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虜入套

武宗無子，世宗以外藩入繼。馭宦官頗嚴，內監的不敢恣肆，是無過於世宗時的。但其性質嚴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齋醮，不問政事。嚴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竊握大權，政事遂至大壞。其時倭寇大起，沿海七省，無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邊自也先死後，瓦剌復衰，韃靼部落入據河套，謂之“套寇”。明朝迄無善策。至世宗時，成吉思汗後裔達延汗復興，擊敗套寇，統一蒙古。達延汗四子，長子早死。達延汗自與其嫡孫卜赤徙牧近長城，就是後來的察哈爾部。次子為套寇所殺。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兩子：一為今鄂爾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為阿勒坦汗，《明史》稱為俺答，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則為喀爾喀三部之祖。車臣，上謝圖，札薩克圖。其三音諾顏系清時增設。自達延汗以後，蒙古遂成嘉靖朝的形勢了，所以達延汗亦可稱為中興蒙古的偉人。俺答為邊患是最深的。世宗時，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燭天，嚴嵩竟騙世宗，説是民家失火，其矇蔽，亦可謂駭人聽聞了。 ^[3] 

魏煥:“我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為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

楊一清説:“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願築三受降城，置烽喉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衞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寇巢穴。”

顧阻禹《讀史方輿紀要序》“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陝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者頭項然，患在頭項其勢，必至於死。河套南望關中，控天下之頭項，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亂，天下亂。”

顧炎武《天下郡田利病書，河套序》“河套地迥迥佔千裏，其土肥沃，可耕粟，三面組合敵難入，面戰可防守。”

明廷從洪武開始，明朝就一直讓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沒想着去搞明白這個最近的鄰居實際政治生態到底如何，甚至對綿延兩百年的對手蒙古察哈爾部，明朝方面的記載也是各種糊塗賬，大明直到滅亡，真正知夷務的高級官員寥寥，實在令人吃驚。

至宣德初，三衞對明遼東邊疆進行着零星的搶掠，當時遼東守將上書宣宗希望能“掩擊之”③，宣宗一直未予准奏。但同樣的入侵發生在九月宣宗巡遼東邊疆之時，忍無可忍的宣宗派兵遣將從喜峯口一直攻打到會州，據《明宣宗實錄》記載此次戰役成果頗豐“獲其人口、兵器、馬匹、牛羊、瑙重，不可勝計。腥擅盪滌，邊境肅清。”①但從接下來《實錄》的記載，三衞之人自西邊的宣府至東邊的遼東都有侵擾的舉動，表明對宣宗親征三衞結果的評價為誇大譽美之詞，不可盡信。

宣德五年(1430)，和瓦剌對抗多年的阿魯台及其所立的阿台汗為脱歡所敗，由原居地克魯河中下游一帶南逃，避於明蒙邊境地區，所部除一部分歸附明朝外，大部散居於遼東至大同邊外。明廷在宣德六年得到“阿魯台敗北，部曲離散，多於近邊假息②”的奏報。阿魯台敗北南遷造成的後果，除了造成明邊疆地區軍事壓力增大外，另一個後果是以前隸屬於它的朵顏三衞背棄它，轉而投靠當時的勝者脱歡，加入到追剿南遷的阿魯台的行動中。

正統八年(1443)十月，三衞又犯延安。正統九年(1444)正月，英宗救守備獨石、永樂左參將楊洪，“去冬兀良哈往延安一帶搶劫，春暖必回，爾(楊)洪其選所部精鋭往大同境外黑山迄北等處截殺。⑦”二月，楊洪等“於逸西地名以克列蘇等處俘斬兀良哈安出部下賊，奪回虜去人畜、器械等物。⑧”這次戰果應是正月英宗命楊洪在獨石等地做好截殺三衞準備，帶來的效果。可見，此時對河套地區的侵擾均出自兀良哈三衞。

