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全

凱豐，原名何克全，江西省萍鄉人，1906年2月2日出生。早年在萍鄉中學讀書，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學生運動。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武昌中山大學）。受大革命浪潮的影響，他經常閲讀革命報刊，開始撰寫政論文章，曾擔任校刊主編。1926年暑期，北伐軍到達萍鄉，凱豐同志在家鄉幫助組織農會，擔任農會的宣傳幹事。1927年3月間，在學校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擔任武昌中山大學團支部書記等職務。

大革命失敗後，凱豐同志根據組織上的安排轉移到上海，於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學和少共國際團校學習。1930年秋奉派回國，同年12月由秦邦憲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1年初，他作為團中央巡視員，往香港巡視兩廣團的工作。3月，回上海蔘加共青團五屆四中全會，被增補為團中央委員。會後又赴香港任兩廣團省委書記，化名“開封”，後取諧音“凱豐”。同年5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出獄後離開香港，於同年8月底抵達上海，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東方青年》主編。1933年春，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凱豐同志赴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任團中央書記。1934年1月，凱豐同志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隨後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仍主要從事共青團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凱豐同志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供給部政委、並作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隨軍行動。1935年1月，凱豐同志出席著名的遵義會議。此後至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夕，曾任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負責人、少數民族委員會主任、地方工作委員會委員、軍委政治部兼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部長、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成員。1935年還當選為少共國際執行委員。他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出席了著名的瓦窯堡會議。受命籌組共青團中央局，任團中央書記兼中央團校校長。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並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後，凱豐同志出席洛川會議，參與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七大”準備委員會，凱豐同志為成員之一。1938年2月，黨中央派凱豐同志到武漢工作，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宣傳部部長、黨報委員會委員、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同年9月，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翌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後，任南方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0年11月，凱豐同志被黨中央調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此外，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41年7月至12月任中央學校教育管理委員會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雲、凱豐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同年12月凱豐同志任中央出版委員會成員。翌年1月，被推選為中國青年反法西斯臨時委員會委員。1943年3月，中央機構精簡，凱豐同志任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1945年4至6月，凱豐同志出席黨的七大。會後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決定派遣大批幹部挺進東北，併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凱豐同志被調任東北局委員兼宣傳部長。10月赴東北，參加了領導建立和鞏固東北解放區的工作。親自創辦《東北日報》，先後兼任《羣眾》編委會副主任、黨報委員會書記、《黨的工作》編委會副主編。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東北分院副院長。

新中國成立前後，凱豐同志於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瀋陽市委書記，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東北人民政府委員。1952年9月，凱豐同志調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23日，凱豐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歲 ^[1]  。

歌曲《抗日軍政大學校歌》，作詞：凱豐，作曲：呂驥。 ^[2] 

凱豐同志在30年革命生涯中，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特別是對黨的青年工作和理論宣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凱豐同志參加革命早期，主要是從事團的工作。大革命時期，他開始投身於學生運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凱豐同志對共青團的建設和黨的青年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九一八”事變後，他在《紅旗週報》、《東方青年》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對日本的武裝侵略，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並指出學生的抗日愛國鬥爭應與工農的鬥爭密切結合。在中央蘇區，凱豐同志作為團中央的負責人，努力推動蘇區團的建設，積極擴大團的組織，參與組建少共國際師，動員廣大團員、青年參軍參戰，投身於蘇區反“圍剿”鬥爭。他撰寫了不少關於青年團工作的文章、通訊等，對團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在延安時期，他仍繼續致力於黨的青年工作，動員和組織廣大愛國青年投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去。

凱豐同志為黨的建設做了大量工作。長征途中，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1937年2月起草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的材料，隨後在3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揭露和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還參與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之決定》等文件，後來又參與對張國燾的幫助和挽救工作。在長江局和南方局工作期間，他配合周恩來等同志，領導南方地區黨的工作，發展黨的組織，培訓黨的骨幹，廣泛團結愛國民主黨派和人士，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在延安整風中，凱豐同志積極參與對整風運動的領導。1942年2月8日，中央宣傳部召集延安幹部會議，凱豐同志主持，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題為《反對黨八股》的著名報告。隨後，凱豐同志提出中央宣傳部目前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中心，這一建議得到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批准。此後，中央宣傳部相繼頒發一系列關於整風學習的文件。同年6月，中央成立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同志為主任，凱豐同志是委員之一，並擔任宣傳系統和延安各學校整風學習委員會的負責人。還被指定負總責組織陸定一、胡喬木等人解答各方面提出的問題。

