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建國與專制

上一期我討論蔣廷黻先生的《革命與專制》，曾提出一個主張，説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比較更迫切的問題：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呢？

這個問題，並不算是新問題，只是二十多年前和討論的“開明專制”問題的舊事重提而已。在那時候，梁任公先生曾下定義如下： ^[1] 

此文出自於《胡適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很快加入《新青年》編輯羣體，在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中發揮重大作用，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他在哲學、文學、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開創性貢獻，曾影響一代青年學子。在思想、教育及文化界是公認的知識領袖。抗戰時期，曾任駐美大使，戰後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後，寓居美國，1958年就任台灣“中研院”院長。在政治上，堅持用和平改革的方式，走民主自由之路，對國民黨當局，既有批評，又有辯護。1962年逝世於台北。編者簡介耿雲志，遼寧海城人，1 9 3 8年生。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胡適研究會會長等職。長期從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著述二十餘種，發表論文和文章200餘篇，有多篇被譯成英文，其研究成果多次獲得省部級獎勵。所做胡適研究，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所著《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一書，已在海外出版英文版。目前正在組織編寫多卷本的《中國近代思想通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