認真爬梳史料，我們會發現，的確在“土木之變”以前就有了蒙古部落南遷的零星記載，三衞南遷是其南遷行動的一部分。而“土木之變”時英宗御駕親征只是明廷對蒙古各部落逐漸南遷帶來威脅忍無可忍的一種積極迴應。

對明朝政治來説，土木堡之戰算是一個分界線。不過單就明蒙形勢而言，反倒數年之後也先被殺，瓦剌就分裂而轉而向西、壓迫察合台人，蒙古諸部相互攻伐，朱祁鎮復辟後殺了以于謙為首的武將功臣導致明軍一直未能恢復戰力，坐視達延汗在16世紀初完成中興。草原上再次出現與中原對峙的強主，要到15世紀末小王子與明交惡的時候了。

就徵兵制度來説，唐朝的府兵+募兵體制是比較成熟的，而明軍的世襲軍户制度簡直是一次性的制度，而募兵行動到景泰間才大規模展開。而明朝北邊戰爭的方向少，宣德、正統的和平正好讓政府採取了得過且過而非改弦更張的態度。唐軍到出擊漠北的能力至少持續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只有五十多年。土木之變確實損失大，但也先死後蒙古諸部相互攻伐，明軍卻一直未能恢復戰力，坐視達延汗在16世紀初完成中興，這又不僅僅是土木之變的結果了。

也先稱汗後，將協助自己打敗阿魯台的三衞正式安置在河外陰山腳下住牧。景泰二年(1451)，明兵部尚書于謙奏:瓦剌也先續差使臣察赤輕等言，也先差伊帶領朵顏三衞達子來，因為阿魯台和寧王的跟腳在三衞，來敢不與，著軍馬來收三衞。如今放回怕邊上人驚，差我領他每來朝見，今三衞老小車輛盡在小黃河、牛頭山一帶駐紮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同行提備”①。小黃河即今四子王旗境內的錫拉木林河。而收三衞是指在正統十一年也先曾對三衞用兵，並使三衞完全臣服的事。

于謙又奏:明方知其中一部分約三千人，“一向在櫃子山屯駐，四散出沒剿掠，因無官軍截殺，所以益肆猖撅。”“至山西腹裏保德等州、河曲等縣，殺掠人畜”⑧。這與前述朵顏衞阿爾乞蠻於景泰五年(1454)六月嚮明廷報告，被也先逼至黃河母納之地居住，今已率部逃回白城一帶，請求近邊居住之事相吻合。後明廷允許逃回的三衞部落在明邊三百里以外住牧。景泰末，“北虜”入套後三衞才逐漸退出河套附近。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説，明宣德至景泰年間活動於套外，經常進出河套的是兀良哈三衞各部。

“北虜”何時進入黃河河套的呢?據《明實錄》記載，景泰五年(1454)北元內江，也先被殺，三衞要求近邊住牧，“北虜”也紛紛南下。北元太師李來於景泰七年率部入套①。天順元年（1457）二月和五月，孛來所部先後侵犯明朝延綏、寧夏等地，於二月又入莊浪，同年三月，明朝議搜河套而未果②。此後孛來、阿羅出部出入河套，屢屢侵犯明寧夏、延綏、永昌、莊浪、古浪、鎮番等處邊境。①天順二年、五年，孛來使臣先後至明寧夏和涼州求貢⑧。可知其部落當時主要在河套及套西一帶住牧。六年（1462年）,明廷為阻止孛來住牧河套，令其依舊例仍從大同入貢，孛來遣使從大同入貢後不久， 率部東行③。至成化元年（1465年）毛裏孩入套④。成化三年正月毛裏孩遣使求入貢，，“且言孛來太師近殺死馬兒苦兒吉思可汗，毛裏孩又殺死孛來，後又新立一可汗。有幹羅出少師者與毛裏孩相讐殺，毛裏孩又殺死新立可汗逐斡羅出。今國中無事，欲求通好”⑤。毛裏海擊敗孛來後也往來住牧於河套內，黃河結冰後踏冰入套，冰解之前東行出套。不久李羅忽等又逐殺毛裏孩⑥。自成化六年（1470年）始亂加思蘭、學羅忽和滿都魯等也出入河套，冰封入套，河冰解前出套。每年春季出套之後，加思蘭率部屬西過賀蘭山，住牧於明朝甘、涼等州邊外，學羅忽等則率部屬經東勝一帶東過黃河、經明朝宣、大邊外向東北行.。成化九年（1473），明人談及北虜南下河套的情況時説:“河套在陝西黃河之南，自寧夏至山西偏頭關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其中，後以闊遠難守內徙而棄之，自是草木深茂，人跡罕至。天順間虜酋阿羅出入居之，時出劫掠。成化初毛裏孩、白七加思蘭、李羅忽、滿都繼至，初猶去駐不常。六年以後為久居計，深入諸郡殺掠人畜，動輒數千百萬，歲常四三人。”①可知自景泰七年開始學來、毛裏海等相繼率部入河套，但是來去無常，到明成化六年以後“北虜”才開始長期活動於河套內，因此我們可以把自明景泰年間到成化六年“北虜”在套內的活動稱之為“北虜”出入河套時期。

