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教

北魏拓跋氏從道武帝（396—409）和晉室通聘後，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黃老,覽佛經。見沙門，都加敬禮，並利用佛教以收攬人心。繼而任趙郡沙門法果為沙門統,令綰攝僧徒,並於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明元帝（40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並令沙門開導民俗。其嗣子太武帝（423—452）,“鋭志武功”,因道士寇謙之、司徒崔篈浩的進言，遂於太延四年（438）三月，令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概還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又禁止官民私養沙門。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對蓋吳的內亂用兵,發見長安一寺院收藏兵器、釀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財物,懷疑僧徒與內亂有關,又聽信崔浩的話,命盡殺長安及各地沙門,並焚燬經像。這一命令,由於太子拓跋晃故意延遲宣佈，遠近沙門多聞風逃匿,佛像經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內的寺塔被破毀無遺。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滅法之始。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殺,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興佛教,准許諸州城郡縣於眾居處各建寺一所,並許平民出家,寺塔經像漸漸修復。文成帝還以罽賓（今克什米爾）沙門師賢為道人統，後又以涼州沙門曇曜繼任,井一再改稱沙門統，乃至昭玄沙門都統，並禮以為師。曇曜原來和玄高同在涼州修習禪業,後到平城，即為太子晃所禮重，被任為昭玄都統，即請於平城西武州山開鑿石窟,鐫建佛像，這就是遺留至今的著名佛教遺蹟——雲岡石窟。此外有沙門僧周,常在嵩山修頭陀行坐禪，太武帝滅佛時，與數十人同入長安西南的寒山，後令弟子僧亮到長安，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佛法的復興，他是出了力的。獻文帝（465—471）繼位，也嗜好黃老浮屠之學,六年即退位，在宮中建寺習禪。後孝文帝（471—499）時，迎像、度僧、立寺、設齋、起塔,廣作佛事，並提倡《成實》、《涅盤》、《毗曇》等佛教義學,師事通曉《涅盤》、《成實》的學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與以供給。在鳩摩羅什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訪求羅什後裔。孝文帝還允許了曇曜的申請,令以所掠得的青齊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輸谷六十斛入僧曹以為僧祇户，其谷即稱僧祇粟,作為賑饑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為佛圖户，以充寺院的雜役和耕作等事。這些措施促進了寺院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少流弊。其後宣武帝（499—515）時大興佛教，有不少外國僧人來到洛陽,帝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餘間，共住外國沙門千餘人,其中有著名的譯師曇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為其首席。他到洛陽時,宣武帝殷勤慰勞；他在內殿翻譯《十地經論》的第一日，帝親自筆受。著名的龍門石窟（在洛陽城南伊闕龍門山）,也是這時所營造。因之當時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時，太后胡氏（世稱靈太后）攝政,她在熙平元年（516）營造了洛陽的永寧寺塔，極其壯麗。

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雲，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禮佛跡，訪求經典。宋雲等歷訪乾陀羅等十餘國，留居烏場二年,到正光三年（522）冬，獲得大乘經論一百七十部以歸。宋雲撰有《家記》(《唐志》作《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全書已佚;惠生撰有《行記》(《隋志》作《慧生行傳》一卷),現存（題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同時有沙門道藥（一作榮）,也越葱嶺到過西域。由於北魏諸帝奉佛的影響,朝野風從,人民經官私得度出家為僧的日多,另一方面也因戰爭頻繁，人民多假稱入道以避徭役。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餘人,各地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魏末,各地僧尼多到二百餘萬人。出家的猥濫,為前所未有(《釋老志》、《洛陽伽藍記》)。當時興造寺塔的風氣極盛，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新舊寺約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但到了魏末，洛陽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廟達三萬有餘(《釋老志》、《洛陽伽藍記》)。魏代佛教的發展，可謂盛極一時。

北魏至孝靜帝（534—550）時，分裂成東西二魏，高歡遷孝靜帝到鄴都,成為東魏，洛陽諸寺的僧尼也隨同移鄴。鄴都臣民多隨便舍宅地、立新寺,其時名僧曇鸞,為孝靜帝所重,稱為神鸞。

