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蒙古南遷

仁、宣二宗，相對於太祖、成祖二帝，可謂守成之君。而且鑑於永樂末期，明朝對蒙古阿魯台的連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開始着手明朝的內治，放棄了對蒙古軍事上的征伐政策，通過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經濟手段，維繫着與蒙古的朝貢關係。而蒙古方面，雖然仍處於分裂狀態，但是卻孕育着統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於統一蒙古的步伐，無暇南顧。在此情況下，雙方都極力地維繫着和平通好關係。此外，二宗在放棄了軍事征伐政策後，開始着手戰略收縮,放棄安南、內遷奴兒干、解散下西洋人員。仁、宣二宗對蒙古軍事上的不作為政策，為蒙古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了有力的外部環境，為土木堡之變埋下了伏筆。而長期威脅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虜套寇也是土木堡之變後所出現的。

三衞的南下始於明宣德五年間，正統初年已住牧於明薊遼邊外的瀟河、老哈河一帶，並活躍於整個漠南地區;據《蒙古源流》載:也先俘明英宗後“置於烏齊葉特之暖地養之”。即烏齊業特是蒙古史籍中對三衞的稱呼。而據和田清先生考證，明英宗被俘後一直在瓦剌知院伯顏帖木兒營，隨其營往來活動於大同邊外的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豐州(今呼和浩特市)、九十九泉、官山(今卓資縣北)、昂兀腦兒(今安固淖兒)、即寧海子(今集寧南黃旗海)一帶。可見在蒙古人的記憶中，這一地區在正統年間就是兀良哈三衞的住牧地，至天順、成化年間三衞的遊牧地就完全固定下來了。自明宣德年間開始蒙古各部開始南遷，至嘉靖末年最終形成了漠南蒙古各部。其中經歷了兀良哈三衞南徙、北虜入套、左翼蒙古南遷這三個階段 ^[3] 

朱元璋設置的開平衞、大寧都司扼守東部走廊，漠南諸衞所是遊牧民族南下的必由之路，明嘉靖二十六年，左翼蒙古達來遜汗懼為俺答所並，率領所部十萬南遷，移牧於大興安嶺東南半部。

同時，北方喀爾喀部裏五個鄂托克（扎魯特、巴林、巴嶽特、甕吉喇和烏齊葉特）響應察哈爾南下，也都擁擠到遼西邊牆外，兀良哈三萬衞解體——這一系列事件產生連鎖反應，改變了明朝末年遼東地區的民族結構和政治局勢，導致遼東地區局勢加劇緊張，對這個地區在明末的歷史進程造成直接影響。

嘉靖末年，明朝發現，北虜（蒙古）和東北夷（海西、建州女真），在遼東地區挨的越來越近，不僅已經練成一片，出現了聯手對抗朝廷的跡象。

就明朝對左翼蒙一佔的策略而言，雖説雙方在後期實現了難得的間接性貿易往來，但明朝政府對其寬容忍耐的程度遠遠趕不上對右翼蒙古，因而使左翼蒙古諸部在很多時候均受到了明朝政府多方面的牽制。即便如此，明朝政府到了後期對左翼蒙古採取的一些策略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多少牽制了後金的一些精力，為明朝加緊在邊境調兵佈防贏得了一些時間，暫時緩解了後金進攻的壓力。但如果將其與對右翼蒙古的策略做個比較，同樣一些做法，二者之間存在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的。這或許是明廷一直將左翼蒙古視為正統，總是擔心蒙古人會在某一天再度打回來取而代之。因而始終對左翼蒙古保持一種很強的防範心理。與此同時，明廷在戰略上的誤判使其對左翼蒙古的南下遷徙沒有提高警覺，簡單地認為左翼蒙古南遷駐紮分佈的區域離京城相對較遠，對自己可能造成的威脅不大，甚至斷定已減小到了可控的最低程度，因而在制定對左翼蒙古的策略上，總是出現顧頭不顧尾的情況。總而言之，就是缺乏一種全局思維，只顧及事物的局部變化而忽視了事物的整體發展。雖説後期迫於形勢的變化及時改變並不斷調整對左翼蒙古的策略，雙方之間的談判達成了多個協議，但更多也只是在撫賞銀兩的多寡上爭來爭去，依舊處於一種面和心不和的狀態，遠沒有達到明朝政府所預期的效果—即雙方之間能夠摒釋前嫌、彼此信任、有效合作、共同對金。明朝政府的最終失敗，也就是對蒙古策略的徹底失敗。清朝能夠藉助蒙古的力量順勢人主中原，自然成為一種時代的選擇和歷史的必然。

