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石

劉青石(2張)

1950年，由於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的最高領導人蔡孝乾叛變，島內先後有400多名共產黨員被捕，所有的高層領導都被槍殺。其中包括了國民黨中將、位居高位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還有中共華東局的特派員朱諶之。中共地下黨在台勢力可以説是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不過出人意料的是，在這起大規模的地下黨員被捕被殺案件中，有一個和蔡孝乾關係十分密切的人卻僥倖逃脱了。他就是在台灣潛伏時間最長的地下交通員——劉青石。

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日子裏，儘管從小接受着日式教育，但劉青石卻清楚地知道自己與日本人不同。對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一直埋藏在他的心中，見到中國人被日本人欺負，他都會去幫忙教訓日本人。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劉青石對侵略者的仇恨進一步加深。1940年，他和幾個同學一起謀劃着給日軍投毒。不料計劃敗露，劉青石和其他幾個同伴一起被捕入獄。

1945年日本戰敗後，劉青石被釋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從事進步活動。

1947年，劉青石加入中共台灣地下黨，擔任地下交通員，直接受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指揮，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多次冒着危險往返於台海之間，傳遞重要情報。

1950年因蔡孝乾叛變，劉青石遭到國民黨通緝追捕。劉青石在墓地中潛伏4年後，於1954年被捕，成為最後一名被捕的中共台灣地下黨員。

1956年，劉青石假意答應國民黨去大陸做特務，返回大陸向組織説明情況。經過1年的審查，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個農場勞動長達22年。

1979年，劉青石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校擔任日語教師。現獨居北京。

劉青石是潛伏台灣的中共地下交通員，以商人身份傳遞情報。生死關頭，他隱身墓地，成為最後被捕的地下黨員。劉青石堅持信仰，孑然一身，在農場勞動20餘年，獨守內心的忠誠與愧疚。

我本名是劉英昌，台灣八堵人。日據時代，我在台北工業學校就讀（後改名為台北工專，現為台北科技大學），由於父親曾被日本憲兵抓過，我很早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討論回大陸參加抗日的事。後經友人謝賢益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在台北醫院擔任外科醫生的謝娥。當時與我有同樣想法的還有陳炳基、郭宗清（以後李登輝時代，當過台灣駐南美烏拉圭的“大使”）、黃雨生、傅賴會（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學，他的民族意識很強，後參加了地下黨，被捕後在綠島被關了15年）。謝娥勸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陸，但該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輕者被關了短暫時間即被釋放，我和唐志堂、謝娥則被關了1年多，直至日本戰敗投降後才出來。

台灣光復後，一些日據時代的老台共人士紛紛活躍起來。林日高、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謝雪紅還有社會名流陳逸松等人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想用合法的形式團結台灣青年。謝娥和林日高勸我和唐志堂、李蒼降（李友邦的侄子）加入，我和唐隨即參加了其中的社會服務股（組），陳逸松任主任，潘欽信任書記，林日高任組織股股長，陳招治任婦女股股長。

1946年12月14日“台北聲援澀谷事件”乃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前兆。在該事件中，陳炳基寫日文的宣傳稿（中文稿由三青團新任股長莊某撰寫），並發動大學生。我則負責發動中學生、青年團，並主持大會，帶領遊行隊伍，聲援活動搞了一整天，轟轟烈烈。其間，我們曾和蔣渭川聯繫，請他支持印刷紙張，事後才發現蔣的目的是搞他的政治資本。國民黨的憲兵司令張慕陶也埋伏在活動中來探虛實。之後，李友邦告訴我們張某已準備下手逮捕我們，我就藉着我大哥劉英芳的生意關係，到上海來跑單幫，躲了起來。

我在上海台灣同鄉會見到吳克泰。當時，吳已參加了台灣地下黨，應該會把我們這些積極活躍分子的情況向台灣地下黨總負責人蔡孝幹（本名蔡幹，代名陳照實）報告。不久後，我在吳克泰的安排下見到蔡孝幹，並在八堵入了地下黨。入黨時，口頭説了就算數，沒有籤任何書面文件。在地下黨裏，我以跑單幫商人的身份作掩護，與蔡孝幹保持單線聯繫，負責台灣地下黨和中共華東局的聯繫，包括檔案傳遞，轉移活動資金等工作。之後曾來發（中共新四軍戰士）幫忙過我與蔡之間的聯繫。