繼承東魏的北齊帝室，也利用佛教。文宣帝（550—559）嘗請高僧法常入內庭講《涅盤》,並拜為國師。又置昭玄寺，設大統一人、統十人、都維那三人,令管理佛教,而以法上為大統。法上(454—539),是慧光的弟子,擅講《十地》、《地持》、《楞枷》、《涅盤》等經論，並廣著文疏；其弟子有慧遠（淨影）等，均知名一時。其時,北印沙門那連提黎耶舍於天保七年（556）來鄴都，文宣帝出舊藏梵本千餘筴，請他在天平寺翻譯。文宣帝於晚年，更到遼陽甘露寺，深居禪觀，不理政務。此後北齊諸帝，多半好佛,鄴都的大寺約有四千所，僧尼近八萬人；全境的寺院有四萬餘所,僧尼二百餘萬人（《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又卷十《靖嵩傳》）。

西魏都城在長安,其地佛教,曾因北魏太武帝的滅法,一時衰歇,但西魏文帝（535—551）及函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建立大中興寺，並以道臻為魏國大統,道臻即大立科條，以興佛法。宇文泰也提倡大乘,嘗命沙門曇顯等依經撰《菩薩藏眾經要》及《百二十法門》，以為講述的資料。

取代西魏而興的北周王朝，亦頗崇佛。明帝（557—560）建大陟岵、陟屺二寺,並每年大度僧尼。當時名僧曇延、道安稱為玄門二傑,南方的學僧來遊關中的也有亡名、僧實、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滅法的事件發生。武帝（560—578）

重儒術，信讖緯,由於還俗僧衞元嵩和道士張賓的建議，請省寺減僧。武帝集眾討論三教優劣，前後七次，各有是非。

更令羣臣詳論道、佛二教的先後、淺深、同異，意欲藉此來廢斥佛教,但當時司隸大夫甄鸞作《笑道論》，沙門道安作《二教論》，僧(勔)著《十八條難道章》、《釋老子化胡傳》等，廢佛之議因而暫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臣僚，命道士張賓和沙門辯論，沙門智炫駁難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於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併廢斥，沙門、道士還俗,財物散給臣下,寺觀塔廟分給王公,當時僧、道還俗的二百餘萬人。既而又立通道觀,簡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並令衣冠笏履，稱為通道觀學士,命通闡三教的經義。後三年（建德六年，577）進兵北齊，攻佔鄴都，又召集齊境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宣佈廢省佛教的意見，只有淨影慧遠一人，和帝反覆爭論，武帝雖然詞窮,卻仍然下令毀滅齊境的佛教，所有八州的寺廟四萬餘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將近三百萬人,也全令還俗;焚燬經像;財物由官廳沒收。到了第二年，武帝死了,宣帝（578—579）嗣位;還俗僧任道林等力請恢復佛教，得到許可。大成元年（579），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選擇舊日有名望的沙門二百二十人，鬚髮冠服，在寺行道，並命智藏等長髮為菩薩僧，任寺主。至於民間禪誦;一概不加干涉。次年（580）五月，靜帝（579—581）繼立，左丞相楊堅輔政，命全國恢復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給陟岵寺智藏、靈乾等落髮;並度僧二百二十人。這時佛教算是正式恢復。

北朝各代的佛典翻譯，相續不絕。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在平城石窟寺,曇曜與西域沙門吉迦夜等譯出《付法藏因緣傳》六卷,又譯《大吉義神咒經》一卷、《雜寶藏經》八卷、《方便心論》一卷等。北魏遷都洛陽以後,曇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相繼來華。曇摩流支專精律藏，於宣武帝（500—515）

