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達

1911年2月5日，劉達（原名劉成書）出生於黑龍江省肇源縣西鄉新站村一個較為殷實的農民家庭，從小接受的是傳統的私塾教育。

1926年，15歲時在父親的張羅下娶了妻。

1929年，改名劉成棟，考入黑龍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開始接受現代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1月19日，齊齊哈爾淪陷，在淪陷前夕，黑龍江省立第一師範宣佈放假，讓學生各自回家。

1932年，在家鄉的小學做了幾個月的義務教員。

1933年春天，辭別父母妻女，和同學王喜民、韓相勵等結伴逃出淪陷區，去找尋抗日救國之路。劉達去了北平，一邊到東北中山中學高中補習班學習，一邊參加。

1935年，因為參加“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等抗日組織的活動，被東北中山中學開除。同年暑期，他改名劉驥，考入錄取率很低的北京輔仁大學，在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開始了大學階段的學習生活。1935年底，在北平發生了一二·九運動，劉達參與到這個運動之中。

1936年，先後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等組織；7月，因為曠課過多而被學校勒令退學，進而變成了一位職業革命家。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根據上級的安排，他從北平前往延安，到中共中央黨校接受培訓；12月，培訓結束，根據中央組織部的安排，他到北方局晉察冀分局，從事抗戰和開闢抗日根據地的工作。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為劉達。隨後幾年，他擔任北嶽區地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等職。

1945年8月，被任命為大同市委書記兼市長。不久，他又被改派到東北，名字也改回為劉成棟。

1946年4月，被任命為哈爾濱市——由解放軍控制的全國第一座大城市的市長。

1948年4月，因為“右傾”表現，被降為副市長；8月，主動向東北行政委員會請纓，提出要從無到有創辦一所農學院。高崗當即任命他為擬創辦的東北農學院的院長。在隨後的十來年，劉達在黑龍江先後創辦了東北農學院（後改名為東北農業大學），東北林學院（後改名為東北林業大學）、黑龍江大學三所高等院校。

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傾”運動中，他的這些實事求是的講話、看法、意見和做過的一些實事，被錯誤看成攻擊“三面紅旗”、反對黨的領導、破壞領導同志的威信、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黨唱反調等。他也因此被作為“黑龍江省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加以批判：先是於1959年8月下旬在黑龍江省委擴大會議上遭到長達18天的批判，接着又於1959年10月在哈爾濱市委文教系統整風會議上受到批判，於1960年2月在東北林學院受到批判。

1960年4月9日，他被正式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予以降職處罰，被免去兼任的黑龍江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和東北林學院院長、黨委書記職務，只擔任東北林學院分管後勤的副院長，行政級別從5級降為6級。

1962年6月22日，經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之後，哈爾濱市委宣佈給劉達平反。1963年1月，中央監察委員會正式批准了相關報告。

1963年5月，劉達離開工作了十多年的哈爾濱，隻身到北京，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書記。

1967年春夏之交，以原調查、看管劉達的學生為主成立了專門保劉達的“幹聯站”，為“解放”他而殫精竭慮。其他反劉達的一些組織也有大量人員轉變過來。事情本來已有很大的轉機，可1967年11月23日的攻擊令劉達長期得不到“解放”。

1972年9月26日，在張臘狗、董會雙等“幹聯站”人員的長期努力和生死之交王震的大力幫助下，劉達終於得以“解放”，並重新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黨委書記。

1975年11月，為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團結和發展，劉達離開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調任國家計量總局局長，並在不久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又一次遭到嚴厲批判。

1977年4月，經胡耀邦提名、李先念“三顧茅廬”，劉達到清華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後來改為校長）之職。

1982年，清華基本完成了恢復和調整工作，開始進入“着重提高”的階段。劉達主動要求“退居二線”，於當年辭去了黨委書記職位。

1983年4月，辭去了校長職位；5月，被授予清華大學名譽校長稱號 ^[7]  。

1994年4月，因病逝世 ^[5]  。

1937年至1945年，劉達擔任北嶽區地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等職，在槍林彈雨中，他與王震等結成了生死與共的戰友情誼，並和彭真、劉仁、康生、楊成武等產生了工作關係。在建設根據地的過程中，他的行政管理能力得到充分的鍛鍊 ^[5]  。

1948年至1958年，劉達在黑龍江先後創辦了東北農學院（後改名為東北農業大學），東北林學院（後改名為東北林業大學）、黑龍江大學三所高等院校。中間雖然一度被中央調到北京去當林業部副部長、森林工業部副部長，他還是設法辭掉那些工作。他也不肯當黑龍江省管教育的副省長，而是堅決回學校當校長。在“大躍進”、“大鍊鋼鐵”、“教育大革命”等運動中，學校出現了一些違背科學規律、違背教育規律的做法。劉達冒着風險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抵制。他還給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寫信，向後者轉述羣眾對辦食堂、深翻兩尺、浮誇等的不滿 ^[5]  。

1963年5月，劉達到北京，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書記。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要培養的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拔尖人才或者説科學家。劉達和各種人談話，尤其是到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向科學家請教。在調查了三個月之後，他成竹在心，並在隨後幾年大刀闊斧的採取了一些舉措。劉達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施展才華的時間非常短——在“文革”前只有三年，而這三年他還不得不領導和親自參與一些政治運動，包括並不嚴厲的處分在工作中略有瑕疵的幹部，給“五反”運動收尾；還包括帶隊去農村“四清”，一去就是好幾個月。“文革”爆發後，許多謠言產生並流傳開來，一些被“文革”理論蠱惑的年輕人於是把劉達作為“走資派”、“三反分子”等予以打倒，劉達在批鬥大會上和“牛棚”中不失尊嚴、並不違心認錯、更不撕咬他人的態度贏得了很多以前並不瞭解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的尊重，那些原本就有英雄氣概的人更是受到感染 ^[5]  。

1977年，劉達在清華大學採取了諸多舉措，如撤銷清華的綿陽分校、三門峽基地、團河農場、西山林場，在保持原貌的基礎上修繕受損嚴重的“清華學堂”等歷史建築，等等 ^[5]  。

劉達是優良辦學理念的維護者，他在國家“左傾”的時候，能冒着巨大的風險，去努力維護正常的教育秩序。他參與創立的制度、參與塑造的文化、所培養出來的人才等，還在他工作過的大學持續產生影響 ^[9]  。

劉達早年投身革命，浴血奮戰，屢立戰功。新中國誕生前夕轉而從事教育事業，篳路藍縷，奮進開拓，先後創辦了東北農業大學、東北林業大學，並歷任黑龍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清華大學三所大學的黨委書記、校長，為發展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作出了突出貢獻，成為著名的教育家 ^[5]  。（清華大學校友總會評）

在祖國的教育事業上，劉達先生赤膽忠心、嘔心瀝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立足長遠，重視師資隊伍建設；思想超前，主張課堂教學與現場教學相結合，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辦學思想 ^[6]  。（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建章評）

劉達同志直率、達觀，樸實無華，平易近人，令人可親。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密切聯繫羣眾的工作作風，對工作的高度責任心和公正坦誠的胸懷，體現了一箇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的高尚品格，是永遠值得我校師生員工學習的 ^[8]  。（清華大學原黨委書記方惠堅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