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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麻袋事件

鎖定
八千麻袋事件,是指1921年北京發生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與歷史博物館出賣內閣大庫檔案的事件。清代內閣大庫彙集了大量重要檔案,由於管理不善,大庫年久失修,曾兩次庫牆坍塌。宣統元年(1909年)為整修大庫,大批檔案移出庫外待焚。當時學部尚書張之洞正擬成立京師圖書館,派學部參事羅振玉去大庫檢取書籍,羅振玉發現這些奏準待焚的檔案是很有價值的史料,隨即請張之洞上奏罷焚,建議交由學部管理。1916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歷史博物館,這批檔案移至午門、端門存放。檔案雖倖免於火而被保存下來,但卻廢置一邊,長達數年無人問津。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因經費短缺,竟將存放於端門門洞,總計8000麻袋檔案,以大洋4000元賣與北京西單同懋增紙店。次年,羅振玉得知此事後,以3倍其價從紙店買回,並僱10多人從事整理。羅振玉又於1924年將其中一部分轉賣給清朝遺臣李盛鐸,一部分賣與日本人松琦。最後他將留存的最珍貴的4872件檔案於1936年獻給偽滿皇帝溥儀。 [1] 
中文名
八千麻袋事件
發生時間
1921年
發生地點
北京
主要人物
羅振玉

目錄

八千麻袋事件事件經過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內閣大庫已年久失修,庫牆部分倒塌。至宣統元年(1909年)庫房破壞更為嚴重,經羅振玉張之洞奏請,才把庫中所藏大部檔案遷出移交給學部管理。學部把這批檔案放置在國子監和學部大堂兩處。 [2] 
1913年(民國二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國子監設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1916年該處遷往午門,並把原存在國子監和學部的檔案搬遷到午門與端門門洞中。 [2] 
這些檔案雖在清朝倖免於焚燬而保存了下來,但長達十幾年間,歷史博物館並沒有妥善保管,只是把其中比較完整的挑選出來放於午門樓上,餘下的裝入麻袋仍放置於原處,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整理。 [2] 
這些檔案一直處在無人管理狀態。這就引起了上自教育總長、次長下至工役們的濃厚興趣和“關心”。他們乘工作之便,或以“考古家”的身份,懷着對古物的深厚感情,梭巡於塵埃間,佇立於紙堆旁,偷得不亦樂乎。 [2] 
至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因經費困難,官僚們就拿這批檔案打主意,將其變賣以補充教育部的經費。於是將放置午門和端門門洞裏的共重15萬斤檔案裝了八千麻袋,以大洋4000元的代價賣給北京西單牌樓的同懋增紙店。該店買得這批檔案後,取去麻袋,漬水之後用蘆蓆捆紮成包,由大車分送定興、唐山兩地以作重造紙料,同時又零星賣出不少。 [2] 
1922年2月,有人拿了硃批諭旨和題本之類的清代檔案要賣與羅振玉之友金梁,金本是清朝駐防杭州的旗人,也是個遺老,他聯想起一個韓姓的古玩店裏曾購買過題本、硃批等件,立即認出這是大庫的檔案。同時羅振玉在北京市上也看到有“洪承疇揭貼”,“高麗王進貢表”等大庫檔案出售。於是,羅、金二人經多方詢問,才知歷史博物館的大庫檔案已賣給同懋增紙店。金梁與羅振玉當即同往同懋增,此時,大庫檔案已運出半數。羅振玉以12000元,即3倍的價錢將原物買回,把已運往定興的運回北京,堆置彰儀門貨棧,共佔三十餘間庫房加五個大院:已運往唐山的運回天津羅家的庫書樓。 [2] 
羅振玉買得這批檔案後,延招十餘人排目檢視,發現有滿蒙文的遼事例、金事例、元事例,都是秘稿史冊,還有明朝的題本行稿等,都是有關邊務戰事的稿冊,清初的檔案多是開國要略,內有《太宗致朝鮮書》、《招撫皮島諸將諭帖》、《天聰朝臣工奏議》皆為瀋陽故宮舊檔。還有朝鮮、琉球、安南等國的題表檔案。後羅振玉根據這批檔案編印了《史料叢刊初編》十冊。 [2] 
教育部出售歷史博物館檔案一事,引起了社會輿論的譴責,在這種壓力下,北洋政府當局曾想把羅氏買得的這批檔案收歸國有,清史館也向他商議收藏,但羅振玉沒有應允。 [2] 
但是,1924年羅振玉把這批檔案除留下部分外,又以16000元的高價賣與原清朝官吏李盛鐸。此人也是一個清朝遺老,清末出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又是一個古物收藏家。但不久,李氏照例也留下一部分,又把這批檔案中的大部分賣給了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 
1927年,羅振玉把存留檔案的一部分賣給了日本人松崎,共四十餘箱之多。北洋政府為此事還做了些官樣文章以應付輿論,在松崎把這批檔案運出海關後,內務部才下令津海關要“嚴加查驗”,然而,日人松崎此時已經帶着大批清朝檔案走了。 [2] 
至1936年羅振玉將他存留的最珍貴的檔案4872件奉獻給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