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保險條約

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Treaty）：德國宰相O.von俾斯麥為孤立法國，討好俄國，1887年6月18日同俄國簽訂的一項密約。由於1879年德奧同盟已經保證奧國在德、法戰爭中保持中立，這一條約又保證俄國的中立，德國因而獲得了雙重保險，故名。該約規定，締約國一方如與第三國（法國和奧匈帝國除外）交戰時，另一方應保持善意的中立並盡力使戰爭局部化，德國承認俄國在保加利亞和東亞美尼亞佔優勢的合法性。雙方約定維持巴爾幹半島的現狀並重申在1881年已經同意的原則，即俄、德共同對土耳其蘇丹施加壓力，不許外國軍艦進入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在附加的議定書裏，俾斯麥同意在俄國採取行動保衞黑海入海口時，德國保證持善意的中立，並給俄國以道義的和外交的支持。這意味着，德國支持俄國佔領海峽甚至君士坦丁堡。但是俾斯麥清楚，如果俄國有這種行動，英、奧必然反對。條約有效期為3年。俾斯麥去職後，德國政府拒絕續訂。

德國首相俾斯麥建立的歐洲秩序論保加利亞危機期間的俾斯麥外交柏林會議後五年的時間裏，德國首相俾斯麥建立了一個包括俄國、奧匈、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國的複雜的同盟體系，歐洲的國際政治一時為俾斯麥同盟所左右，柏林成為歐洲外交舞台的中心。1885年爆發的保加利亞危機卻使俾斯麥同盟瀕臨破滅的邊緣，本文擬就危機期間歐洲各大國間展開的激烈外交角逐，探究19世紀晚期歐洲大國外交和國際環境的某些特點。

普法戰爭後，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在歐洲崛起，完成了對歐洲國際政治環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時卻造就了困擾世界達一個世紀之久的德國問題：德國的天然優勢和其他歐洲國家不接受這一優勢的矛盾。戰敗不僅使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剝奪了它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更大大惡化了它的地緣政治環境。這樣法國對德國來説就成為一個無法和解的國家。法國單憑自身的力量難以對付德國，無論是為了自保，還是準備復仇，法國都需要同任何與德國敵對的國家結盟。這就使得涉及德國的危機均會加劇，而很難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國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麥看來，孤立法國、維護歐洲現狀與保障德國安全是一回事。

俾斯麥面臨的國際環境極其複雜：為了孤立法國就必須保持俄國、奧匈帝國和德國三個君主大國的保守聯合，為此他還需要對俄奧關係發展施加影響，俄奧關係過於密切以致於撇開德國，或者為爭奪巴爾幹發生衝突都會損害德國在歐洲的外交地位。在把俄德友誼視為德國外交基石的同時，他還不能得罪在近東、中亞與俄國尖鋭對立的英國。

1875年－1878年的近東危機，反映了俾斯麥政策相對於歷史環境的侷限性：俄奧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麥難以長期迴避在俄奧間作出選擇的問題。俾斯麥通過1879年的德奧同盟暫時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歸宿是1881年6月結成的俄奧德三皇同盟，這就使德國得以繼續保持對俄奧關係的牽制及在兩者之間的調停地位。

1885年9月，土屬東魯米利亞省發生革命，並宣佈與保加利亞公國合併。素來以保加利亞保護者自居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經由不聽命於他的亞歷山大大公之手實現兩地的統一，從而鞏固大公在保加利亞國內的地位。俄國試圖通過大國協調迫使保加利亞取消合併，但保加利亞統一的既成事實，已不可逆轉。俄國的保加利亞政策面臨空前失敗，巴爾幹醖釀着新的危機。

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對中立條款涉及法奧遭締約方進攻時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條件下，簽訂新約，即《再保險條約》。在俾斯麥看來，條約雖然未能確保在法德衝突的情況下俄國無條件的中立，鑑於法德兩國對於1871年以來現狀的不同態度，法國需要的同盟，必須是進攻性的，《再保險條約》至少排除了這種可能。而法國若不能在事先爭取到俄國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獨自挑戰德國。現狀、和平、德國的安全都有了保障。通過《再保險條約》與先前的《德奧同盟條約》兩相呼應，俾斯麥又重新確立了對德奧的雙向抑制。俾斯麥藉此向俄奧表明，德國將始終與被進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對抗侵略。誰破壞歐洲和平，誰就是德國的敵人。但是，俾斯麥還必須正視另一個危險，俄國如果挑動奧匈率先發動進攻，德國將怎樣應付？圍繞《再保險條約》簽訂問題俄國內部的爭鬥，沙皇立場的動搖，條約簽訂後俄國在保加利亞問題上對德國無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麥對條約的價值大打折扣。他對沙皇和德俄友誼的信心，從此不可挽回地動搖了。

