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六條

它的第一、第三至六條規定，依法懲辦“殺人、放火、放毒、搶劫……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正常進行”；保護革命羣眾組織，保護左派……依法懲辦“那些打死人民羣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的操縱者”；地富反壞右“不準串連，不得混入革命羣眾組織，更不準自己建立組織”；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佈反動言論；“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羣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其中第二條特別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在實際執行中，這一條又被擴展到適用於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甚至擴展到適用於各級當權者。不僅適用對象一擴再擴，適用情節也一擴再擴，成為類似《第二十二條軍規》無所不包的，能夠有效鎮壓抗拒現實、持異見者的東西。該條是為公安六條的核心。

第四條首次提出了一個21種人的名單[1]，紅衞兵、造反派早已開始大規模地把這類人被趕出城市，送農村監督改造，得到了來自政府“法律”的肯定。1969年10月根據“林副主席第一號命令”在極短的時間內又實施了遣返。僅據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統計材料，當時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有85,196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多達40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2]。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無法進行統計[3]。

這一政策支持了此前紅衞兵的任意撲殺行為[4]。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會議上説：“民警要站在紅衞兵一邊……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並説：“羣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羣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才有後來湖南、廣西慘劇的發生。1968年湖南道縣（邵陽）發生的一連串集體屠殺，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羣眾組織將這“21種人”及其家屬定名為“黑殺隊”（意指他們想屠殺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一律殺無赦。

這一法規性文件，沒有通過規範的立法程序，僅僅用一個臨時性規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為打擊異己勢力的方便法門。“合法”擴大了法律打擊對象的範圍，並規定“革命羣眾協助和監督公安機關執行職務”，為執法權的流失、濫用（羣眾專政）提供了根據。是政治權力非程序更迭時維繫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極端手段。文革中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依據的就是這一文件規定。其條例的有效性一直延伸到了它被取消的時候。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佈撤銷《公安六條》。

[編輯] 註釋

↑ 21種人：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 《中國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1997年，1068頁

↑ 王友琴

↑ 據不統計，僅在北京，從1966年的8月26日到9月1日，每天有數百人被打死：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