明朝與後金對蒙古的爭奪過程，前後持續的時間並不算長。

如果我們認真分析雙方對蒙古採取的策略，比較其中的優劣，應該説後金的做法遠要比明朝高明得多、完善得多、實惠得多，因而最後導致的結果，自然是明朝政府的一敗塗地、後金政權的節節勝利。關於這個問題，學者袁森坡在其《明朝後期與遼東蒙古的關係》一文中曾作過一些分析，值得我們注意。他把明朝爭取蒙古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隆慶以後，明朝迫於蒙古右翼首領阿勒坦汗（俺答）的軍事壓力，允許其“封貢”、互市，使明宣府、大同以西獲得了較長時期的安定與和平。同時堅決拒絕了蒙古左翼大汗封貢、互市的合理要求。這種政治上歧視孤立和經濟上封鎖限制的政策，勢必給以察哈爾汗為首的蒙古左翼各部的經濟生活、牧業發展造成嚴重的困難，從而引發遼東地區長期的戰亂。明蒙之間長期的殘殺，播下了猜忌的種子，挖掘了仇恨的鴻溝，使統治集團雙方很難消除隔閡，建立信任。這是明朝難以爭取蒙古的原因之一。第二，明朝為了打擊蒙古，採用漢族統治者“以夷制夷”的傳統政策，利用蒙古右翼壓制蒙古左翼，同時又拉攏女真以鉗制蒙古左翼，使蒙古左翼處於東（女真）南（明朝）西（蒙古右翼）三面包圍之中。而努爾哈赤在爭取蒙古時，十分強調蒙古、女真都是明朝壓迫政策的受害者，一再重申女真、蒙古利益一致，應當共同抗明。同時施與軍事力量的威懾，金錢財帛的利誘，婚姻關係的羈縻，思想感情的籠絡，加上蒙古、女真風俗習慣上的相近，這是使蒙古倒向後金的第二個原因。第三，明朝畏蒙古如虎狼，而又賤之如犬羊。一旦蒙古失利，明朝的兇殘面目立刻暴露無遺。後金大軍征討蒙古左翼察哈爾部，面對急需雪中送炭的盟友察哈爾，明朝不僅沒有撫慰勸勉、安置救濟的表示，相反，還乘其危急，落井下石。將求救的察哈爾部眾全部乖乖獻出，並與皇太極訂“城下之盟”。第四，蒙古與明朝修好臣服期間，明朝對蒙古封建主也封以王位等，同時給印、授敕、賜衣，允許世襲，但並沒有改變蒙古貴族的封建遊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狀態依然如故，這是蒙古各部不斷與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後金皇太極繼位以後，為了確保對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堅定地在蒙古實行了劃分牧地、編旗設佐（佐領）、更定爵秩、軍令政令統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從關係。加之明朝內部閹黨專政，皇帝剛愎而又多疑，閹黨餘孽乘機讒害富有遠見、膽識、謀略的大臣，致使明朝的幾位傑出的守邊大臣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或傳首九邊，或遭凌遲處死，或投閒置散。明朝自毀長城，將能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搞掉了。隨着農民大起義的烈火燎原，明朝的喪鐘也隨之敲響。 ^[3-4] 

明廷從洪武開始，明朝就一直讓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沒想着去搞明白這個最近的鄰居實際政治生態到底如何，甚至對綿延兩百年的對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記載也是各種糊塗賬，大明直到滅亡，真正知夷務的高級官員寥寥，實在令人吃驚。沒能夠形成一個思想統一、目標一致的戰守思想:政府層面的不團結，不僅直接影響到明廷對當時形勢的正確判斷，還因此導致相同的錯誤屢屢再犯。與之同時，作為明王朝最後的繼承者，明熹宗和明思宗在親自主導並實施既定的那些對蒙策略過程中，往往都表現出本不應該有的模糊性、搖擺性和不堅定性，使明朝政府那些看起來似乎還比較管用的策略，常常受到蒙古方面的牽制，根本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所以不可能實現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目的。再加.上接連不斷地把效忠國家、誓死抗金的忠臣良將從內部剪除掉，使明朝很快就喪失了抵抗並防禦後金進攻的最佳時機及戰爭的主動權。

從後金的角度來看，幾乎從一開始就從戰略上意識到了爭取或征服蒙古的重要意義，因而從中不斷加大了對蒙一佔部落分化瓦解、努力爭取和強力綏服的力度。無論是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始終都毫不動搖地堅持了最初制定的軍事威脅、聯姻盟誓、拉攏利誘、恩威並重、各個擊破的策略方針，真正做到了承前啓後、順勢而為。不僅戰功顯赫、成績斐然，取得的效果也十分明顯，致使蒙古諸部逐漸放棄抵抗，悉數歸附後金，轉而與後金聯手，一道攻打明朝，使明朝的抵抗變得愈加脆弱、不堪一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