凱豐同志長期戰鬥在黨的宣傳理論戰線上，曾擔任黨中央宣傳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對黨的理論宣傳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就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宣傳革命，闡述黨的主張。長征途中，他受命組織中央宣傳委員會，負責審查有關民族問題的宣傳材料。抗戰時期，他編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等著作，在《新華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系統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分析國內外形勢，增強人們對於抗戰的信心。他直接負責的《新華日報》和《羣眾》等報刊，起到了抗戰號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推動了國統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他還協助周恩來等同志，向國際社會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業績和主張。他撰寫過《什麼是列寧主義》、《馬克思與中國》等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1942年9月，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凱豐同志負責籌組中央編譯局，翻譯了一批馬列著作，適應了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需要。在解放戰爭時期，他領導創辦的《東北日報》，有效地溝通了黨與人民羣眾的聯繫，鼓舞瞭解放區人民的鬥志，配合和指導了軍事、政治等各條戰線的鬥爭。新中國建立初期，他參與組織《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為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兼任馬列學院院長期間，為黨的幹部教育做了不少工作。

凱豐同志還為黨的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凱豐同志發動團的幹部協助教育部門開展掃盲工作。1933年10月，在中央蘇區文化教育大會上作報告，提出要吸收文化教育專家參與根據地文化教育建設。在延安，凱豐同志常到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講課、作報告，受到學員歡迎。1937年初，他為抗大寫下了深沉、激越、催人奮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羣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在南方局工作期間，他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為發展國統區的抗日進步文化、團結文化界人士等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整風過程中，凱豐等同志協助毛澤東同志與文藝工作者談話，並邀請一百多位作家、藝術家及思想文化戰線的負責人，舉行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凱豐同志主持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這次會議對解決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傾向性問題、促進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大眾的結合起到了重要作用，並留下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凱豐同志十分關心東北解放區的文化教育工作，併為此做了大量工作。東北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與其他建設事業一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凱豐同志一生對理想堅定不移，對事業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蕩，始終充滿着旺盛的朝氣，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黨和人民。在他的身上，體現出共產黨人所特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風貌。

凱豐同志對黨的事業和理想信念非常堅定，無論環境多麼惡劣和複雜，都能經受住考驗。1931年5月，因叛徒出賣，凱豐同志在香港被捕。敵人幾次對他審問並嚴刑拷打，但他始終堅貞不屈，毫不動搖，並機智應敵，保守了黨的機密。出獄後，他又很快投入了新的戰鬥。他早在中學時就得了肺病。參加革命後，工作緊張，環境險惡，生活艱苦，又得了腸胃病。1948年，肺病復發，大口吐血。黨中央安排他去蘇聯治病，未及痊癒，又急切地向中央要求返回國內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最終不幸英年早逝。

特別值得肯定的是，凱豐同志能夠正確對待和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期間，他曾經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積極支持者。特別是在遵義會議上，當與會大多數同志明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反對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決定撤銷他們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時，凱豐同志卻仍舊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場上。他的做法應該説並不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但在當時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的這樣一種政治抉擇，無疑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會後，在黨中央的批評幫助下，面對着紅軍在毛澤東等同志的指揮下扭轉戰局的事實，他很快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轉而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對於這一段歷史，凱豐同志在6年後回憶説：“因當時對過去中央蘇區所犯的錯誤還不瞭解，在遵義會上堅持了錯誤的方面，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可笑。經過中央的批評在很短的時期內就瞭解了自己的錯誤（大約兩個月的光景）。”後來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凱豐同志又聯繫實際，解剖自己，對以前的教條主義錯誤和在遵義會議上的表現，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得到黨中央的諒解。在延安時期，凱豐同志與毛澤東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給他的信中安慰説：“不愉快的事，過一會也就好了。”後來，凱豐同志在東北寫信給毛澤東同志，彙報《東北日報》工作情況，並請題寫報頭。毛澤東同志欣然為《東北日報》題寫了報頭，並對凱豐同志表示親切問候。

凱豐同志對黨的工作勤勤懇懇。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任勞任怨，不計較個人的進退得失和職務高低。在黨的七大中央委員選舉落選後，他沒有怨言，而是正確對待自己過去的錯誤，愉快服從組織安排，積極完成所肩負的工作。新中國建立之初，他在東北任瀋陽市委書記期間，任勞任怨，為抓好這座大城市的生產、市政、社會秩序和戰爭後勤工作竭盡全力。他堅定沉着，有條不紊地領導開展各項運動和民主改革，為瀋陽的經濟建設和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做出了貢獻。

凱豐同志始終清正廉潔，保持人民公僕的本色。1951年3月，凱豐同志得知二女兒成家並參加了工作，就寫信勉勵女兒、女婿：“在工作中仍應繼續學習，提高政治文化。”告誡他們“應當時時注意廉潔奉公守法”，並在“廉潔奉公守法”幾個字下加了着重號。後來，二女兒生了孩子，負擔加重，給父親寫信，想調到父親身邊工作，以求得到照顧。凱豐同志雖然很關心和疼愛自己的女兒，但並沒有答應她的要求，回信説：“還是靠你們自己去養活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小孩。”凱豐同志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子女，體現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的高級幹部模範執行黨的政策、不謀私利、廉潔奉公的高度自覺性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