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運籌

1920年，劉運籌畢業於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農學科；同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求學，獲理學士學位；1923年赴德國柏林農業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25年被聘為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1927年轉任國立成都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職；1929年後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林政司司長兼設計委員會委員，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1932年10月至1937年1月出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經濟學系教授；1940年被聘為國民政府農林部首席參事；1943年任國立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兼農經系主任。劉運籌在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任職期間，正值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時期。他與其弟劉翊叔（劉翌叔）一起參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國會，並在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上簽字。當時，農學院院長更迭頻仍(四年之內就換了八位院長)。在這種情況下，他擔任院長長達四年零三個月，實屬不易。然而他的離職也是無可奈何，在那個混亂的30年代，原本沒有站在潮流前頭的他反而成了學生運動的障礙還因“經濟問題“遭到控告，鬧得滿城風雨，甚至還被法院判刑三個月，緩刑兩年。最終雖然改判無罪，但卻不得不辭職，離開農業大學。但他的貢獻卻不能磨滅！

他在執掌農學院的過程中，有兩個方面最值得稱頌：

第一，他提出了獨具匠心的辦學方針，即：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所謂心理建設，就是思想、德育建設。他提倡人格教育、精神教育，要求學子塑“偉大的人格”。他提出的心理建設，既不是“唯心論”，也不是“唯物論”，而是“唯生論”。所謂物質建設，是指學校發展的規劃與建設，經過多年努力，校園風貌有較大改觀。所謂社會建設，主要是指農村工作。

第二，他做了一些頗有意義的工作。其中，農村工作最具特色。他提出並推行的“農村建設實驗區”，頗受北京（當時稱北平）西郊農民的歡迎，在北京西郊影響很大。為此，北京西郊幾十個村莊的200多農民敲鑼打鼓將一塊寫有“福利農民”的七尺長大木匾贈與學校，以表達感激之情。建立“中國農民節”，是他又一別具匠心的創議。他建議每年11月11日為“中國農民節”（即雙十一節），其“雙十一”的含義，即為“士”與“土”兩字的組合，意為知識、知識分子與土地、農民相結合。

在林業建設方面，劉運籌主張合理利用森林資源。他曾向人們呼籲，要愛護樹木，要植樹造林。

二十年代末，劉運籌在任 二十四軍劉成勳辦的川康邊政訓練所副所長期間，認識了學員周文。

1930年3月，周文到南京，劉伯量此時已任南京政府農礦部林政司司長。知道周文的生活無着的境況，把他介紹給一位即將去浙江蘭溪任公安局長的同鄉，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長，有吃有住，月薪五十元。去蘭溪赴職後，周文看不慣那種官府豪紳或明或暗的枉法勾當，到任幾個月後即慨然辭職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查出了肺病，劉伯量借了一筆錢給他，讓他去西湖療養。而後，劉伯量再次介紹他去江西修水，擔任修水縣水利委員會科員，月薪四十元。不到一個月，周文再次請辭。 劉伯量再一次介紹他到安徽省教育廳任事務員，又過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周文在自傳中這樣説道：“劉伯量是我的老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革命相當同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