個鬼談笑風生。”（《掘井者》）如他寫《一個人大擺宴席》《虎跳峽》《穿牆術》，用一首詩立一個意象，再在另外的詩歌裏用這一意象，“它”已經不是原初意義上的使用了，已被湯養宗賦予了新的內涵。湯養宗多次寫到穿牆術，如在《欠條》裏説：“往年立下的界定，穿牆術，去與不去。”又在《夜深人靜時你在牀上做什麼》裏寫道：“有時不是這樣，類似要穿牆而過”，又在《三個場景時間裏的一個敍述時間》裏寫道：“而另一個時間，我還寫穿牆術”，還在《我還沒有到老，我已認下什麼叫垂暮》裏寫道：“也問過別人/穿牆術的要訣，得到的回答是，出手易/變回來難”。湯養宗反覆提到的“穿牆術”，實際上是作者“破障”的一種企圖，“不羣”的練習，一如他在多首詩歌中提到的“練習倒立，練習騰空翻”和“像在午夜間作一次莫須有的飛翔”。

《總是一而再地拿自己的自以為是當作天大的事》，與其説這是湯養宗的一首詩的題目，不如説是他的一個詩歌觀的體現。“總有意外的裂變之力被我找到/謝天謝地，反常理的人沒有遭受刀棍”，詩歌中提到的“自以為是”，“裂變之力“和”反常理”，應該説是湯養宗詩歌的三個特性。“把夾竹桃養成了大紅大紫的玫瑰/改過閃電的線條，教會了兩三塊石頭開口説話/有一天，還責令落日分別用三次降落於三個山頭。”密集的“反常理”的詩句同步造成了“裂變之力”，湯養宗的“自以為是”，實質上是甩開了眾多追隨者和模仿者，在眾多的詩人裏，彰顯出一個獨絕的自我。“反常性”的詩句，比比皆是，如“故意將開水瓶的塞子拿掉，為的是/讓什麼早點變涼”（《越來越想損壞自己》），“富翁與窮光蛋要公共抓住悠悠白雲的技藝/這裏在研磨，反向着工作/從黑磨到白”（《戒毒所》），“深夜的鏡前，我獨自伸出一條長長的長長的舌頭”（《萬古愁》），“先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再變成石頭/再日久月深地在海灘上聽潮，之後就成佛了。”（《撿一塊石頭當作佛》），“螞蟻伸出了一條小腿/砰的一聲，被絆倒的大象便一頭栽在半路上”（《堅信》），等等。

湯養宗作為詩歌上的異類，以一己之力與整個人羣作對，同時他也是自己的“異類”，左手與右手對抗，我與“反我”的對抗。“我無羣無黨，長有第十一隻指頭/能隨手從身體中摸出一個王，要他在對面空椅上坐下”（《一個人大擺宴席》）；“我一直是你們的另一面/用相反的左邊，對決你們的右邊/在反方向，隱姓埋名，肉身在石頭裏/側轉着身子，睡成與誰作對的逆子模樣”（《私章》）。甚至在一首詩裏也會出現左右互搏和悖論。在《私章》一詩裏，一方面寫“紙上加蓋印章，將一紙如麻的文字/確認為命中的確認/這等於是要我交出自己的反骨”，另一方面寫“一個人的反面，再不能確立/多像是，一顆人頭終於落地/白紙上，映出了一灘噴出的血。”到底這“私章”是蓋還是不蓋？一個我對另一個我是不是確認？這不是單純靠語言形成的張力，而是依靠複線的結構形成的內容的張力，詩意的張力。為與不為反倒退居其次，而所為的“內容”變得“舉重若輕”了。一紙如麻的文字，變成了一顆顆人頭。白紙上，映出了一灘噴出的血，既是印章蓋出的紅印，也是詩人用血給“詩”進行的洗禮。 ^[5] 

2018年8月，該書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 ^[2] 

湯養宗，1959年生，詩人，現任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代表性詩集有《水上吉普賽》《去人間》《制秤者説》《一個人大擺宴席——湯養宗集 1984-2015》《三人頌》等。曾獲魯迅文學獎、丁玲文學獎詩歌成就獎、福建省政府首屆百花文藝獎、儲吉旺文學獎、人民文學獎、中國年度最佳詩歌獎、詩刊年度詩人獎、新時代詩論獎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