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501—507）七年間，在洛陽譯出《信力入印法門經》等三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起初一同翻譯，後因師承和見解不同，各自別譯,因此所譯出的《法華經論》、《寶積經論》及《究竟一乘寶性論》等各有兩本（見《開元釋教錄》卷六勒那摩提條注）。菩提流支博學多識,於永平元年（508）來洛陽，被稱為譯經的元匠，同年譯出世親所造《十地經論》，後來陸續譯出許多經論。到東魏時,隨孝靜帝去鄴都,繼續翻譯，他從永平元年到東魏天平二年（535）的將近三十年間,先後譯出《佛名經》、《入楞伽經》、《法集經》、《深密解脱經》、《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大乘寶積經論》、《法華經論》、《破外道小乘涅盤論》等,共三十部。勒那摩提精於禪法,於永平元年來洛陽,譯出《寶積經論》、《妙法蓮華經論》、《究竟一乘寶性論》,共三部。佛陀扇多通內外學典籍，特善方言，尤工藝術，從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到東魏孝靜帝元象二年（539）十五年間，在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陀羅尼經》、《攝大乘論》等，共十一部。另外,有中印波羅奈城的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於北魏熙平元年（516）來洛陽，後隨孝靜帝遷到鄴都,於元象元年到武定元年（538—543），先後共譯出《正法念處經》及龍樹的《壹輸盧迦論》、無著的《順中論》、世親的《唯識論》等,共十八部。又有烏萇沙門毗目智仙，和般若流支一同到鄴都，於興和三年（541）譯出龍樹的《回諍論》及世親的《寶髻菩薩四法經論》等,共五部。這一時其所傳譯的經論，以有關大乘瑜伽學系的典籍為多。總計北魏、東魏兩代百餘年間,中外僧俗譯人共有十二人，譯出經、論、傳等共八十三部二百七十四卷（《開元釋教錄》卷六）。

北齊時代外來譯人，有烏萇沙門那連提黎耶舍，於天保七年（556）來鄴都，文宣帝請他住於天平寺，任翻經三藏，又命昭玄大統法上等二十餘人監譯,沙門達摩闍那和居士萬天懿傳語，從天保八年到後主大統四年（557—568）十二年間,譯出《大集月藏經》、《月燈三昧經》、《法勝阿毗曇心論經》等，共七部。萬天懿,原鮮卑人,世居洛陽,少曾出家，師事婆羅門，擅長梵語，因被召為助譯，並在武成帝河清年中（562—565）,自譯《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門陀羅尼經》。

北齊一代，中外僧俗譯者二人,譯出經、論共八部五十二卷。

北周時代,外來的譯人有波頭摩國沙門攘那跋陀羅、中印摩伽陀沙門闍那耶舍和他的弟子優婆沙門耶舍崛多，健陀羅沙門闍那崛多,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五人。

闍那耶舍譯出《大乘同性經》、《大雲請雨經》等,共六部。耶舍崛多譯出《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等，共三部。闍那崛多先在長安四天王寺譯出《金色仙人問經》,後在益州龍淵寺譯出《妙法蓮華經普門品重誦偈》等，共四部。達摩流支譯出《婆羅門天文》等。北周一代，譯師四人,譯出經、論共有十四部二十九卷。另外,攘那跋陀羅譯了《五明論》一部。關於北朝流行的佛教學説，有由南朝傳入的,如《毗曇》、《成實》、《攝論》乃至《涅盤》各家之説；也有由北地傳出的，如《地論》、四論、《四分律》學,乃至以實修為主的禪法及淨土教等。

一、毗曇師相當於南朝的齊、梁時代,北地毗曇的講習始盛,著名的學者有安、遊（智遊）、榮三師,其師承均不明。但北齊名僧靈裕即曾從他們三人聽受《雜心》。從高昌來魏的慧嵩法師,亦曾從智遊聽受《毗曇》、《成實》，學成後在鄴都及洛陽講説，有“毗曇孔子”之稱。傳承慧嵩之學的有志念、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志念（535—608）尤以《雜心》擅名，著有《雜心論疏》及《廣鈔》等,盛行於世。弟子知名的有道嶽、道傑、神素等二十餘人。

