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諫·初放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¹。

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²。

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³。

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⁴。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⁵。

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⁶。

羣眾成朋兮，上浸以惑⁷。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⁸。

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⁹？

高山崔巍兮，流水湯湯¹⁰。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¹¹。

塊兮鞠，當道宿¹²。

舉世皆然兮，餘將誰告¹³？

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¹⁴。

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¹⁵。

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¹⁶。

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¹⁷。

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¹⁸。

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¹⁹。

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²⁰。

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²¹。 ^[1] 

我屈原生長在楚國國都，如今卻遭流放原野居住。

性遲鈍言語少拙嘴笨腮，又沒有強勢力在旁輔助。

我才智疏淺能力又薄弱，孤陋寡聞又見識無多。

只為利國利君多次進言，誰料想惹怒小人招來災禍。

君王不察我進言是為國，終將我放逐到僻壤荒野。

心裏暗思自己有無過失，實無一絲差錯可改過。

羣小拉幫結夥成朋黨，君王漸被欺矇受迷惑。

讒佞小人花言巧語在君前，忠良緘口不言聲默默。

堯舜聖君已逝不及見，忠正良臣為誰盡忠盡節？

高山巍巍峨峨聳立，江水浩蕩永流不止。

嘆自己年老死日將至，在荒野與禽獸相伴為侶。

孤獨潦倒居無定所，舉世皆混濁是非已顛倒，心中的冤情向誰訴？

大雁天鵝全遭斥退，卻把惡鳥鴟鴞當寵物。

橘柚佳樹被砍伐，卻一排排栽植苦桃惡木。

可嘆那婆娑修美的翠竹，卻只能孤零零江邊獨處。

上面有繁茂的枝葉防露，下面有清涼的微風驅酷暑。

誰知道我與君王道不合，就像那實心的柏木、空心的竹。

從前的賢君無法追及，未來的英主難目睹。

悠悠的蒼天啊高高在上，你為何不解除我的冤屈。

我怨恨君王你終不覺悟，我只有棄身荒野明心曲。 ^[2] 

《七諫》錄自王逸《楚辭章句》，西漢東方朔之所作。王逸以為“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七諫》包括七章，即“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和“謬諫”，最後有“亂詞”總括。 ^[3] 

《初放》是《七諫》的首篇，寫屈原初被放逐時對楚國黑暗政治的抨擊，表現屈原寧可孤獨而死也絕不改變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潔精神。詩歌可分為三段。

首段從頭至“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該段用賦的手法，簡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身世遭遇以及無可改悔的堅定立身態度。詩歌頭兩句寫出一種似乎矛盾的現象：出生在國都，卻生活在山野。這。本是屈原遭遇的總述，這兩句置於全詩之首，暗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讓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對此問題的簡單回答：原來是自己天資駑鈍，拙於辭令，加之勢單力薄，遂以直諫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語訥澀”幾句，王逸《楚辭章句》認為“是其謙也”。確實，當年的屈原是“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寫該詩的作者也“博聞辯智”（《漢書·東方朔傳》），才思敏捷，都絕非“言語訥澀…“淺智褊能”之輩。因此，這與其説是自謙，不如説是一種憤激的反語。“言語訥謠”是説自己沒有巧言佞舌，“淺智褊能”是説自己不善逢迎鑽營，所以屢次忠言直諫，既為君王親信所怨，又為君王本人所惱，終於被棄。下面“伏念思過”，是被逐後的深沉反思，“無可改者”是思索的結論。它看似平常，語氣卻是斬釘截鐵的決斷，使人想到《離騷》中“雖九死其猶未悔”。

第二段從“羣眾成朋兮”到“下泠泠而來風”。該段以議論為主，對朝廷不肖居上、大賢處下、諂佞得志、忠直孤獨的黑暗腐敗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細味此段，又可分為兩層。第一層至“餘將誰告”。它採用直接論政的手法，使作品鋒芒畢露。“羣眾成朋”與前之“又無強輔”呼應對比，寫出小人充斥朝廷的驚心現實。“上浸以惑”與“堯舜聖已沒”則直刺國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從內容上講是用自然之永恆反襯人生之短暫，這種濃厚的生命意識與被放逐處境的結合，便寫出一種深沉悲痛；從詩歌形象講，無論巍巍高山還是浩蕩流水，都帶有一種崇高闊大的氣魄，挾着一股浩然正氣，這又使詩歌在悲傷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與悲壯的氣氛。“塊兮鞠”四句則進而寫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獨感和悲悽處境。第二層是第一層的藝術形象化，它沿用《離騷》“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鴻鵠、被斬伐的橘柚象徵賢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護的鴟梟、被栽培的苦桃象徵奸佞之輩的得意處境，形象地描繪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的現實。“便娟之惰竹”四句，則通過婆娑修竹生於郊野江潭的描繪，進一步寫出這種現實，同時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風的美好品質，象徵地寫出了自己頂邪惡、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為詩歌最後八句。該段轉以抒情的筆調，表達被放逐後的深沉孤獨與悲哀，並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後已的決心。“孰知其不合兮”兩句，寫自己與君王政見根本不同，分歧是無法彌合的。這裏用了一個形象的譬喻，“若竹柏之異心”。“往者”兩句，寫出了屈原作為一個頭腦睿智、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在那樣一個特定時代的強烈孤獨感。應該説，東方朔代屈原所抒發的這種感慨，與古往今來一切難為人知、不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緊接這種感慨，是對天的呼號，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它將絕望悲愴的情緒，推到了一個高潮。最後兩句，則又是從高潮的大跌落，情緒由高亢轉向深沉，而唯其深沉，詩人那無邊的幽憤、那崇高的人格，才獲得了更為感人的力量。從內容上講，這兩句正與《離騷》中哲王不寤“懷清白以死直”同，表達了屈原決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本詩既是代言體，所以與屈原諸作相比，沒有多少獨創性，例如四句一轉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興等等都是沿襲屈原的。不過，詩歌在寫作上也有一些特點。例如從手法上講，它大體按照敍事一議論一抒情的順序寫作，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難辨的。與此相應，從情緒基調講，則大體是平靜一激烈一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例如末段），但總的説來全詩是悲愴熾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較靈活，“塊兮鞠”兩句，引入三字句，使詩歌在節奏上奇崛而富於變化。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4] 

東漢文學家王逸《楚辭章句》：“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柏心實，以喻君閣塞也。” ^[4] 

東方朔（生卒年不詳），本姓張，字曼倩，西漢平原郡厭次縣（今山東省德州市陵縣）人。西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漢武帝即位，徵四方士人。東方朔上書自薦，詔拜為郎。後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職。他性格詼諧，言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談笑取樂，他曾言政治得失，陳農戰強國之計，但當時的皇帝始終把他當俳優看待，不以重用。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