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橋市長

主人公亨查德原是個打草工，因醉酒將妻女出賣，事後追悔莫及，從此滴酒不沾，發奮致富，二十年後當上了卡斯特橋市長。後來，妻女回到了他的身邊，發誓要補償妻女幸福的亨查德原本以為可以過上團圓幸福的生活，但災難卻接踵而至。由於剛愎、偏執，他與原來的助手兼合夥人唐納德·法弗瑞鬧翻，並在與法弗瑞的競爭中陷於破產，市長的職位被法夫瑞佔有，當年出賣妻女的醜聞也張揚開去，而唯一令他感到慰藉的女兒伊麗莎白—簡竟然是妻子與他人生的女兒。亨查德身敗名裂，眾叛親離，最後在一所小屋裏孤獨悽慘地死去。 ^[2] 

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農村社會經濟舊體制的解體使哈代在心理上處於矛盾狀態。他對鄉村的舊生活方式和田園風光有着深厚的熱愛和依戀之情，他反對用新的生產方式取代舊的生產方式，也反對用新的生活方式取代舊的生活方式。但是隨着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適者生存”成為成會社會發展的必然，因此哈代不得不理性地看待這一進步的意義。最終理性戰勝了感性。 ^[3] 

從整個小説構思來看，亨查德是當時舊生產方式的代表，是當時宗法制度下傳統農民的體現，他通過自己的努力，憑藉自己多年來對穀物和市場的瞭解經營生意，併成為了卡斯特橋的市長。他身上具有傳統農民的美德，如踏實努力，樂善好施。然而，當時的工業革命已影響英國農村，新的生產力開始出現，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漸斯取代了舊的生產方式。而這時的亨查德卻一意孤行，按照自己老辦法經營，如，用嘴講生意，口算心記，粉筆來計算。而當時他的性格缺陷也暴露出來，他嘲笑法佛瑞的新機器。儘管亨查德樂替好施，為工人愛伯爾的母親在冬天買煤取暖，卻在公共場合懲罰愛伯爾不穿褲子以警示其早起，這些都體現了亨查德剛愎自用，性格古怪，脾氣暴躁等性格缺陷，為其被新生產力取代，造成命運悲劇埋下了伏筆。 ^[4] 

而小説中另一位核心人物則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法弗瑞，他身上則集中體現了與舊勢力代表的亨查德相反的品質，他受過良好教育，對糧草這一行很熟悉，當事情陷入困境時，積極為其解決問題。在品格方面，他禮待人，遇事冷靜，耿直大方。而其中最為重要一點則是法弗瑞有着先進的管理理念，掌握市場行情，這便是其在最後打敗對手亨查德的原因，而法弗瑞身上所具備的能力則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此也説明，哈代在《卡斯特橋市長》中對達爾文進化論和叔本華內在意志力的理解，哈代認為新事物取代舊事物足必然的，而這一過程中必然有衝突和矛盾，並伴隨着犧牲的悲劇，然而這是宇宙“內在意志力”的運轉，並不已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人只有掌握和服從這一規律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進而體現了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4] 

伊麗莎白—簡是亨查德的妻子賣給水手後生下的女兒，她命運坎坷，面對複雜的家庭關係和愛人的背棄，她一直堅毅地生活着，對亨查德的關懷和對法弗瑞的愛慕始終如一。對於生活，她的態度實際而通透：所謂幸福不過是一部完整而又痛苦的戲劇中一段偶然的插曲而已。哈代以伊麗莎白—簡幸福的家庭生活為小説作結，寄寓着面對命運交錯的生活的坦然態度。 ^[5] 