1947年冬天，蔡孝幹叫我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觸。當時，廖和潘欽信、蕭來福等人在香港辦學習班。田進添、盧哲德等地下黨人也在那兒學習。當時，廖已公開搞台獨，他需要有人幫他走私到日本。廖託我的堂哥劉新屋去找走私船（劉是地下黨，當時已加入民盟，職業是記者）。劉告訴我這事，我轉告蔡孝幹，蔡讓我假裝是廖在台灣的幕僚，叫陳纂地的手下和廖接觸，説搞武裝需要經費，請他支持。但廖只給了我一點點錢，我就回台灣了。以後，我聽説廖文毅找了一個叫宋非我的人去搞走私，而宋也是地下黨人。

1948年，我和我的二哥劉英烈在花蓮開了個金沙礦。在這之前，我受組織委派從上海帶了幾個台灣山地人（他們被國民黨抓去當兵而流落大陸）回台灣。我回到台灣後，陳炳基和田進添來找我，説他們已暴露了身份，希望我幫他們躲起來。由於我和蔡孝幹是單線聯繫，我不能叫他們和蔡聯繫，但也不能見危不救。因此，我向蔡孝幹提議，利用花蓮荒廢的金沙礦來躲藏同志。蔡同意這個想法，並説以後可將它作為基地，讓不能公開活動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隱藏起來，還可伺機開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謂一舉三得。於是，我和劉英烈及其朋友出資經營起礦場，我並擔任經理。該金沙礦廠的黨組織工作，由李友邦的侄子李蒼降主持。這事在1954年9月田進添被捕後被暴露了，一些同志被捕，也有人犧牲了。

1949年的夏天，經我介紹，蔡允准、劉英德（我四哥）、吳義雄入了黨。在郭繡綜（時任台北衞生局處長，地下黨的市委書記，台大畢業，以後犧牲了）的監督下，成立三人特別小組，並在基隆開設三榮貿易行，以為掩護（劉負責經營，吳當助理，我則負責保密）。劉英德及吳義雄對基隆到沖繩、日本、舟山的沈家門一帶的走私路線很熟悉，而且人際關係不錯，認得一些國民黨的（軍）人。

1949年8月上海已經解放了，蔡孝幹要我來大陸接受任務。我帶着吳義雄裝扮成罐頭生意人，坐着漁船到了當時正面臨解放軍進攻的舟山。在沈家門港下船時，檢查人員詳細檢查每一個旅客及其行李，情勢非常緊張，而我用藥水寫的，裝做是包裝點心盒紙的文件在太陽的暴曬下，隱約現了形。我在情急之下請旁邊的商人幫忙，我又上前主動打開包裝紙給檢查人員看，這樣才化險為夷。我們到了舟山後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對我們説，菠蘿罐頭在上海的賣價最好。我們就依了他們的意見，坐着漁船，帶着從台灣運來的罐頭到了上海。雖然當時情況很混亂，在海上經常遇到海盜襲擊，但我用這種方式往來大陸、台灣之間傳遞了不少檔案和指示。我也和蔡孝幹説，萬一情勢危險，可以用這條走私路線離開台灣。

這時，蔡叫我來大陸，向組織要求錢、船和武器。我在上海見到劉曉（華東局的領導還有饒漱石、曾山），在華東局的一次會議上，我也第一次見到了蘇新。我離開台灣時，蔡特別叮嚀我在大陸避免去見台灣人，以防暴露，但當時上海已經解放，我感到很陌生，因此我去找過原來的聯絡人李偉光（台灣人，是日據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也是華東局與台灣地下黨的聯繫人）。對於蔡孝幹所提的要求，組織給了我兩萬美元，作為台灣地下黨的活動經費。兩萬美元在當時不算是個小數目，但對台灣整個地下黨的活動來説，就實在太少了。蔡之後對此很不滿意。至於其它要求，劉曉説他不能決定。我們就一起到了北京，聽候指示。幾天後，我到了北京飯店接受指示：福建的解放，已使得台灣的解放成為可能；台灣地下黨的任務就是要保護好國家財產，不受損失，維護好社會治安；解放後，台灣的政治主要將由大陸去的同志來主持。或許當局事後覺得最後一條不合適，因此在第二天的指示會上沒再提該條。離開北京後，我去天津找了潘漢年，他送我上船，經香港回到台灣。我告訴蔡這件事情的頭尾，蔡參加過長征（內政部長），是延安幹部，對此想必不滿意。