二、成實師先有僧嵩，曾在關中從鳩摩羅什親受《成實》,後到徐州（彭城）

白塔寺弘傳此論。他的弟子濟州僧淵（414—481）,以慧解馳名，後來也在徐州講習。門弟子知名的有曇度、慧記（一作惠紀）、道登、慧球等。曇度（？—489）,江陵人，早年遊學建康,曾於三論、《涅盤》、《法華》、《維摩》、《大品》,深有研究,後到徐州,從僧淵受《成實》，於是精通此部。北魏孝文帝聽到他的盛名,請到平城開講,學徒千餘人,著有《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行於北地。慧記於《成實》外兼通《數論》,曾在平城郊外的鹿苑講學。道登（？—496），東莞人，早年從僧藥受《涅盤》、《法華》、《勝鬘》，後來又從僧淵學《成實》，五十歲時，聲譽聞於魏都洛陽，應請前往講學，後來入恆山，學侶追隨,講授不輟。又北齊初年，鄴下有沙門道紀，盛弘《成實》，講説達三十年，其學統不明。

三、攝論師真諦《攝論》之學，由靖嵩北上徐州，道尼入居長安,而獨在北方敷弘稱盛。靖嵩（537—614）,涿郡固安人，北齊時代在鄴都為法主,後北周武帝毀滅佛法,避地江南,從法泰諮受《攝論玄義》。後仍回徐州,盛弘《攝論》,著有《攝論疏》、《九識玄義》等,為時人所宗。但北方正宗的攝論師實為地論學者曇遷。曇遷（542—607）,博陵饒陽人,早年從慧光的弟子曇遵受學,後來隱居林慮山，精研《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到周武帝平齊、毀滅佛法，結伴避地江南，輾轉到了桂州，獲得《攝大乘論》。隋初，和同伴往彭城，繼續弘講,乃為北地開創純正的《攝論》法門。

四、涅盤師《涅盤》大本,本在涼州譯出，當時慧嵩、道朗以此知名，然流行不及南方之盛。其後北魏曇準（439—515）,聽説南齊僧宗特善《涅盤》,前往聽講,審知此學南北不同,於是另行研究講説,其説盛行於北地。當時研講《涅盤》者還有僧淵的弟子道登,後來有洛陽融覺寺曇無最，北周有潼州光興寺寶彖(512—561)蒲州仁壽寺僧妙（？—464）等。僧妙化行河表,蒲州曇延（516—588）即其弟子。曇延早年聽僧妙講《涅盤》,深悟經旨，常説佛性妙理是《涅盤》宗極,足供心神遊止。後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撰《涅盤經義疏》十五卷，同時敷講。在曇延稍前,北地有《地論》學系興起，他們差不多都是兼講《涅盤》的。慧光和他的弟子唱四宗（因緣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的教判。其中真宗又稱顯實宗或常宗，即指《涅盤》、《華嚴》及《地論》而言。慧光著有《涅盤疏》,他的弟子法上也曾講《涅盤》並著文疏，法上的弟子慧遠也著有《涅盤義疏》。

五、地論師是由研習及弘傳《十地經論》而形成的一派。這個學派由於譯論者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二人學風相違，分歧為南道、北道二系。北道從菩提流支出，而創始於道寵。道寵從菩提流支聽受《地論》,隨即著疏,從而弘講，為鄴下學人所虯推重,門弟子千餘人，其中，以僧休、法繼、誕禮、牢直、亻於果最為特出。名僧志念，也曾從道寵受學《地論》。南道從勒那摩提出,而創始於慧光。

慧光初就佛陀扇多出家,繼而廣聽律部,後來又從勒那摩提受《地論》，著有《十地論疏》。他的弟子中傳承《地論》之學的，有法上、僧範、道憑、慧順、靈詢、僧達、道慎、安廩、曇衍、曇遵、馮袞、曇隱等，而以法上為上首。法上（495—580）曾講《地論》,並著文疏。著名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遠等。其中慧遠（523—592）為一代博學者，常講《地論》,並隨講隨疏,著有《十地經論義記》

