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委事件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設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任書記）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跟蹤，南方局的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為了在南方局一旦被迫停止活動時，下轄各地的黨組織仍然能夠有領導地進行工作，1940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在南方局之下設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員會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1940年9月、10月，南方局先後召見張文彬、方方，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1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會員（簡稱“南委”）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初駐梅縣，後移駐大埔縣。方方任書記，張文彬任副書記。南委下轄的黨組織有：粵北省委、粵南省委、江西省委、廣西省工委、瓊崖特委、湘南特委、潮梅臨時特委（後改潮梅特委）、閩西特委、閩南特委、大埔縣委和1942年2月成立的閩粵邊委 ^[2]  。

1941年5月，中共南方工委派謝育才到江西接任省委書記。謝進山接上關係第四天，即由省委交通員李鐵枴帶路去吉安（李已在此前被特務密捕叛變，並在特務的秘密挾持下引謝），於7月15日到達吉安市被特務密捕。謝育才在獄中面對特務的誘降不動搖。接着特務又密捕了省委代理書記顏福華。顏被捕後叛變，導致江西省委機關和省委電台被破壞，全部工作人員被逮捕。至1942年間，江西省委屬下44個縣委200多個區委和絕大多數黨支部相繼被破壞，2000多名黨員被逮捕。由於特務控制了電台，對外嚴密封鎖，南委在大半年時間內，對此毫不知情。

國民黨特務機關在破壞江西省黨組織的同時，又策劃破壞中共南方工委及其屬下組織。利用叛徒以原江西省委電台與南委聯繫，報告假情況。1942年4月，南委在不明江西省委已遭破壞、電台被控制的情況下，通過電台通知江西省委派人到曲江聯繫，同時派出組織部長郭潛到曲江，準備與江西省委來人接頭。

謝育才在獄中察覺到特務利用江西省委電台與南委聯繫，意識到南委將遭到破壞。為爭取時間出獄向南委報告，遂填寫了“自首書”，從而獲得松監，改為軟禁。4月29日深夜，謝育才夫婦趁看守不備，拋開他們未滿週歲的嬰兒，越窗逃跑，於5月22日到達福建平和縣南委交通站報警。南委書記方方得悉，一方面電告已派往曲江準備與江西省委接頭的郭潛立即撤離，一方面指揮部署轉移。南委機關人員立即清理檔案文件，轉移到百侯待命；副書記張文彬撤向興梅轉往東江，宣傳部長塗振農繞道饒平轉往潮汕；加強電台的隱蔽和武裝保衞。方方隨即轉移到百侯指揮撤退。至5月底，南委機關人員已從原住地全部撤出轉移。

5月中旬，江西國民黨特務機關由特工總幹事兼贛南視察員莊祖芳率領特務、叛徒共十多人，往曲江，會同廣東國民黨調統室特務及軍、警、憲多人，實施對南委及其下屬組織的破壞。5月26日，在曲江的郭潛被特務秘密逮捕叛變，出賣了在曲江的南委交通站和因香港淪陷經黨組織營救、撤回廣東樂昌隱蔽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住址，並於27日凌晨帶特務逮捕了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夫婦、組織部長饒衞華和交通站長司徒丙鶴夫婦，廖承志也於5月30日被逮捕。

6月初，莊祖芳一夥又在郭潛的引領下從韶關驅車興寧，糾集了國民黨閩粵贛邊區綏靖總司令特務長林彥豐等數名武裝人員，經梅縣、鬆口，於6月6日到達大埔高陂鎮。剛上碼頭，叛徒郭潛便看見了在候船往潮汕的南委宣傳部長塗振農和交通員王亞華，塗振農和王亞華當場被捕。特務叛徒控制了真真照相館，逮捕了照相館負責人黨員蔡選英、二樓鴻達行交通員杜修田，以及先後進入照相館的高陂中學師生十餘人，高陂中學校長王道生為營救師生與特敵説理也遭逮捕，楊保華後來也被誘捕。當日在高陂被捕的還有撤往東江、途經高陂鎮的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及隨行丘鴻耀。

當晚，特務叛徒一夥押着王亞華撲向大埔角，分別包圍了方方的住地老屋和天成號商店。次日凌晨，副鄉長黃必蓋發現有人包圍老屋和商店，急中生智，敲響銅鑼高喊“土匪來了”，羣眾聞聲起鬨助威，紛紛帶器械起來。敵特驚慌失措，慌亂中對羣眾進行鳴槍威嚇。待壓下羣眾進行搜捕時，老屋已空無一人。遂將天成號洗劫，逮捕店員曾友深，返回高陂鎮。7日晚敵特押着張文彬、塗振農、丘鴻耀、王亞華、杜修田等登船溯江而上，經梅城轉達興寧，將張文彬等關押在閩粵贛邊區綏靖總司令部興寧監獄。不久張文彬、塗振農被轉投江西泰和縣馬家洲監獄。王道生、杜修田、羅鴻才、蔡選英、楊保華等人被解押豐順、興寧，其餘被轉押在湖南、曲江等地的國民黨監獄。

在南委事件被捕人員中，廖承志在獄中堅貞不屈，經黨中央和南方局營救，迫使國民黨當局無條件釋放。張文彬鐵骨錚錚，在獄中堅持鬥爭，表現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和高尚品質，最後被折磨致死。丘鴻耀堅強不屈，被敵人用開水注入肛門，壯烈犧牲。楊保華、蔡選英堅持革命氣節英勇犧牲。塗振農自首叛變，後在江西某地任國民黨專員，解放後被鎮壓。杜修田、王道生、曾友深、羅鴻才等監禁數年後獲釋 ^[1]  。

發生南委、粵北省委事件後，廣東各地黨組織十分危急。粵北省委各部負責人及電台工作人員緊急疏散。省委秘書長嚴重急電南方局和周恩來，報告有關情況，請示應變辦法。南方局和周恩來即電告中共中央，同時連續電示南委和廣東黨組織採取緊急措施：安全第一，防止事態繼續擴大；南委書記方方應立即停止工作，轉移到安全地區；南委所屬各地黨組織，必須繼續貫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堅決徹底地將一切已暴露的幹部撤到游擊區，其餘幹部找社會職業做掩護；割斷已暴露地區的組織關係；除淪陷區以外，暫停組織活動；黨員以羣眾身份實行勤業、勤學、勤交友；重新建立交通線，立即斬斷與上層的公開關係；從事武裝鬥爭的幹部，不能同時領導秘密黨組織，做秘密工作的幹部，不能同時領導武裝鬥爭。8月，南方局電示東江軍政委員會主任尹林平，再次強調：除敵佔區、游擊區黨組織照常活動外，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一律暫時停止活動，何時恢復組織活動，等待中央指示。

周恩來和南方局領導還決定：撤銷南委領導機關，工作停止，南委電台停止使用；南委書記方方離開南方；潮梅特委、閩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聯繫。1943年5月，方方到達重慶。在南方局和周恩來的指示下，南委事件終於得到有效的控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