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國史

從1405年帖木兒之死到歐洲帝國的興與衰，從美國成長中的帝國勢力到中國和印度作為全球經濟強國的復興，全球帝國史，是對帝國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極具魅力的回顧和展望。本書詳細剖析了西方在進行海外擴張中與莫卧兒帝國、伊朗帝國、奧斯曼帝國、日本帝國和中華帝國之間戲劇性的關係。

英國的激進派愛德華·吉本·威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譴責美國社會無根的流動性，它缺乏任何地方感、傳統感或歷史感，最重要的是粗俗化，（他認為）這在缺乏一個有閒有教養精英來定調的社會是必不可避免的。“我看到一個民族沒有紀念碑、沒有歷史、沒有地方歸屬感……沒有對出生地的任何熱愛、沒有愛國主義……”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紀30年代訪問過美國，他欽佩美國自治政府的驚人活力，但懷疑其平民主義是否最終與思想獨立相配。 但是，美國民主的最自相矛盾的特徵是對黑人奴隸制的容忍。這是1863年（當奴隸制被廢除）前英美關係緊張的主要根源。它滋養了大西洋另一邊的懷疑，即美國平民主義是歐洲自由主義的粗糙退化版：暴力、種族主義和不穩定。英國曆史學家麥考萊（T.B.Macaulay）認為，美國西部就像17世紀英國的荒蠻之地，其正義是由槍枝和匕首支配的。

這種對懷疑論的寬容反映了文化思想的深刻變化。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690年）在西歐的巨大思想影響，標誌其個人主義心理和哲學的訴求。洛克極好地否決了人類通過上帝灌輸的“與生俱來的思想”理解自然世界的觀念，反之，人類依賴“感覺印象”來建構世界形象，依賴理性來把其印象整理成前後一致的模式。 人類的責任，洛克説，在於不同意與理性和經驗相矛盾的真理——這是一種教育應該培養的思想習慣。 他們不應該相信過去傳下來的信仰，他們能夠經由經驗與實驗發現新的真理。洛克相信“理性和常規實驗”的價值，這個他貢獻了畢生大部分時間的思維活動的方法。到18世紀中葉，這種方法成為歐洲文化的中心活動。仔細觀察自然世界來實驗驗證“自然法則”，成為文化人的一種思維習慣和時尚習慣。這並不是説宗教的創世説已經失去了全部力量，許多科學研究就是預言神聖的創造者角色和闡明上帝計劃的需要。但是即使創世者的理論也需要持續不斷的更新，以便與觀察的結果相一致。“古典”知識的似神諭的地位被永遠地摧毀。——約翰·達爾文

“讀完這部傑作，一件事情變得清晰了。世界上再也看不到最後的帝國了。”

——約翰-格雷( John Gray)，《文學評論》（Literarv Review）

“一部傑作……它的廣博知識、原創性和視野讓人印象深刻……深入到過去600年的世界歷史中，提供新鮮和煽動性的見解。”

——多米尼克·桑德布魯克( Dominic Sandbrook)，《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

“令人着迷……若是這本書能夠到達正確的手中多好啊，這可能對使世界少些不安全的地方起到作用。”

——蒂姆·布蘭寧( Tim Blanning)，《星期日電訊》（Sunday Telegraph）

“絕妙的闡述……對全球歷史卓越的理解。”

——皮埃爾·布朗東( Piers Brendon)，《獨立報》（Independent）

“具有挑戰性，有重大意義，令人信服。”

——馬亞·亞桑諾夫( Maya Jasanoff)，《衞報》（Guardian）

“獨具匠心……推翻了西方興起是必然的這一假沒。”

——索爾·戴維( Saul David)，《BBC歷史雜誌》（BBC History Magazine）

“文筆優美見解卓越……構思巧妙而富有想象力……一本極其重要的書。”

——保羅·肯尼迪( Paul Kennedy)，《星期日時報》（Sunday Times）

前 言

1405年帖木兒（Tamerlane）之死是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帖木兒是阿提拉（Attila）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式的一系列“世界征服者”中的最後一位，他艱苦卓絕地把整個歐亞大陸——“世界島”——置於一個大帝國的統治下。在他死後半個世紀內，歐亞大陸西端以葡萄牙為先鋒的海洋國家，開始探索通向海洋帝國必經的海上新航路。這就是接下來要發生的故事。

在我們仔細考察前，這似乎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帝國之路的開闢和經濟上的傑出成就，使西方崛起為全球的主宰，這是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之一。它有助於形成我們的歷史觀。在許多標準的評論裏，這似乎是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康莊大道，而其他的選擇都是羊腸小道或死衚衕。當歐洲的帝國解體，為新的後殖民國家所取代，歐洲自己又成為“西方”的一部分——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範圍的同盟。本書的目標在於展示從帖木兒時代到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比傳奇故事中競爭更為激烈、混亂和貽誤時機的時代——儘管這是一個很難表述清楚的觀點。但我們在這麼做的時候，把歐洲放到了更為廣闊的背景中：即歐亞大陸其他部分的帝國、國家和文化建構工程裏。只有這樣，才能適當地把握歐洲擴張的進程、性質、規模和限度，使我們當代世界的一團亂麻的淵源變得清晰一些。