1950年秋天，蔡孝幹讓一個外號叫“美國林”（長得像西方人）的林秋興，帶着劉英德弄到的海圖到香港交給組織。蔡不讓我執行這個任務的説法是風聲太緊，林的親戚是憲兵，會保護林上船。結果，林被他的親戚出賣，他一到碼頭就被捕了。這消息很快傳到蔡孝幹耳中，蔡立刻叫林的聯繫人郭繡綜逃跑，也叫我趕快去香港，以後能回來就回來，不然就去找組織赴解放區。我在香港找到組織負責人萬金光，以及台灣人林良材（也是地下黨）。我在香港住了1個月，萬叫我寫封信給妻子，轉給蔡孝幹，內容是介紹朱湛之***去見他，目的是和國民黨“國防部”次長吳石聯繫，希望日後有情況時，地下黨可以有個接應，例如武器、彈藥的奪取。信寄出不久，萬就告訴我，台灣地下黨發生了狀況，以後我知道當時地下黨的第二把手張志忠被捕了（張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可惜以後犧牲了）。張志忠被捕一事，香港的組織很快即得知，而人在台灣的蔡孝幹卻不知情，他還讓曾來發去找張志忠，帶着我從上海帶回來的款項，曾來發立即被逮捕了。朱湛之***是大陸人，她和吳石接觸後，取道舟山回上海，但在舟山就被捕了，她企圖自殺未果，之後犧牲了。《參考消息》（2005年10月11日12版）曾刊載朱湛之在南京的女兒、以及台灣的徐宗懋先生共譜兩岸萬里尋骨灰的感人事蹟。

隨着地下黨的被破壞，吳石和他所聯繫策反、準備起義的7箇中將都被槍決了。萬金光叫我回台灣，在10天之內帶蔡孝幹離台。萬説除了我，沒有其他人可以完成這個危險任務。當時香港的黨組織掌握了一份國民黨特務機關準備對付地下黨組織和成員的名單，我將該名單背在腦子裏回到台灣。

我一回台就聯繫上蔡孝幹，告訴他國民黨特務機關將要對付地下黨的組織和成員。蔡要我準備離台，我也替蔡準備好隱藏的住處。我哥哥劉英德的朋友黃才在台北淡水河邊開木材行，我看該處相當隱蔽並且四通八達，最合適有情況時脱逃。蔡把他的隨身衣物放在該處，但並不住那兒，而是隨處躲着。我另外又通過何榮全（早稻田大學畢業，住在羅東），找好走私船。一切都準備好了，但到了要離開的那一天，卻久等不到蔡。後來才知道他已被捕了[注1]。蔡的被捕是因為他讓他的小姨子找吳石的妻子，想辦法離開台灣。特務對於吳石的妻子和這個年輕女子有往來感到懷疑，而使整個事情暴露出來。當時我感到情況不對，海邊密探不少，就和妻子到圓環附近的雙連街去找劉英德的朋友謝新傑。我估計謝才入黨不久，即使蔡被捕，他應該不至於馬上有危險。哪知，我妻子一入屋，就見到特務在等着。謝本人不在，謝的妻子在。我裝着不懂北京話，要謝的妻子翻譯。特務用槍頂着我，我們只好老實地坐在屋內的牀邊。特務看了我的身份證，知道我就是他們要逮捕的人，立刻上了手槍的子彈。我用日語同我妻子説，一有情況，她就將門打開，特務訓斥我們不要説話。過一會兒，我説口渴，趁着謝妻端水擋住特務視線時，我一口氣將特務壓在地上，奪門而出。我一邊跑，一邊聽着我太太被打的慘叫聲。我跑入擠滿人羣的巷子裏，見着人就説，後面有人要殺我。