七卷,其中保存南道地論師的學説不少。他的門人也努力弘揚《地論》。關於南北二道的地論師説,據天台宗學者荊溪湛然説：北道唱梨耶依持説，主張一切萬法從梨耶緣起；南道唱真如依持説，主張一切萬法是真如的緣起所生(見《法華玄義釋籤》卷十八、《文句記》卷七中)。北道後來受攝論師的影響，從而和它合流。

六、四論師這是將《大智度論》和《中》、《百》、《十二門》三論並重的一個學派。起初北齊有道長（一作場）法師，精通《智論》，在鄴都敷講，為學者所宗，志念曾列席聽講，後來雙弘《智論》及《雜心》十餘年。東魏曇鸞也精研四論。北周靜藹（534—578）少聽《智論》，洞明義旨，後來更披尋其他經論，而以四論最為所崇，在終南山等處敷講。又有道判（532—615），曾問道於靜藹，也日夜研尋四論。同時還有道安，博通《智論》，弟子慧影，傳承其學，著有《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

七、四分律師《四分律》譯出後,直到北魏孝文帝時代（471—499）,才有法聰在平城專弘。既而有道覆依法聰的口授作《四分律疏》六卷,但只是把文字加以科分而已。後來慧光作《四分律疏》百二十紙,並刪定《羯磨戒本》,此學才大盛。

弟子中傳承其學的,有道雲、道暉、洪理及曇隱等。道雲專弘律部,作《疏》九卷。

道暉把道雲所作《疏》略為七卷。洪理作《鈔》兩卷。曇隱作《鈔》四卷。道暉的弟子洪道（530—608）,專學律部，盛弘《四分》，代替了《僧祇》的講傳。

八、淨土師彌陀淨土法門從北魏曇鸞的淨土教説流出,所以後世的淨土宗常推曇鸞為創始者。其曇鸞一系的傳統是:菩提流支——慧寵——道場——曇鸞——

大海——法上（見道綽所撰《安樂集》卷下）。與《地論》、四論兩學系實有交叉的關係。菩提流支曾譯出世親《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通稱《往生論》)一卷，又曾以《觀無量壽佛經》授曇鸞,稱為能解脱生死的大仙方。慧寵即最初的北道地論師道寵。道場在鄴都敷講《智論》,又傳持阿彌陀五十菩薩像。曇鸞(476—542)起初於四論及佛性論深有研究,後來得到菩提流支的啓發,專弘淨土;既而住幷州(今山西太原市)的大巖寺，晚年又移住汾州（今山西交城縣）的玄中寺，修淨土唸佛之業；著有《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注》(通稱《往生論注》)二卷等。他提倡的唸佛法門,於觀念以外,著重稱名,遂開後世重視稱名唸佛的風氣。大海（即慧海？—609）,少年聽受《涅盤》、《楞伽》及大乘毗曇等,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在江都儀濤浦創立安樂寺,以淨土為期，並模寫無量壽佛像。法上有關淨土法門的事蹟不詳，其弟子慧遠著有《無量壽》、《觀無量壽》兩經的義疏各二卷，再傳弟子靈裕也著有《觀無量壽經》及《往生論》等的疏記。

九、楞伽師最初有菩提達摩,南天竺人,曾遊於嵩洛,住於鄴下,隨地以禪法教人,曾惹起一班盛弘經律者的譏謗。只有道育、慧可兩沙門竭誠事奉,經四五年，達摩為他們的精誠所感，於是誨以“二入”(理入、行入)、“四行”(一報怨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之法，並以四卷《楞伽》授慧可以為印證。達摩於東魏孝靜帝天平年（534—537）前在洛濱示寂,傳説一百五十餘歲。弟子慧可(又稱僧可,487—593)

總起來説，北朝佛教義學，小乘以《毗曇》、《成實》為盛，大乘則《涅盤》、《華嚴》、《地論》並弘。這正是慧光和他的弟子們所作的“因緣”、“假名”、“不真”、“真”四宗教判的全部內容。其因緣宗即指《毗曇》，假名宗指《成實》，不真宗指《般若》、四論,真宗指《涅盤》、《華嚴》及《地論》。又如淨影慧遠在所撰《大乘義章》中,每一義門都分作《毗曇》、《成實》、《地論》、《涅盤》四層來解説，這也説明了北朝主要佛教義學的全貌。