《卡斯特橋市長》創作於1884—1885年，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説體系中的一部重要之作。作品中融入了希臘酒神原型，以及俄狄浦斯王悲劇模式。與維多利亞時期同類作品相比，《卡斯特橋市長》不再拘於傳統小説的善與惡的主題，而是努力探索人物形象、人格的雙重性與複雜性。這是一部具有《俄狄浦斯王》或《李爾王》式的悲劇性作品，亨查德的失敗與法爾弗雷的成功，不僅僅是人物性格較量的結果，而且是維多利亞商品經濟時代精神對古老傳統騎士精神的顛覆與取代。 ^[6] 

這部小説整個重要線索都體現了達爾文主義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原理。哈代閲讀了當時對宗教大不敬的達爾文主義相關書籍和斯賓塞相關論著，哈代接受並支持這些觀點和思想，開始對自己所篤信的宗教產生了懷疑。 ^[4] 

《卡斯特橋市長》並不是完全遵守傳統悲劇的模式，而是有着現實基礎。哈代本人也在這部小説的序言中承認，創作這部小説是受到當時多徹斯特當地真實歷史上的三件事件的啓發，即變賣事件，廢除穀物法中對收成的評斷以及王室成員的來訪。而小説的現實材料最後以悲劇的形式來收場，這也表明了哈代對當時新出現事物中所存在的矛盾並不樂觀，他把現實事件都已悲劇的形式來結局，表明了哈代直面矛盾和揭露矛盾的決心。 ^[4] 

《卡斯特橋市長》作為哈代的成熟作品，以男性亨查德作為故事的中心人物，他幾乎控制了其他人物的命運，上至妻兒，下至僕役，這是男權社會和家長制的代表，而哈代通過創作亨查德這一人物，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批判傳統思想對女性的侵害。然而身在男權社會的哈代，已潛移默化地體現了自己的男權意識。出此，不論如何定位哈代的男權或女權，我們都不難看出，作為男性的哈代，一直關注和同情着女性，他並未創作完美的性別對象，而是陳述社會現實；向時，哈代的男性意識又不自覺地影響了他對女性的認識和理解，在創作中無法擺脱傳統男權中心的文化和文學觀念的影響。但是，哈代作為男性作家，以自己作品引發了人們對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識的關注。 ^[7] 

整部小説以卡斯特橋為中心，敍説事件的發展和人物的際遇，對“威塞克斯”地方的生活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描摹。無論是對“威塞克斯”地方的生活、風俗、經濟、政治的勾勒，還是對生活其中的人物性格命運的抒寫，都奠定了整個“威塞克斯小説”的基調。 ^[5] 

與哈代的其他不少小説一樣，整個小説故事情節的發展仍然依託於偶然性，這也體現出哈代認為命運無常的哲學觀點。蘇珊找到亨查德是因為偶然遇見了當年的賣粥婦人，而也正是這賣粥婦人後來在法庭上揭出了亨查德賣妻的醜聞。露賽塔在等待亨查德的時候，意外見到法弗瑞，兩人開始交往。亨查德幾度打算將他和露賽塔交往的信件歸還，都因為陰差陽錯而失之交臂，最終因此導致了露賽塔的不幸去世。凡此種種，偶然事件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哈代在呈現這種偶然性的時候大多描寫得令人信服，但全書中過多的偶然事件無疑削弱了故事的可讀性，這可能也是小説初版銷量不佳的原因之一。 ^[5] 

《卡斯特橋市長》作為悲劇小説，則以一幕荒誕無稽的開場開始，作為一名做苦工的割草工人亨查德，終日酗酒，在粥店偷喝烈酒後，在醉醺醺的情況下以五個幾尼把自己的妻子和還在襁褓中的女兒賣給了不知名的水手。而這一荒唐的行為和開場便奠定了亨查德的悲劇，由此便可以推斷出其做事武斷，缺乏思考的性格。在賣掉妻兒後，第二天早上，亨查德便去了教堂，發誓要戒酒二十年，用這種辦法來懲罰自己，並向他所犯的罪行請求贖罪，這時他感到“有某種力量在同他作對”。而這種力量使是道德，而亨查德就像傳統悲劇中的浮士德、俄狄浦斯和李爾王一樣在痛苦和悲哀中發現道德力量的存在，並不斷受到道德力量的鞭撻。

