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加勞鑄炮廠

鑄炮廠所需銅材大半購自日本，鐵礦，硫磺之類則從鄰近澳門的地區就地取材。生產的大炮分鐵炮及銅炮兩種，鐵炮始自華工，銅炮創自葡人。銅炮射程遠而且耐用，英，法戰爭時，英國名將克靈頓就曾使用該廠生產的銅炮在半島戰役中大顯威力。到17世紀20年代，該廠已發展成為一間具有相當規模的鑄炮廠，不僅生產大炮，還生產炮彈，火藥，甚至敎堂的銅鐘等。

明朝政府獲悉後，曾多次派人到澳門購買大炮。 1624年（明天啓四年）購買4門，1629年（明崇禎二年）購買10門，崇禎皇帝還給安置在北京城門上的澳門大炮賜名為“神威大將軍”。

卜加勞逝世後，鑄炮技術後繼乏人，加上歐美各國不斷改進軍械技術，生產出了鋼炮，澳門鑄造的鐵炮，銅炮銷路每況愈下，卜加勞鑄炮廠終於無法支撐而倒閉。為紀念以炮廠所在地命名的鑄炮斜巷，50年代中期也易名為高可寧大街。 ^[1] 

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東西方文化接觸和交流的時代。其時，隨着耶穌會士的東來，東西方在宗教傳播之外，火器技術也有了較為深入的交流。近代西洋火器東漸既是一種技術意義上的“工具”，也是與中國固有文化極不相同的一種文化。此時傳入的歐式火炮——中國人稱之為“紅夷大炮”，原只是歐人海外貿易浪潮下所帶來的一些火器實物，但隨着滿漢衝突以及晚明民變的持續擴大，雙方操作並仿鑄了大批量的紅夷大炮，這些火器就成了鼎革之際各個政權加強軍備競賽的重點項目，而炮學的相關知識與技術，也因緣際會地變成了近代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第一課。該火器的技術性能遠勝於中國的傳統火炮，在此時的國內外戰爭中得到了大規模的運用，其裝備的數量、在攻堅中的被重視程度以及火器的操縱理論與技術，越來越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

明廷重臣徐光啓（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人懷着匡時濟世的雄心，竭力主張使用紅夷大炮以抵禦後金女真人的入侵。同時，耶穌會士也出於宣揚天主教的意圖，有意將火炮技術傳入中國。於是這種迫於現實需要與西人弘教願望的結合，促成了紅夷大炮在明末中國的廣泛流傳（注：顧衞民：《明末耶穌會士與西洋火炮流入中國》，《歷史教學問題》1992年第5期。）。令徐光啓等人意料不到的是，他們的軍事努力在明清兩朝的實際成效極其有限。

時明政府已經逐漸習慣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並把澳門的葡萄牙人當作傳統華夷觀統治秩序下的一個新的外夷藩屬。另一方面，葡萄牙人為了使之合法化，不僅在經濟上向中國交納每年2萬兩銀子的税金和5百兩地租銀，而且在政治上不放過任何一個結好中國當局的機會，除對地方官進行不間斷的饋贈和賄賂外，還出動艦船幫助明政府鎮壓叛兵。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軍事工業也比較發達，為了防止西班牙、荷蘭等殖民對手的侵奪，澳葡當局在澳門各處建有大小9座炮台外， 還建有被遠東的葡萄牙人稱為“世界上最好的鑄炮工廠”——卜加勞鑄炮廠。該炮廠製造了大量的各式銅鐵大炮，不僅能滿足澳門自身的防禦需要，還可以向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出售，使澳門成為遠東最著名的鑄炮基地。這就為中國引進紅夷大炮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注：李巨瀾：《澳門與明末引進西洋火器技術之關係述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5期。）。鑑於此，徐光啓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過當時在澳門的傳教士，募購了80多門西洋大炮，從而拉開了紅夷大炮傳入中國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