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農合一

《國語·齊語》記載齊國的軍事制度時，首先講村社居民組織，説："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裏，裏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它的軍隊組織則建築在居民組織之上，是"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裏，故五十人為小戎，裏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齊軍的"三軍"由國君和國、高二子統帥，所以"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管仲稱這種制度是"作內政而寄軍令"，特點是軍政合一，兵農合一，叫做"卒伍整於裏，軍旅整於郊"。兩者互相適應。《齊語》所述軍制與《周禮》所述周代軍制完全符合。漢代劉劭説春秋以前軍制是"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宋代葉適説是"寓兵於農，寓將於卿"。都是對"兵農合一"制度的精闢概括。

商鞅《商君書.兵令》：“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赺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奸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上馬為兵,下馬為農，解甲歸田即由此來，此三軍之原意，是典型的耕戰模式。

齊國的軍制很有典型意義，其他國家的軍制，從《周禮》一書的記載看，大體與齊相同。

《左傳》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説楚王在國"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則"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説明楚國也是具有亦軍亦民雙重身份，在國為民，故訓之"民生之不易"；在軍為士，故申儆之"勝之不可保"。這種制度無疑也是村社組織與軍事組織的統一。

"兵農合一"制度的經濟基礎是以土地公有制為特徵的井田制度。

《漢書·刑法志》所説周代"因井田而制軍賦"，正道出了這一問題的因果關係。在井田制度下，每一具有士兵身份的村社社員都得到一塊由村社代表國家分配的足以維持自己和家屬生活的份地，併為國家負擔兵役。份地是他為國家服兵役的基礎，兵役則是他因份地而產生的義務，兩者相輔相成。

"兵農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這一特點在春秋時代仍然表現得很鮮明。《周禮·地官·大司徒》在談到周代居民組織時説：“令民五家為比。”

"兵農合一"制度的基本特點，是服役人員平時散在村社為農，戰時臨時徵集為兵。散在為民時，兵器收歸國家統一保管，臨事徵兵時，同時發授武器，與終日兵不離手、手不離兵的常備軍明顯不同。這就形成臨戰集結和臨時授兵制度。

《左傳》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説："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乃略狄土，立黎侯而還。"這種臨時集結軍隊的作法，直到春秋晚期仍然存在。《左傳》襄公三年（公元前570　年）説："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襄公十三年説："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襄公十八年説："楚將侵鄭，子庚帥師治兵於汾。"這些事例足以證明終春秋之世列國都是在戰前臨時徵集部隊的。《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也説，齊景公任命司馬穰苴為將軍，率兵抵禦晉、燕二國的侵襲，同時任命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定第二天"日中會於軍門"。説明也是臨戰徵召部隊。既然臨戰前徵召部隊，當然也在戰前發授兵器，這種臨戰授兵的事例也習見於古文獻。如《左傳》隱公十一年（公元前712　年）記載，莊公準備討伐許國，五月甲辰那天，在鄭國的祖廟發授兵器，大夫公孫閼與潁考叔為爭車發生矛盾，"潁考叔挾輈（zhōu，音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莊公四年（公元前690年）説，楚武王排列成"荊尸"之陣，向軍隊發授戰戟，去討伐隨國。又，閔公二年（公元前660　年）説，狄人伐衞，衞將戰，"國人受甲"。軍隊的武器，戰時由國家發授，戰後復繳還國家。因此，國家專門設有一套保管武器的官吏和機構。據《周禮·夏官》載其《司兵》職掌"五兵五盾"的授受。《司戈盾》職掌"乘車"、"貳車"及"旅賁及虎士"戈盾的授受。《司弓矢》職掌"六弓四駑八矢"的授受。《校人》職掌"五馬之政"。據《周禮·春官》，《司常》職掌各種戰旗，《鼓人》職掌各種戰鼓與金器，《車僕》職掌各類戰車等等。《左傳》襄公九年則記載，宋國有工正掌管"出車"，校正掌管"出馬"。

他們"備甲兵，庀武守"。官府收藏武器的專門場所叫做"庫"。當時列國都有這種武庫，如魯國曲阜有"庫"，高餘也有庫，鄭國有"襄庫"等。

在"兵農合一"制度下，平時管理村社和國家事務的各級官吏，戰時就是軍隊中的各級軍官。齊國的"軌長，裏有司、連長、鄉良人"平時治民，戰時統軍，正是這種村社和軍旅的雙重官吏。晉國的六卿，平日為政府官吏，戰時為三軍將佐。魯國的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平日是司徒、司馬、司空，戰時皆為軍帥等。總之，列國的政事官也兼軍官，都是文、武職責不分的。

"兵農合一"的兵役制度，決定了春秋時期軍事訓練必然要在農閒時進行的特點。這其實也是自夏、殷、週三代以來村社生活的一般規律。《國語·周語上》説周代"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務農的三時是春、夏、秋，講武的一時是冬，屬農閒季節。《國語·齊語》説："春以蒐振旅，秋以獮（xiǎn，音顯）治兵。"《司馬法·仁本》説："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這也説明了至少在春秋時期，列國諸侯不但在冬季，就是在春、夏、秋三季中的空閒時，也要組織軍事訓練。這種軍事訓練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由國家組織進行。二是通過"蒐獮"，即狩獵的方式進行。關於這一點，春秋時魯大夫臧僖伯講得十分清楚："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講事就是習武，蒐、苗、獮、狩是四時田獵之名。這是國家組織村社居民借田獵而習武的明證。從《左傳》一書看，春秋時期的蒐獮活動，的確多是軍事活動。如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　年）説，晉"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僖公三十一年，"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御狄"。昭公八年（公元前534　年），魯"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衞，革車千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