明初，太祖、太宗的武力征伐使蒙古部眾不敢南下河套侵擾明邊，可隨着明北邊防禦力量的削弱，蒙古自身發展的需要，關於成吉思汗的傳説等因素都促使蒙古部眾進入河套地區。

宣德年間蒙古部眾開始出入河套地區，後蒙古族首領孛來、毛裏孩率部入河套，接着阿羅出、癿加思蘭及滿都魯在河套地區展開不斷爭鬥，亦思馬因、達延汗進入河套地區，俺答汗等部以河套為根據地侵擾明邊等活動，與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在河套地區不無關係。新的大汗即位，是要在八白室裏舉行儀式，祈求得到祖先亡靈的認可和保佑。河套地區就成為蒙古部眾競相登場的舞台。

蒙古部頻繁寇擾明朝北邊防線，使得明北部邊防漸現危機中。這一過程中，明朝內部不斷有人提出各種建議，希望明能扭轉北部邊防態勢，將蒙古部逐出河套地區，恢復明對河套的統治，具有代表性的是嘉靖年間的“議復河套”。但隨着明蒙力量對比轉換，明朝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收復河套了，而是如何自保了。

“河套，在中國北方居於控制之下的興盛之地。”潘照東認為，河套地區南望關中、中原，居高臨下。對於中原王朝來説，控制河套，則可以以陰山為屏障，抵禦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保證關中、中原地區的安全。對於北方遊牧民族來説，佔據了河套，則可以作為根據地，南下關中，逐鹿中原，勢如破竹。如前所述，蒙古人入居河套，有生活上需要農業經濟支持的原因和軍事上逐漸取得漠南土地的基礎，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蒙古民族內部的因素，即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曾表示願在河套之地安度晚年的傳説，所以他們一定要在這裏建立祭祀成吉思汗之所，為此不惜花費極大的時間和精力從明朝手中奪取河套。

據《蒙古黃金史綱》記載，1226年成吉思汗最後一次征討西夏，途經河套，對這裏大加讚美:

主聖望見穆納山嘴，降旨道:“喪亂之世，可以隱遁;太平之世，可以駐牧。當在此獵捕糜鹿，以遊豫晚年。”②

穆納山(Muna qan )，明代漢籍又作母納山，即今烏拉特前旗境內的烏拉山，在河套地區。1227年，成吉思汗死於徵西夏過程中，其遺體歸葬漠北不兒罕山。當靈車“行至穆納之泥淖處，循車(即靈車)之毅陷住，深達輻軸移動不得，套上各色牲畜都拽不出”，雪你惕的吉魯格台把阿禿兒作了禱告之後，“於是翰車徐動，眾庶歡欣”。深陷車輪的穆納地方，成為蒙古人崇敬之地:

