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本書為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尋求文獻以外的實物資料，對於歷代相傳與近今出土的銅器銘文作了系統的整理，在數千銅器銘文中，抉擇了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擺脱了過去侷限於文字詮釋和器物鑑別的繁瑣考證，而先考定其時代，分辨其國別，本書於西周時代的銅器，根據器物本身推定其所屬的王朝，參驗以字體、辭例、形制和花紋，序列西周王臣之器凡一百六十餘器。於東周時代的銅器，則根據其銘文中所表現的國別，分別為三十餘國，而每國之下依時代先後為序，分列東周諸侯之器凡一百六十餘器。如此由八百年周代的銅器，條貫於年代與國別之下，從而可以看出先後時代，不同國別中銅器形制方面與銘文方面的發展與影響。

該書分三部：（一）圖編。是青銅器的器形花紋圖，共收263件器形；（二）錄編。是金文銘文的原件拓本或摹本。其中收西周器250，春秋戰國器261、除去一器銘文附見相重外，實收324器；（三）考釋。對324器銘文先釋成今字，加以標點句讀，然後考釋其文字，解説其文義。

該書是郭沫若1928年旅居日本後撰寫的，1935年由日本求文堂印行，分為《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全五冊）與《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全三冊）兩書分別行世，尺寸大小亦不一致。1958年科學出版社合為一書，題為《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出版。該書作者根據青銅器的器形、花紋、文字（包括文體和字體）三方面的特點，把青銅器劃分為4 期：（一）濫觴期，大體相當於殷商前；（二）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三）開放期，共懿以後至春秋中葉；（四）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他還創造了標準器斷代法，在對兩週時期的有銘文銅器進行系統整理研究的基礎上，選定從銘文內容可確知年代的器物，以這些器物銘文中的人名事蹟線索、文辭體裁、文字風格及器物的花紋、形制作為標尺，對未知年代的器物進行斷 代。而以同樣的方法對春秋戰國時各國銅器也各建立了一批標準器，並列出《列國標準器年代表》，研究者可據以推定東周器的別國和年代。作者根據所建立的標準，校正過1927年被訂錯的一批器物，如《毛公鼎》以往皆訂為周初成王或昭王穆王時期，郭沫若據銘文的時代氣息、銘文中的人名、用語、器物形制、花紋，判定應為宣王時期，為史學界所普遍接受。作者在該書中利用創立的斷代法，將所收器物分別王世和國別編次，把“一團混沌”的傳世銅器，第一次變成完整的體系，成為可供古史研究利用的科學資料。郭沫若創立的標準器比較法，到今仍為青銅器研究者所沿用。在對銘文的考釋中，更剔發出大量的社會史材料，像考證《大盂鼎》中可以作為賞賜品的鬲、人鬲和庶 人，其身份應是生產奴隸，“邦司”和“夷司王臣”是管家奴隸。《周公簋》銘記康王封周公子於邢，有“錫臣三品：州人、■人、■人”，這三種人由此成了邢侯的種族奴隸。銘文中的賜臣若干“家”是以家計的奴隸。從《曶鼎》銘文中考證出五名奴隸價才抵“匹馬束絲”的奴隸價格，由此確認西周為奴隸制社會。他對銅器銘文所反映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國家組織形式，官吏、爵制等方面都提出很多有益的見解。這些見解，不但到今影響着金文學界的研究，也是古代史研究者所必須參考的，凡研究金文和先秦歷史時，無不以此書作為必讀的著作。

一 諸家箸錄目、著錄目補

二 目錄表

三 列國標準器年代表

四 圖編序説―磁器形象學試探

五 圖編

六 錄編

七 補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