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峯詩文集

清代中葉劉大魁著。劉大魁（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出生於桐城湯溝人（今屬安慶市樅陽縣）。劉大魁自幼便受到家庭的薰陶，苦讀儒學，但累試不中，在第十次鄉試中得秀才。後遊學京城，拜方苞門下，受到方苞的賞識，稱之為“國士”。乾隆時曾應博學鴻詞科和經學科的薦舉，均落選。後為黟縣教諭，數年告歸。為人美丰姿、擅文辭，性格豪爽，喜飲酒賦詩，著作頗豐。有：《海峯先生文集》10卷、《海峯先生詩集》6卷、《論文偶記》1卷、《古文約選》48卷、《歷朝詩約選》93卷等，並纂修了《歙縣誌》20卷。

劉大魁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劉大魁為桐城文派承前啓後的中堅人物，其創作成就和理論主張，對桐城派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十分重大的橋樑作用。劉大魁的文學主張主要見於《論文偶記》。它補充發展了方苞“義法”論並進一步探求散文的藝術性，並提出了“因聲求氣”説。指出文字“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在藝術體現。又將我國詩歌理論中的韻律學説用到散文領域，形成“音節”、“字句”理論，所謂“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以上理論世稱“因聲求氣”説，被認為是桐城古文的創作秘訣。

劉大魁的文章內容並非如有的文學史所説的那樣，“極力提倡封建正統觀念”，而是具有早期的啓蒙思想，劉師培認為在桐城諸家中，“惟海峯較有思想“（《論文雜記》）。他的啓蒙觀念，主要表現在繼承荀子、柳宗元等人進步思想，在天道觀、倫理觀、歷史觀和人才觀等方面發表過許多有見解的言論，還吸取老莊敢於憤世嫉俗、大膽懷疑的思想，如在《天道》中強調是統治者的“無道”造成了“衰亂之世”，而“天”是“渾然無知”的；在《汪烈女傳》中反對“臣死其君”，認為君臣之間是“共事之義”，而不是“受君之恩”的主從依附關係；在《答周君書》、《鄉飲大賓金君傳》中則持“世異則事變，時去則道殊”的社會發展變化觀，斥責當前仍採取“重農抑商”傳統做法的不合時宜；在《方節母傳》中批判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觀念；在《答周君書》、《見吾軒詩序》中又譴責科舉制度誤世害人，扼殺人才。所有這些，都閃爍着理性的光輝。他的傳記文有許多是為村野郎中、乞丐立傳，表彰他們的品德，反映他們的心聲，這是其它桐城作家很少為的。劉大魁散文中還有一些山水遊記，它不像方苞紀遊散文那樣重在闡發從其中領悟的哲理，而是細述遊歷路線、所見所聞、極盡形容，而且融入個人生活遭遇，借景抒情，頗似柳宗元的山水遊記。其散文風格是雄奇恣肆，而且敍事、議論之中都噴湧着不可遏止的激情，與方、姚之文相比，其情感表達方式要強烈、直率得多。也很注重散文的章法佈局、轉折開闔。善於運用聲音的高低、節奏的緩促來增加文章的氣勢。他特別喜用長句來造成文章雄勁之氣，如《書荊軻傳後》“天下之變”一段，每句長達15字以上，有的達20多字，汩汩滔滔，形成一瀉千里之勢。他還善於運用大量排比、對偶句式來使文勢貫通、節奏強烈，如《答吳殿麟書》就是如此。

劉大魁不僅專於古文，亦擅長詩歌，袁枚甚至説劉“詩勝於文”（《隨園詩話》）劉大魁的詩歌內容上可分為四類：一類是感嘆身世遭遇，如《述舊三十六韻送張閒中之任泇州》、《雜詩》、《感秋》等；第二類是抒寫自己的用世之志，多是詩人壯年時代的作品，如《感懷》《秋夜獨坐寄沈惟涓》等。這類詩歌格調昂揚、辭氣悲壯，在劉集中很另類；第三類是憤世嫉俗的悲歌，如《雜感》、《天馬》、《晚行遇雨趁謝六車不及》、《燕台行》等；第四類是田園山水，多為晚年歸鄉後的作品，像《江鄉》、《夏日田間》等描繪沿江、江淮一代田園風光，平和而自然，頗有陶淵明詩意。前三類詩作，多為五、七言古體，感於哀樂，緣事而發，頗有樂府詩之意味，辭婉而旨深。晚年田園詩作，其特徵是“清絕”，詩風恬淡自然、清新超邁。

存有《劉海峯詩文集》22卷，清咸豐年間戴均衡刻本。

今有吳孟復標點《劉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