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

刑訊最早見諸文字是《禮記月令》：“命有司省囹圄，往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這裏的“掠”就是指刑訊。從《禮記》記載的內容來看，西周已有了刑訊。

刑訊作為一種制度而著之於律令，始於南北朝時期。作為刑訊制度，秦漢刑訊並不見於律令，或為法官一種事實上的權威，或默認之事實。至於漢景帝捶令之設，原為笞罪之刑具，非為拷問之設，吏濫用之，非本意也，南北朝以刑訊著之律令。”“惟刑訊著之於律令，則始於南朝梁之所立之測罰，陳承之。”所謂“測罰”即“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應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秦律治獄律》記載審理案件“毋治掠為上，治掠為下。”“訊獄必先盡其言，毋庸輒詰。其辭盡，及以詰者詰之，復詰之。”“更言不服”依律“治掠”。可見秦代訓囚用刑。另據《史記李斯傳》，李斯被“榜掠千餘”，《廣雅》篇説“榜，擊也。”《蒼頡篇》記載 “掠，問也。”這説明秦代已有了刑訊。

夏侯嬰與高祖善，因戲傷嬰，嬰自告情，謂未受傷，告者不服，移獄，嬰以此坐笞掠數百。”又，漢宣帝即位，路温舒上書肯陳尚德緩刑，在談及當時獄吏所施行的拷問時曾説：“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可見刑訊拷問在漢代已較為普遍。

自梁以後，刑訊正式為律所規定，開始了刑訊制度化的歷史。“北魏鞫囚限於杖五十，歷北齊、北周至隋，各有其刑訊之制。”在此期間，各朝刑訊制度雖有不同，但總的趨勢是日漸嚴酷。

唐代，中國封建法制的各種制度臻於完備，其中當然包括了刑訊制度。《唐律》首先規定了刑訊適用的條件：“先備五聽，又驗諸證言，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唐律疏義;斷獄》“訊囚察辭”條規定了刑訊立案的程序，“立案見在主座同判，然後拷訊。若充使推勘及無官同判者，得自別拷。”由此可見，在一般情況下，司法官在行刑前首先要立案，並由所在主座共同審判。關於刑訊的實施和禁止，在《唐律疏義》“拷囚不得過三度”條中規定：“諸拷囚不得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決罰不如法”條規定：“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關於刑訊的禁止主要體現在“議清減老少疾分歧拷訊”條，該條主要規定了禁止刑訊的特殊對象，即享有議、清和減等特權的職員，70歲以上的老人和15歲以下的孩子，身體殘疾者等。唐代固然對刑訊制度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但由於中國古代斷獄過分依賴口供，一些官吏為案件速決或為貪求賄賂，酷吏枉法，以嚴刑訊囚之事也是十分普遍。據史記載，高宗時官吏以殘酷為能。以致於將人犯不卸枷鎖打死也不受追究。武則天登基以後，任用來俊臣等酷吏掌典大獄，不問案情輕重，動輒對人犯行灌耳、囚於地牢之刑。尤為甚者，酷吏竟將人犯盛於甕中，四周架火烤炙。

兩宋之時，刑訊制度寬猛不一，宋太祖時，對刑訊的使用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今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治掠，其當訊者案具白長吏，得判及訊之，凡有司擅掠者，論為私罪。”但是到了南宋法紀松馳，刑訊之制更加嚴酷。

元代規定，除非對強盜，不得施以嚴刑。對情節嚴重的犯罪，假如需要加以刑訊，必須有長貳僚佐會議立案，並且元代規定了不得法外用刑，治罪。

明承唐律，嚴格規定法官拷問人犯的責任。嘉靖年間，規定對於殺人、盜竊、搶奪等嚴重犯罪而故意不招的，用嚴刑拷訊，其餘的犯罪則使用鞭、撲等一般刑訊。

清又襲明，歷朝嚴審刑官濫用刑訊之禁。康熙時禁止大鐐、短夾棍、大枷的使用。清末變法修律，1908年擬定《大清現行刑律》，1909年奏進，1910年頒佈施行，這在中國法制史上才第一次明令廢止了刑訊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