而《卡斯特橋市長》中亨查德的悲劇則可以歸納為三個因素，首先，來自社會的悲劇，亨查德剛愎自用，不肯接受新鮮事物，無法與社會同步，必然遭遇到社會淘汰造成悲劇，這也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第二，是來自道德約束力的懲罰，小説開場中亨查德荒唐的行為為自己將來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最後，通過《卡斯特橋市長》這部小説，哈代也支持了“性格即命運”這一論斷。亨查德拒絕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法弗瑞的建議，反對伊麪莎白的提議。由此看見，哈代《卡斯特橋市長》的悲劇，並不是一單純現象的悲劇，而是有眾多因素引起的，而這些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哈代是位現實主義作家，他並不一味悲觀看持事物，而是全面分析矛盾，找出矛盾所在，引起注意以解決這些矛盾。然而，哈代卻並未意識到這些悲劇的社會根源，找不到解決矛盾的辦法所以，在他的創作中往往被命運，天意和巧合所統治，流露出了自己的無奈和悲觀。這也是眾多評論家對哈代“悲觀主義作家”身份的定位。 ^[4] 

哈代在創作亨查德這一人物時，並不像其他小説人物，如裘德、苔絲、遊絲塔西雅等，他們的命運主要受到了環境的限制。而亨查德這一人物與環境的摩擦、衝突的過程主要取決於其自身的性格弱點：早年，嗜酒成性，賣妻賣女。中年，事業有成時，剛慎自用，暴躁的脾氣使得一生的事業毀於一旦。在處理商業夥伴法弗瑞、妻子蘇珊、繼女伊麗莎白—簡、情人露塞塔等人關係時，因自身性格缺點而造成失誤。而哈代創造的亨查德隱射了人類性格與環境命運的關係，也印證了“性格即命運”這一命題。小説中主人公亨查德的命運是這樣安排，倔強，剛愎自用，不肯接受新興事物，閉關自守，最後只能落得悲慘的地步。 ^[3] 

作為哈代的重要小説之一，《卡斯特橋市長》一直是評論家熱愛的話題。對哈代小説的討論幾乎無法繞開這部作品。在哈代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卡斯特橋市長》具有特殊的地位，卡斯特橋市長亨查德獨特的性格魅力也讓他成為哈代小説中最吸引讀者和評論家的人物之一。儘管《卡斯特橋市長》不是評論界認定的哈代最出色、最重要的作品，但卻一直得到評論家的青睞。從早期的形式主義批評，到女性主義、心理分析，直到文化批評和跨學科研究，這部小説一直是各種理論的練兵場，博得不少哈代研究者的關注。 ^[5] 

英國小説家斯蒂文森：我懷着崇敬的心情讀完《卡斯特橋市長》，亨查德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8] 

英國小説家喬治·吉辛：“我在這部作品中不斷獲得愉悦和前進的力量。” ^[8] 

英國評論家和作家威廉·夏普：亨查德是哈代所塑造的著名的形象之一。 ^[8] 

《威斯敏斯特評論》：《卡斯特橋市長》是繼《遠離塵囂》之後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在描寫人物和環境方面，它們都有着同樣完美無缺的藝術，有着同樣嫺熟的技巧和生動的描寫，有着同樣巧妙的幽默暗流，而這一切又構成哈代富有魅力和個性的整體。 ^[8] 

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國作家。生於農村沒落貴族家庭。1861年去倫敦學建築工程，並從事文學、哲學和神學的研究。當過幾年建築師，後致力於文學創作。他的小説多以農村生活為背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和道德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帶有悲觀情緒和宿命論色彩。晚年轉向詩歌創作。代表作為兩部長篇小説：《苔絲》和《無名的裘德》。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