我最後跑到一個也是地下黨的朋友傅賴會（台北工業學校的同學）家，他母親讓我躲到牀底下，並故意走到屋外街邊小水溝旁，佯作洗衣物，等特務追上來，她就告訴他們剛才有一個人經過這裏，但已跑往別處了。就這樣，我躲過了特務。第二天，我透過姐姐的幫忙，借了礦工的衣服，打扮成礦工模樣，坐火車到了瑞芳。我找到父親的好朋友黃海樹，經他幫忙，找到我母親的遠房侄子蘇宗輝，由他帶着我到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草房躲了起來。過了幾天，我得知劉英德、吳義雄、田進添、吳金堂（劉英德的同學，後期入黨）也在逃，並且無處可躲。我就透過我姐姐把他們都找了過來，一起仰賴蘇宗輝一家人的庇護。之後，我知道我妻子被捕了，還害我大哥劉英芳全家人都被關了起來。

不久，我經姐姐的幫忙，和香港的林良材經由電報暗語聯繫上了。我説我在台北他的母校的山上種地，老陳則住了院，一些人都去醫院看他，暗示我在北部山上躲着，蔡孝幹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牽連被捕了。林回覆説，台灣很快就要解放了。後來，我想我遲早會被捕，到時會連累別人，就暗中與我父親取得聯繫，求他老人家設法幫我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鉀）毒藥，以為到時自殺之用。我父親無語地點了頭，但毒藥一直沒弄給我。

我和地下黨的朋友在瑞芳四腳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4年半。其中所經過的各種危險、困苦不説也罷。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整個情勢讓大家都很失望，那年中秋前夕，吳金堂説他妻子生活無出路，帶着小孩在乞討，想下山見家人。哪知，他下山後就去自首了。我躲在山上的時候，都由我的小弟劉英惠和我聯繫。吳金堂自首後，我的父母、妻子和劉英惠等都被抓了，但家人一直沒説出我的藏身處。特務機關就又叫我父親和小弟來勸我下山，還嚇唬他們説，如我不下山，一家人都會遭殃。以後，我到板橋找林日高問他該怎麼辦。（在“二二八事件”後，我曾多次和他有交往，我想他還是可信賴的。當時，他還有參議員身份，我回到大陸後，才知道他也是地下黨，他後來在1950年代犧牲了。）林日高對我説，他可以保證我家人的生命安全，並叫我繼續跑，讓特務們、軍統、中統相互爭功，等合適時機叫我出來時，我再出來。之後沒幾天，基隆地區遭戒嚴，情勢緊張，林日高帶着我去見蔣渭川（時任台灣“內政部”部長，他事實上是中統的），沒想到一到那兒，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後表示，只要放了我家人，我不在乎被殺、被煎。中統科長俞詢初的手下郭維芳卻告訴我，他們準備讓我回大陸，搞特務工作。郭是地下黨，在被捕後自首，但他心裏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訴我，如果是他，他也會離開台灣去大陸。於是，我決定和特務們智鬥。我交待了我自己反蔣、反國民黨的思想及認識過程，但我所説的完全不涉及黨的秘密，也沒有出賣同志。這樣拖了1年多，特務機關準備放我出來，打入一些台獨的團伙。他們説團伙裏面有共產黨嫌疑份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時機，和他們一道離開台灣，或到香港、日本，以後伺機到大陸做情報工作。我説我已經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我，我幹不了這事。以後，他們又準備讓我來大陸做情報工作。我想他們是想借刀殺人，想利用共產黨的刀殺我。我的哥哥英德也説我來大陸不好，組織不會相信我。但我想到，我可能是最後一批被捕的地下黨人，有責任向組織彙報蔡孝幹被捕以及地下黨被破壞的始末。另外，我是因被出賣而被捕的，我既未出賣過任何一位同志及社會關係，也從未説出只有我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報。這些對組織來説，可能無關緊要，對我來説，則是大事。我感到沒有台灣的解放，就沒有我劉某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陸，會受委屈，甚至犧牲生命，我也無怨無悔。

就這樣，我到了香港，一出碼頭，我就把台灣特務頭子俞詢初交給我的密寫用藥水仍進海里，並很快和組織取得聯繫（負責人為陳金石，是大春行的老闆。該處曾是掩護地下黨員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動的場所）。經由陳金石的介紹，和公安部派來的葉某的安排，我路過廣州，到了北京。這時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我寫了足足幾萬字的材料，交代了整個事情的過程。我應該説是躲得最久，最後被捕的台灣地下黨員。