但是北朝佛教的特點,還在於側重實踐，特別是禪觀，而非空談理論，這和同時南方佛教有顯著的不同。這一時期除上述楞伽師而外,還有不少著名的禪師,如北魏時代玄高（402—444），早年往關中師事佛陀跋陀羅，通禪法。後往西秦，隱居麥積山，從受禪法的學者達百餘人。又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西秦領徒立眾，玄高也曾從他受法。後入北涼,受沮渠蒙遜的敬事。北魏太武帝攻入北涼時,請他往平城,大弘禪化。此外,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並弘傳禪法。北齊，有佛陀扇多的再傳弟子僧稠(480—560),道宣把他和達摩並稱（見《續高僧傳習禪篇後論》）。

僧稠起初從道房受止觀,常依《涅盤》行四念處法。後來又從道明受十六特勝法。

佛陀扇多贊為“自葱嶺以東,禪學之最”。他先後在嵩嶽等地講學，魏孝武帝為他在懷州尚書谷中立禪室,集徒供養。齊文宣帝於天保二年（551）又請他到鄴城,從受禪法和菩薩戒,併為立精舍,禮敬備至。後來侍郎李獎等請出禪要,為撰《止觀法》

兩卷。又天台宗所祖述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為南北禪家所尊重。慧文嘗聚徒數百人洪學，據説他讀《大智度論》“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論》“因緣所生法”之偈，頓悟龍樹空、假、中三諦道理，由此而建立一心三觀的觀法。

慧思（515—577），武津人，從慧文受學,晝夜研磨,對《法華》等深有造就,於是敷揚大小乘定慧等法。天保年中（550—559）,率領徒眾南行，中途停留在大蘇山,數年之間來學的甚多,智顗也就在這時來其門下,諮受“法華行法”。後更率徒眾入南嶽山，提倡定慧,世稱南嶽大師。北周有僧實（476—563）,起初歸依擅名魏代的道原法師,太和末(499)到洛陽,遇勒那摩提,授以禪法,得其心要。周太祖禮請為國三藏,並從受歸戒。此外一般弘修禪法的，有慧初、僧周、慧通(以上北魏)、道恆、慧可、僧達、道明、法常（以上北齊）、僧瑋、曇相、曇準、曇詢、恩光、先路、慧命、曇崇（以上北周）等。

北朝一般社會上的佛教信仰,從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種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組織，叫作“義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構成,而以信徒為主。原來是民間為共同造像而發起飛的,後來逐漸發展，兼及於修建窟院、舉行齋會、寫經、誦經各事。

它的首腦矨E為邑義主、法義主、邑主、邑長等,成員稱為邑義、法義、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養更高的僧尼為指導,稱為邑師。其時民間所誦習的經典,是曇靖自撰的二卷本《提謂波利經》,勸持五戒。邑人每月齋會二次，以正律為標準,互相督察。此外還有一種叫作法社的佛教組織，其旨趣和義邑略同，但由貴族達官知識分子和一些僧尼組成。

北朝在中國佛教文物方面,留下不少宏偉的遺蹟，特別是石窟。如北魏開鑿的有云崗、龍門等石窟。曇曜於興安二年(453)請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山開鑿石窟五所，建立佛寺，稱為靈巖。石窟大的高二十餘丈，每窟各鐫建佛像一尊,大的高七十尺，次為六十尺，建制奇偉，雕飾工緻。後來獻文帝、孝文帝更相繼開鑿許多石窟。其次，宣武帝於景明初（500），在洛陽城南伊闕龍門山的斷崖開鑿石窟。

