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愷澤

卓愷澤（1905—1928），奉化松岙鎮後山村人。1919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參加進步團體雪花社。1923年8月考入北京華北大學預科，擔任學生會幹部，不久，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員。翌年11月被選為中共北京地委候補委員。 ^[1] 

他出生於較富裕家庭。1918年8月，以優異成績考入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 ^[2]  。1923年8月，進入北京華北大學，參加中國社會主義共青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11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候補委員 ^[2]  。1925年“五卅”慘案後，黨組織派他到北京學聯工作，組織“滬案雪恥會”，發動學生罷課和示威。同年6月，被選為共青團北京地方委員會青年部負責人 ^[2]  。10月，任共青團北方區委委員，負責宣傳工作，並協助趙世炎編輯《政治生活》刊物，引導青年投入反帝反軍閥的鬥爭。1926年1月，兼任共青團北京地方委員會書記，在“三一八”慘案中受傷。傷愈後回鄉探親，發動羣眾參加農民協會，宣傳革命真理。同年7月，調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區委書記 ^[2]  。 10月，調團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青年》，發表了20多篇文章，抨擊帝國主義、國家主義、軍閥及國民黨右派。1927年2月，任共青團江浙區委委員，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宣傳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上海堅持鬥爭。同年5月，出席在武漢舉行的中國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9月，被選為中共浙江省委委員 ^[2]  ，同年11月，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 ^[2]  。1928年3月，被委任為共青團中央特派員兼共青團湖北省委書記 ^[2]  ，赴武漢工作。4月19日，在武昌出席秘密會議時被捕。在獄中，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遭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服。4月26日 ^[2]  ，英勇就義。

1927年2月，卓愷澤被選為共青團江浙區委委員，負責宣傳工作。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參加了武裝起義的宣傳工作，起草了《宣言》、《告民眾書》以及標語口號、傳單等。他傑出的工作能力和奮鬥精神給周恩來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犧牲以後，周恩來曾專門作文悼念。 ^[3] 

同年5月，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卓愷澤出席了大會，並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大會閉幕以後，他留在武漢團中央宣傳部工作。八九月間，團中央派卓愷澤到江浙兩省指導工作，他奔波於上海、杭州等地，宣傳黨的工作方針。 ^[3] 

1927年9月27日，卓愷澤參加在杭州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被選為中共浙江省委委員。會後不久，省委書記張秋人被捕，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卓愷澤仍堅持了在杭州的地下鬥爭。10月，省委派卓愷澤去寧波指導工作。他回到家鄉松岙，帶了家眷，在寧波西門附近租房子居住，以家眷作掩護，進行秘密活動。 ^[3] 

卓愷澤首先整頓了寧波黨、團組織，接着召集寧波市委全體會議。根據黨的指示和寧波具體情況，他在會上就學運、工會名稱、商民協會和婦女運動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會議討論通過了這些意見，並向中央作了報告。 ^[3] 

在進行組織整頓的同時，他還利用黨的聯絡點開展工作。到鄉村、學校找黨、團員開座談會。深入瞭解各方面的情況，和大家一起分析形勢，動員大家武裝起來，宣傳：“革命需要武裝，要用武裝的革命來對付武裝的反革命”的道理。 ^[3] 

面對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嚴重形勢，為了挽救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緊接着，中共中央又在漢口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八七會議。中共浙江省委為貫徹中共八七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制訂了在全省各地發動武裝暴動的計劃。卓愷澤對武裝暴動十分積極，他一面派黨員幹部去慈溪北鄉工作，進行“重建黨支部，從聯繫農民骨幹入手，組織農民，建立武裝，舉行秋收起義，奪取政權”的組織和準備工作，一面帶領曹鴻塘、柴水香、周鼎、史東標、張雪痕等，去鄞南組織暴動委員會。 ^[3] 

就在全省各地緊鑼密鼓地進行暴動準備工作之時，11月，浙江省委突然遭敵人破壞，王家謨、貝介夫、徐瑋等省委領導成員被捕。在這一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派夏曦、卓愷澤等重建浙江黨、團省委。由於敵人搜捕甚嚴，新省委在杭州無法立足，便遷移到寧波秘密辦公。此時，卓愷澤擔任團浙江省委書記，為恢復和發展浙江的團組織，籌辦經費和槍支彈藥，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而日夜奔波操勞。當他得到消息説，松岙黨支部的部分同志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有些動搖時，他立即趕到松岙，教育黨員説：“要頂住逆流，戰勝風浪，堅持鬥爭”；“即使只剩一個人，也要革命到底，春草會抽芽，革命一定勝利”，及時鼓舞了大家鬥爭的鬥志和信心。為籌集暴動經費，卓愷澤去他姐夫和外婆家裏要來近千元錢；還動員父親變賣家產，資助革命，也籌來幾百元錢。 ^[3] 

12月，卓愷澤接到團中央通知，要他帶家眷作掩護去上海工作。他帶着妻子、兒子離開了家鄉。到了上海，並很快設法搞到12支手槍和12支木殼槍，每支槍各配100發子彈，用木箱包裝，秘密地託一隻經商的帆船帶到松岙；另外又搞到幾支手槍，派鄔景和史東標送到家鄉，為奉化暴動創造了條件。 ^[3] 

1928年3月，中共湖北省黨、團機關遭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卓愷澤被任命為團中央特派員兼團湖北省委書記。在當時漢口形勢逆轉，國民黨反動派瘋狂血腥屠殺共產黨人，每天都有大批共產黨和革命志士慘遭殺害。局勢萬分危急的情況下，卓愷澤對妻子林文翠説：“武漢局勢，確如一幢將傾的大廈，但總要有人去支撐，怎能眼看着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他服從黨的派遣，偕妻攜子趕赴武漢。 ^[3] 

由於省委內部一個交通叛變，使湖北黨團組織又遭到了第二次破壞，1928年4月19日下午，卓愷澤正在武昌召開秘密會議，不幸當場被捕。隨後，殘暴的敵人將他妻和兒子也抓了起來。卓愷澤在獄中堅貞不屈，忍受着敵人的拷打，不吐露黨的機密。他還鼓勵妻説：“我決心一死，你不要難過，要堅強地生活下去。”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人總不免一死，死是最尋常的事。死於槍彈之下，更其比死於牀褥之間的痛快而有意義。……我生時，因奔走各地，不克對我親愛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質與精神的安慰。但我想，明白的父母決不會以此責恨我。‘為公忘私’，‘為國忘家’，是古有格訓的。……父母!你們樂天知命的等着光明的來到吧!”這些話語，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為革命視死如歸的偉大胸懷。 ^[3] 

26日晨，卓愷澤從牢獄中出來，大義凜然地走向刑場，高呼口號，慷慨就義。犧牲時年僅23歲。 ^[3] 

11月14日，卓愷澤犧牲半年多後，共青團機關刊物《列寧青年》刊登了悼念卓愷澤的文章，稱讚他的“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和坦白爽直的胸襟是值得每個革命青年模仿的”。 ^[3] 

卓愷澤烈士墓位於奉化市松岙鎮山下村朱夾岙山，1987年2月被奉化市人民政府公佈為第三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烈士墓在松岙東北朱夾岙山山腰，朝西偏南。墓石砌，底部直徑約4米，高1.90米。墓圈石砌。前有拜壇，寬5.60米，進深3.70米。其下有平台，略呈方形，進深約9米，再下有踏垛，可拾級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