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姐

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島原半島居多。“南洋姐”的足跡，北到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部地區；朝南以上海、香港為基地，湧入以新加坡為核心據點的馬來半島；朝西以印度為跳板，直達非洲東海岸，一直將勢力範圍擴張至好望角；向東則滲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沿岸地區。僅在明治年間輸出的女性，可能達數十萬之多。一戰後，日本政府開始執行限制、取締政策，“南洋姐”因此盛況不再。雖然這羣以世界為舞台的“南洋姐”幾乎沒有留下顯眼的記錄，人們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瞭解到她們的存在，但她們展現給世人的是另類的近代日本發展史，另類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1830年前後，黑奴貿易近乎絕跡，代之而起的是華工和印度勞工的崛起。華工和印度勞工一般是單身前往，在其落腳的地方，青壯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嚴重失調。艱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決生理慾望的“宣泄口”，大量華工和印度勞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會，這就為娼妓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正因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擴張，基本上與華工和印度勞工活躍的地區相重疊。另一方面，在作為管理者的歐洲殖民者看來，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種“軟性”的潤滑劑，可以調劑勞工枯燥、單調的生活，讓他們安心勞作。為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對日本娼妓的進駐，採取的是默許甚至是歡迎、支持的態度。當時日本的媒體也曾將“世界勞動國”的中國和“世界賣淫國”的日本“有機”地擺放在一起，闡述中日兩國不淺的“因緣”關係。

“南洋姐”與長崎的特殊背景有關。17世紀中葉，幕府確立了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個對外的窗口——長崎港。從江户時代中期起，許多天草、島原地區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長崎。在那裏，中國船和荷蘭船進行着貿易活動。由此，在長崎出現了面向外國男性賣淫的“遊女”羣落。1642年，長崎將分散各處的傾城屋集中於一地，形成規模龐大的丸山遊廓。1692年丸山遊廓容納了1443名“遊女”，成為江户時代頗具代表性的花街。並且，長崎專門為中國人、荷蘭人設置了外國人居留地，允許“丸山遊女”有條件地出入。服務中國人的“遊女”被稱為“唐人行”、“唐館行”、“館內行”等，而出入荷蘭館的“遊女”則被稱為“出島行”、“蘭館行”等。這表明，長崎一帶面向外國人的賣淫活動是有歷史淵源的，以外國人為最優先服務對象的性僱傭關係，在“丸山遊女”那裏就已確立基本形態。

大和民族對“性”的寬容以及性道德約束機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氾濫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這種傳統的性“寬容”文化，自然也對島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產生重大的影響。大正年間，日本一位小學教師觀察天草的風俗人情後曾這樣評述：“這個村的敝風，是充當娼妓並不為恥，而是被認定為一種職業。正是將其視為維持生計的職業，所以不會形成輕視、蔑視的風氣。無論是虛榮心還是作為一種職業，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錢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明治維新之後，在接受文明開化的日本知識階層中間，逐步確立瞭如下觀念：賣淫女是脱落於日常社會的“醜業婦”。但在這一過程中，數以萬計的“南洋姐”已經邁出國門，奔向世界各地。

從明治末年（1897）開始，直到大正初年（1920），日本政府為了積累資金髮展資本主義，曾把販賣妓女到海外作為謀取外匯的一個手段。而南洋，尤其是山打根地區，是日本妓女相對集中的地區。這些被迫賣淫的婦女就被稱為“南洋姐”。她們為國家賺取了外匯，命運留給她們的卻是精神和肉體上無法癒合的創傷。

從1920年代以後，由於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致使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社會對於婦女和兒童權利的呼籲，販賣妓女的活動日益衰落。就在此時，大量南洋姐返回日本。但是，她們回國後卻受到全國人民甚至包括自己的親人的排斥，她們必須在偏僻的地方孤獨的生活。

熊井啓 (Kei Kumai)於1974年導演的電影《望鄉》反映的就是這段慘痛的歷史。由於影片巨大的人性洞察力、最大程度地歷史真實性備受好評，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

《望鄉》這部電影反映的是日本在20世紀初，當時日本政府動員了一批婦女到南洋去賣淫做妓女，她們所得的這個收入，是要用於日本現代化建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