1887年7月，在違背沙皇意願的情況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選為保加利亞大公，俄國訴諸武力的可能增強。俄國報界充斥了對德國的謾罵。8月，戴魯萊德借出席卡託科夫葬禮之機，再次訪問俄國。俾斯麥對時局深感憂慮。俄國既已靠不住，德國必須另謀出路，以防萬一。5月，法俄共同迫使蘇丹放棄了英國特使沃爾夫與土耳其達成的，有關英國從埃及撤軍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勢，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覺。索爾茲伯裏擔心，如果奧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國妥協，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時期對英國極為不利的孤立被動局面。俾斯麥趁勢將《德奧同盟條約》文本送交倫敦，並在11月22日致信索爾茲伯裏。信中表示：“如果奧匈帝國之獨立受到俄國侵略的威脅，或者英意遭到法國入侵的危險，德國始終有責任採取進入戰線的政策。”在英國確認了德國對奧匈支援的程度後，1887年12月12日和1887年12月16日，英、奧、意三國互換照會，達成《第二次地中海協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國佔領保加利亞，或挾持蘇丹，控制土耳其海峽的可能。俄國如果向奧匈挑釁，將遭到英奧意圍攻。在這一背景之下，俄國開始退卻。1888年1月俄國在德國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府宣佈斐迪南當選為非法，遭到英奧意的聯合抵制。1888年4月土耳其滿足了俄國的要求。俄國挽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後保加利亞問題也就不了了之。

《再保險條約》和《地中海協定》造成了英奧意與法俄在近東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牽制之勢，同時又阻遏了法俄結合，保證了德國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然而俾斯麥的體系卻包含着極大複雜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對德國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質上是脆弱的。因而他的外交歸根結底仍只是一種拖延問題的權宜之計。作為現實政治的大師，俾斯麥將外交藝術發揮到了極至。現實政治促成了德國的統一和鞏固，俾斯麥對現實政治的迷戀，卻最終使統一後的德國自食其果。儘管隨着德國的統一，俾斯麥由現狀的破壞者轉變成了現狀的維護者，但形勢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義浪潮的衝擊下，他鼓吹的君主團結原則已失去了維繫力。對強權赤裸裸的追求已成為各國維護自身安全與利益的基本手段，國際關係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卡託科夫的攻擊”就是對俾斯麥富有諷刺意味的回敬。在俾斯麥的時代，歐洲大國關係日趨僵化緊張。德國的統一，使中歐失去了歷史上的緩衝作用，它不再能為大國間爭奪霸權的鬥爭，提供警戒和補償的空間，以至於徹底改變了歐洲強權結構。均勢外交所賴以運作的大國關係的鬆散性正在消失，標誌便是1879年德奧同盟的締結。事實上，德國已很難做出其他選擇。俾斯麥的同盟，正是對這一變化的本能反映，它反過來也鞏固強化了這一趨勢。大國關係緊張，是俾斯麥同盟成立的緣由，也是它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俾斯麥的外交風格，集中體現了自負與焦慮結合的心態。

為了阻止敵對力量的聯合，確立德國在歐洲大陸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保持大國關係適度的緊張是必要的。盟國間如果關係緊張，他就鼓勵合作，一旦它們和睦相處，他就撤回支持，並製造摩擦。然而，俾斯麥的策略也許會為德國爭得盟國，卻也往往使德國失去了朋友。

當時的德國，從本質上説是屬於現狀的國家，對於正在崛起中的德國，不誠信的惡名，可能比好戰更危險。歐洲國家對德國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國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麥的謀略往往產生相反的效果。隨着歐洲局勢逐步緊張，一個充滿敵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國際環境已初現端倪。與大國關係開始僵化緊張同步的是德國政策逐漸喪失平衡和彈性。1886年10月，俾斯麥在給兒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奧一旦開戰，不論誰是進攻方，德國都別無選擇，只能站在奧匈一邊投入戰鬥。24俾斯麥在台上時，尚可憑藉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極後果，在他之後，便後繼無人了。1890年俾斯麥去職，德國新當局放棄《再保險條約》，四年後法俄結盟，俾斯麥的歐洲秩序也隨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