這個石窟原來是孝文帝太和年中（477—499）民間創始開鑿，宣武帝命大長秋卿白整，仿照雲崗石窟樣式，為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營造石窟二所。熙平年中（516—518），孝明帝也為宣武帝營造石窟一所。諸窟的開鑿歷時二十三年，人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個。其規模的宏偉、技巧的精工,可與雲崗石窟並稱。龍門的東方，有鞏縣（河市省）石窟，也是景明年中（500—503）所營造。還有天水麥積山石窟，也是北魏時代所開鑿。這個石窟，在高出地面數十丈的萬佛洞內，有深廣五丈餘的長方洞，內有大佛造像二十五軀，巨碑十八座，碑上浮雕佛像三十四排,每排二三軀，碑側也刻有佛像，並有壁畫。北齊開鑿的有天龍山、響堂山等石窟。天龍山在北齊的陪都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十里，文宣帝在山麓創立仙岩石窟寺，孝昭帝（560）也創立天龍石窟寺，幼主（577）更開鑿晉陽西山大佛像，即所謂天龍山造像，與雲崗、龍門齊名。響堂山有南北二處（南響堂山在河北磁縣西四十五里的彭城鎮，北響堂山一名鼓山，在南響堂山西北三十五里的武安縣義井裏），都有北齊時代開鑿的石窟。就中北響堂山的窟壁所攜刻的石經，是房山石經的先驅，實為佛教文化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大事。北響堂山的石窟，即以北齊開鑿的刻經洞和釋迦洞、大佛洞三大窟為中心，其中刻經洞，是北齊特進驃騎大將軍唐邕所刻。他以為“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於是發願把佛所説經鐫刻在名山，以為保存之計。從後主天統四年（568）

三月初起，開鑿石窟，並將窟內外的壁面上鐫刻《維摩經》、《勝鬘經》，《孛經》、《彌勒成佛經》各一部，歷時四年，到武平三年（572）五月末才完工（此後經過四十年，才有房山石經）。北齊時代的石經除這以外，現存的，還有山東省泰山經石峪的《金剛般若經》，同省徂徠山映佛巖的《般若經》（武平元年刻），同省遼州屋?嶝的《華嚴經》（北齊初年刻）。

除了石窟寺外，一般寺塔的建築，在北朝也極一時之盛，真所謂“招提櫛比，寶塔駢羅”（《洛陽伽藍記》序）。當北魏道武帝接受了佛教之時，便於天興元年（398）在首都平城“作五級浮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繪飾”。後來獻文帝又於皇興元年（467）在平城“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

更於天宮寺“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到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更大力營造寺塔,洛陽一地就有一千餘寺,其中著名的有永寧寺、瑤光寺、景樂寺、法雲寺、皇舅寺、祇洹精舍等。特別是永寧寺，宏偉莊嚴,建築、雕塑及工藝美術皆為奇觀。此寺是胡太后於熙平元年按照平城永寧寺樣式所營造,其中有九層浮圖一所，高九十丈，“殫土木之功，窮形造之巧”。浮圖北石佛殿一所,中有丈八金像一軀、等身金像十軀、編真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作功奇巧”。還有僧房一千餘間,“台觀星羅，參差間出”。菩提達摩曾合掌讚歎為閻浮提所無。瑤光寺是宣武帝所立,中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作工的美妙,和永寧不相上下。景樂寺是清河文獻王元懌所立,有佛殿一所,中有像輦，雕刻巧妙，冠絕一時。法雲寺是西域烏場國沙門僧摩羅所立,“工制甚精”（以上均見《洛陽伽藍記》）。皇舅寺是昌黎王馮晉國所造，有五級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金銀火齊，眾彩之上煒煒有精光”（《水經注漯水篇》）。祇洹精舍是宕昌公鉗耳慶時所立，椽瓦樑棟，台壁欞陛，尊容聖像及牀坐軒帳，都是青石，圖制可觀（同上）。此外河南登封有北魏所立嵩嶽寺塔，山東歷城有東魏所立神通寺塔等。

北朝的佛畫家，有北魏的楊其德（見《歷代名畫記》卷八）、王由（字茂道，見《後魏書》卷七十一《王世弼傳》附）等,而以北齊的曹仲達為最。仲達本來是西域曹國人，所畫瓔珞天衣，帶有域外犍陀羅式的作風，後世畫家稱為“曹衣出水”,和吳道子的“吳帶當風”並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