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考古

“公眾考古”（Public Archaeology） 一詞最早出現於1972年麥克吉米西（Charilesr McGimsey）同名著作。其使用語境與文化資源考古（CRM Archaeology）直接相關。 ^[1] 

根據《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公眾考古，包括文化資源管理合規過程、考古教育、公眾闡釋等行為，其發生場所包括學校、公園、博物館等。包括考古行為中所有與公眾互動的內容或可能存在互動潛力的內容。 ^[1] 

公眾考古學是考古學研究的分支。由於其籠統性，導致很難給公眾考古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國外學術界的定義大致如下：在北美, 幾乎所有由公眾資助（直接或間接）或獲得廣泛授權的專業考古就是公眾考古；在具體的條款中。公眾考古可以被解釋為“為保護考古資源。在諸如學校、公園和博物館等公共場合進行的公眾教育和公眾解釋”。其目標是：保護考古遺產資源；向公眾灌輸關於這些資源的管理倫理；把考古倫理性解釋和解釋目標緊密類比。 ^[2] 

借鑑國外公眾考古的相關理論，中國學術界對公眾考古的定義給出了通俗的解釋：公眾考古學就是考古學的大眾化， 其核心思想為考古學利益相關者（public stakeholder）、“交流”（communication）和“解釋”（interpretation）。公眾考古學所採用的“公眾”（public）概念實際上包含了“公眾”與“公共”兩層意思。其中，“交流”與“解釋”‚既是公眾考古學的基本理念‚，也是其進行社會實踐的基本方法。公眾考古學社會實踐的所有活動都是圍繞“交流”與“解釋”而進行的。 ^[2]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首先使用“文化資源管理”的概念，這一概念隨後在西方很快被廣泛採納。同時，隨着考古學自身建設的日趨成熟，學科發展的需要，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考古學家社會責任感的喚起及在美英等發達國家出現的考古遺存和文化資源管理的緊急情況，文化遺產的管理和保護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業內人士對以往那種由專業學者和官員來“替”公眾管理文化資源的模式進行反思，首先從理論上釐清了長期以來在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出現的公眾角色定位問題。 ^[2] 

1974年，“文化資源管理會議”在美國丹佛召開。自此, 西方考古界開始熟悉文化資源管理的相關法規，各大學也開始設置文化資源管理的課程，培養既懂專業研究又能從事管理的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針對政府文化資源管理社會化的趨勢，出現了合同考古學的操作方式，引入了市場機制推動其運轉。這使考古學從一門純學術的學科轉變為科研和管理相結合的綜合學問，考古學家在進行發掘之前要懂得妥善權衡利弊，把保存文化資源放在首位。“文化資源管理”逐漸成為西方考古學界的指導方針。 ^[2] 

20世紀80年代，在北美等發達國家，以保護和管理為宗旨的“文化資源管理”已成為文物考古工作的最高理念，並以立法予以確認。隨後，美國文化資源管理中的“保存理念”、“整體意識理念”和“公眾意識理念”成為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的基礎理論，並開始配合基本建設的合同考古學、考古資源管理（CRM）、考古學與土著的關係乃至90年代興起的考古人體與信仰資料回埋運動，完成了對考古學家的倫理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極大昇華。自此，研究考古學與社會、考古學與新聞媒體、考古學與遺產旅遊、考古學與公眾的關係等問題逐漸引起西方考古學界的重視。在此背景下，美國考古學界提議制定了一個全方位的文化遺產保護計劃，該計劃後來被查爾斯·麥克基米西（Charles R. McGimsy）命名為“公眾考古”（Public Archaeology）, 其含義等同於“文化資源管理”概念，即除了保護、管理之外，它還包括志願服務、公眾闡釋和公眾教育等方面的內容。 ^[2] 

針對公眾與考古職業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公眾考古研究持兩種基本態度，早期為“灌輸模式”，隨後的看法則趨於尊重公眾視角的多元化，即“多元模式”。前者認為公眾只有在專業者指導下才能認知考古知識，專業者與非專業公眾之間的關係是教育與被教育的關係。後者則更多強調公眾的能動性，認為考古行業應當改變從考古“本位”出發來對待公眾的態度，而應當努力去滿足公眾的教育、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需求。這兩種對於公眾考古的基本認識框架構成了公眾考古研究的主體。 ^[1] 

基於多元模式，公眾考古研究更加關注“公眾”羣體的構成、公眾對於“過去”的看法、使其形成現有看法的現當代社會背景因素、公眾對於考古職業者所提供材料的“再解釋”（古物在公眾頭腦中的意義生成過程）以及公眾利用“過去”的方式等。 ^[1] 

同時，公眾考古研究還致力於提高考古行業本身的社會化程度，即研究如何使其更好地為社會和公眾服務，以及解決或緩解由行業特徵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問題，如遺產權利問題、遺產歸還問題、文化認同問題等倫理困境，從而在瞭解社會的過程中，尋找和調整考古學本身所處的社會和文化位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