因為主聖途經此地之時，表示過讚美與欣賞，所以翰車深沒輪毅;據説，向眾臣庶降下了疑似之詔，把身穿的衫子、居住的房子和一隻襪子，留在那裏.③

《蒙古源流》的記載與《黃金史綱》的記載類似，也説當成吉思汗徵西夏途經穆納山時，“降旨雲:此乃廢國當隱避，太平當優遊，宜獵捕糜鹿，以為老人休息之地”。成吉思汗死後，運送其遺體的靈車“行至穆納之淖泥處所，車輪挺然不動，雖將五色人等之馬駕挽，亦不能動”，經禱告後，“葷車因徐徐轉動，於是羣下鹹感戴稱奇，遂至所卜久安之地”③

從此，穆納山所在的河套之地，作為成吉思汗生前曾經讚美過、並希望在這裏安度晚年的地方，深深地留在蒙古人的印象中。我以為，儘管上述記載可能只是歷史傳説，但卻成為了蒙古人的牢固的集體記憶，元以後祭祀成吉思汗之所的“八白室”必須確定在河套地方，應當就是這個集體記憶的反映。

所謂的傳説，實際上是史實，有先例可證。成吉思汗死後歸葬之地漠北不兒罕山，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拉施特《史集》記載了這樣一個傳説:

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兒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將那裏選做自己的墳墓地，他降旨道:“我和我的兀魯黑的墳墓就在這裏!”……有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獵，有個地方長着一顆孤樹。他在樹下下了馬，在那裏心情喜悦。他遂説道:

“這個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適!在這裏做上個記號吧!”(成吉思汗死後)舉哀時，當時聽他説過這話的人，重複了他所説的話。諸王和異密們遂按照他的命令選定了那個地方。②

不兒罕山(今蒙古國肯特山)地區的成吉思汗葬地，《元史》作“起葷谷”。儘管後人另有成吉思汗葬於新疆阿勒泰、葬於鄂爾多斯、葬於六盤山等不同説法，但都於史無證，完全不能得到認同。至今學界關於成吉思汗及蒙元歷代帝王均葬於起葷谷這一研究成果，仍是史實確鑿、無法撼動的定論。由此可見，對於蒙古人的傳説，決不能簡單地以“無稽之傳聞”而漠然視之。

一個不爭的史實是，從明中葉開始，蒙古人同明朝展開了對河套地區的激烈爭奪，最終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確實落腳到了河套地方。

我們先來回顧蒙元時期在漠北的成吉思汗祭祀情況。

成吉思汗去世後，對他的祭祀立即展開，祭祀活動在成吉思汗的位於漠北的四大斡耳朵裏舉行。《史集》載:

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個斡耳朵都為死者舉哀一天。訃聞傳到遠近地區上時，後紀、諸王（賓士）多日從四面八方來到那裏哀悼死者。由於某些部落那裏很遠，大約過去三個月，他們還陸續來到那裏哀悼死者。③

成吉思汗的斡耳朵自始即是漠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這個地方在《元朝秘史》裏被稱作“斡兒朵思”( Ordos ) o①

成吉思汗的斡耳朵的地理位置與成吉思汗的葬地起輩谷相去不遠，看守起葷谷(禁地)的是兀良哈千户:

在成吉思汗時，有一個出自這個部落(即兀良哈部落)的異密，名叫兀答赤，是左翼千夫長。後來，他同他的千户一起，受命守護不兒罕一合勒敦地方的成吉思汗的大忽普黑(禁地)。②

管理成吉思汗斡耳朵、負責成吉思汗祭祀、守護起葷谷的蒙古宗王，最初是繼承了父親大部分家業的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後來由忽必烈之孫甘麻刺負責。至元二十九年（1292）甘麻刺由梁王“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③《史集》對此事的記載則更為詳盡:

他(忽必烈之孫、元成宗鐵穆耳)把父親遺留下的一整份財產授予了自己的長兄甘麻刺，把他派到了境內有成吉思汗的禹兒惕和斡耳朵的哈*，J和林去……哈刺和林， ..…以迄於乞兒吉思邊境的諸地區和名為不兒罕一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偉大禁地，全由他掌管，並由他守護着照舊在那裏的成吉思汗的諸大斡耳朵二。…誰也不許到那裏，因為附近有禁地。他製成了他們（已故祖先們）的像;那裏經常都在焚香〔致祭to④大德六年(1302)，甘麻刺去世，其子也孫鐵木兒襲封晉王，“仍鎮北邊”，⑤繼續行使晉王職責，直到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被拭，也孫鐵木兒繼承皇帝(泰定帝)。有元一代，皇帝坐鎮大都(北京)，晉王則鎮守蒙古本土，守護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並掌管成吉思汗祭祀之事。到明代，沿續四大斡耳朵(Ordos)一名的“鄂爾多斯”( Ordos)部，駐牧於河套之地，守護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Naiman cayan ger），而鄂爾多斯部部主的稱號“濟農”(j inong )，又直接來源於元代的“晉王”。⑥這一定不是歷史的簡單巧合，而是有着前後繼承關係的。這個關係應當是:

由祭祀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到明代演變為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八白室所在部落因此被稱作“鄂爾多斯”;由掌管成吉思汗祭祀的“晉王”(j in wang勺in ong )，因連讀而成為蒙古語詞“濟農”(jinong );原成吉思汗的祭祀地在漠北，因為蒙古人相信成吉思汗願在河套安度晚年的傳説，所以到明代遷徙到了河套地區，鄂爾多斯部及其首領濟農也必然駐牧於此。

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麼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理解蒙古人為何極力嚮明朝爭奪河套，一定要將成吉思汗祭祀之地安置在這裏;同時，因為蒙古大汗的繼承與成吉思汗祭祀密切相關，也就可以進一步理解為何諸多蒙古上層首領頻頻出現在河套，在這裏上演了一幕幕權力爭奪的歷史劇。 ^[4] 

靖難之役漠南諸衞所城池幾乎全被燕兵攻破焚燬，朱元璋在漠南設置的三道防禦線與反攻基地出現空虛，何以直到宣德以後兀良哈和“北虜”才出入河套呢?這是因為明朝初年軍事力量強大，洪武年間遠襲捕魚兒海，永樂年間“五出三犁”，掃蕩大漠南北，“北虜”家室尚且不保，更不敢近邊遊牧。宣德以後明朝在軍事上退縮防守，不敢出擊，而在北方草原上由於瓦剌西遷，東部蒙古貴族勢力開始向西南擴展，進入河套遊牧，“北虜”入套與明朝不守東勝有一定的關係，但不是主要原因。後來兀良哈和“北虜”往往從東勝一帶出入河套，沿途侵擾明延綏、大同、宣府等邊鎮。所以，後人屢次提議恢復東勝，守黃河之險。“北虜”南下分佈的範圍不僅限於河套，其實這時“北虜”還包括套西的明甘肅邊外地區③，史籍中有關當時北虜零騎散掠甘涼一帶的記載很多。成化年間明朝曾幾次議搜河套，都因將帥怯懦，無人敢任事而未實行，在這種形勢下產生了搜套與守牆之爭，以餘子俊主持創修延綏鎮邊牆為標誌，開啓了大規模修築邊牆的行動。這樣黃河河套及套西廣大地區就成了北虜的遊牧地。明嘉靖年間曾銑等人又提議復套，此時河套早已成了北虜住牧地，而明朝的軍事力量益加衰弱，將帥無能，兵無鬥志，實際上已無興復之能力。即使乘其北牧時能一時佔領河套，要守住也很困難。因此明朝廷內大多數人認為此議不切實際，難以實行。正如魏煥在《皇明九邊考》(卷7(榆林經略考))中所言:“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舊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為。”曾銑建議復套而招致殺身之禍，除首輔夏言和嚴篙之間的矛盾因素外，其議在朝臣和邊吏中受到廣泛抵制，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