以後的22年，我在北京郊區的清河農場幹活、勞動。體力上的艱辛，我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幾乎使我窒息。“文革”期間，我吃了一些苦，但與我在台灣地下黨的經歷無關，我的黨籍也一直保留着。“文革”後，我被平反了。1980年代，我和台灣的家人聯繫上，他們以為我在北京一定有權、有地位，我告訴他們，我一無所有啊。之後，我去了美國，見到我的小孩。我被捕時，大的才剛會跑，小的則是在我被捕後才出生，他們都已50多歲了。1992年以後，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回台灣，掃墓祭拜為我操勞、吃盡苦頭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我被捕、遭殺害的親戚們。我也去看望了還健在的哥哥、弟弟和2個妹妹。當年大家都反對國民黨，我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及同情，但經過這些年後，很多事情都變了。一些人怕見到我，一些人熱衷於台獨，他們説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台灣人都沒有感情，下一代的變化就更大了。連我自己的小孩都不願意來大陸，他們説怕共產黨。

台灣地下黨被破壞，犧牲很大。當然，蔡孝幹被捕後的叛變是主要原因[注2]，但對台局勢估計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解放舟山時已有反覆，打陸戰、過江和渡海畢竟不同。另外，當時中央給台灣地下黨的任務是保護好國家財產，維護好社會治安，保護好黨組織，指導思想是“靜觀”，等待解放。也因此，沒有接受台灣地下黨給武器、船和錢的要求。等台灣地下黨出現危機時，連撤退都來不及了，台灣地方又小，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如果，當時組織有所準備，地下黨也許能安全度過難關，保存下來，即使台灣未能順利解放，以後的局勢應該會大不相同。台灣的地下黨人數不多，犧牲的犧牲、自首的自首、變節的變節，但為黨為國犧牲的好樣同志的確不少。這真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

台灣作家吳濁流寫過一部小説，説台灣人是亞細亞的孤兒，是無花果。台灣的地下黨隸屬中共華東局，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全國人民一道轟轟烈烈地進行過鬥爭，但卻像沒有結果的花，不清不白，沒有定論。很多是非無法求證的，北京方面也都不議，隨着人事的逐漸凋零，恐怕很多事都將成了永遠解不開的謎。尤其國民黨被台灣的選票給搞下台，國共也和解了，歷史如此發展，出人意料之外。

我參加地下黨、反蔣是自願的，之後所遭遇的也是自受的，但每想到因我受到牽連的家屬、朋友，仍難免心酸。我一生參加革命，路是自己選的，只求對得起良心、朋友、同志和組織，從不求任何地位財富。看到別人高升發達，我一向存平常心，如果以為當年自己如何，那就絕對會錯位的。我常想念着犧牲的同志們，名利真不算什麼呀。

*注1：我以後知道，蔡這次雖然被捕，但他利用時機，在特務押他回住處取衣物時，逃跑成功。蔡以後是在埔里被捕的。蔡孝幹被捕前（在我從香港回來之前）的住處沒有定所，都是由張明顯（新四軍校官）經營的房子中介公司——華盛行給安排的。房子多半是裝修好但尚未賣出的日式房子，房子賣出，他就換一個地方住。張明顯是福州人，蔡曾介紹我和他認識，説如有經濟問題，可以找他。張明顯以後躲到埔里搞武裝鬥爭，被山地人出賣，被捕犧牲了，具體情況無從得知。蔡會在埔里被捕，我估計是去找張明顯的。蔡的妻子姓馬，她是蔡赴台前，在上海登廣告聘來的秘書。蔡被捕之前，説局勢危險，託我將他的妻子送回上海，交給組織，讓她回蘇州老家，等待解放。幾年前，聽説馬還在雲南。蔡被捕叛變後，和他的小姨子結了婚，喜糖還送到獄中的難友手上，這當然是特務機關瓦解人心的做法。有關蔡為何先送太太回上海，他是否早與小姨子相好，一直都是謎。我個人懷疑蔡不逃離台灣，和這個小姨子有關。

*注2：蔡被捕1個星期後就叛變了，供了組織的名單，地下黨因而遭受滅頂之災。最近台灣有來人説，蔡並沒叛變，這是不可能的，蔡肯定是叛變了。只是世間的事往往很複雜，也不能一口咬定蔡什麼都招了。就我所知，我去香港的事，以及我父親在蔡最後面臨被捕危險時，託人給他做假身份證的事，蔡就沒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