如果沒有過去20年裏的大量新著，本書的寫作是不可能的。這些著作既有“全球”史，也有中東史、印度史、東南亞史、中國史和日本史。當然，並不是最近歷史學家們才堅持全球史觀：這個傳統可追溯到希羅多德（Herodotus）。在大多數歷史著述中隱藏着對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之事的一系列猜想。然而，系統地考察世界不同地方之間的聯結則是相對新近的事。弗雷德裏克·特加特（Frederick Teggart）在他的《羅馬與中國》（Rome and China, Berkeley, 1939）中説道，“只有充分認識到所有人民都有其歷史、認識到這些歷史是在同一個世界同時發生的，認識到比較它們是知識的起點”，“對過去的研究才是卓有成效的”。 麥克尼爾（W.H.McNeill）在《西方的興起》（Chicago,1964）中以頑強的精神迎接了這種挑戰，其書名精明地隱含着他對研究範圍的理解。不過，近年來，全球的和非西方史的資料大幅增長，其重要原因來自“全球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但是，大遷徙和移民（創造了一個流動的、“反民族”歷史傳統）的影響，曾經把“歷史”當作統治者私有財產的許多王朝的解放（中國就是個絕好的例子）也許同樣重要。讀者閲讀更為自由的新觀點，重新詮釋歷史的著作的渴望，推動了歷史著述的大量出版。這一切似乎對只能用歐洲擴張故事的途徑進入歷史研究開啓了新的遠景。考察歐洲進入現代世界的軌道與歐亞大陸其他地方的社會文化變遷有許多共同特點，如何理解歐洲得以主宰世界，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人更容易、更有資格。

我對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的感激之情在每章末尾的註釋（已改為腳註——譯者注）中一目瞭然。在我作為具有無窮的歷史想象力的已故傑克·加拉格爾（Jack Gallagher）的學生時，他的引人入勝的著作，第一次把世界作為聯結的整體進行介紹。我從牛津的同事——朱迪思·布朗（Judith Brown）、戴維·沃什布魯克（David Washbrook）、格奧爾格·多伊奇（Georg Deutsch）和彼得·卡雷（Peter Carey）那裏，學到了大量的帝國史和全球史知識，我也得益於校園內外的許多其他同事的專業知識，銘記着他們充滿智慧的言辭。關於經濟問題的理解則通過與全球經濟史網絡（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的聯繫而不斷完善，該網絡由帕特里克·奧布萊恩（Patrick O’Brien）創立，成為討論世界不同部分經濟變遷多樣化途徑的平台。本書中的有些思想受到與詹姆士·別利奇（James Belich）和菲立浦·巴克納（Phillip Buckner）的“旅行研討會”討論的激勵。教授這麼多天才學生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我的歷史學教育通過在達去20多年裏對博士生的指導而得到極大的擴展。我特別感謝那些評論本書初稿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伊恩·菲米斯特（Ian Phimister）、羅伯特·霍蘭（Robert Holland）、馬丁·恰德爾（Martin Ceadel）和安德魯·赫里爾（Andrew Hurrell）。本書的錯誤和疏忽遺漏由我負責。

我用科林斯·巴塞羅繆（Collins Bartholomew）出版的“地理信息系統”項目作為我書中地圖的基礎。沒有博德萊安（Bodleian）地圖系的奈傑爾·詹姆斯（Nigel James）的指導、勸告和不厭其煩的幫助，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愉快地對他的幫助表示感謝。

沒有企鵝出版社的西蒙·温德爾（Simon Winder）的關注和鼓勵，本書的寫作任務會難得多。面對西蒙的熱心，沒有作者會讓他的努力付之東流：我對他的關懷以及他在某些關鍵時刻的精明與適時的勸告極為感謝。

最後，我之所以能在許多雜務中長期堅持寫作，主要是因為牛津大學圖書館異常豐富的資料，以及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給研究人員隨時隨地提供的無可比擬的研究和寫作設施。

人名與地名註釋

寫一本覆蓋面廣時間跨度大的書，必然涉及到某些相關人名地名在語言上的尷尬。不僅名字改變，而且這種改變往往反映了看法、地位以及統治的變化。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改變城市、城鎮和街道——甚至國家的名字——作為象徵舊秩序（通常是殖民地的）的結束和一種本土文化身份的確認。

我的做法是使用最可能為西方和英語讀者熟悉的名字，同時適當注意其他的版本。有時，這意味着使用對特定地方有着特殊的當代意義的名稱。由此，我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而非“伊士坦布爾”（Istanbul）來表示奧斯曼（Ottoman）帝國的首都。這是該市在1453年被土耳其征服後西方長期的標準用法。我保留它表明其作為帝國首都的角色（與現代伊斯坦布爾相當不同），也表明其作為一個有朝一日“被解放”的被佔基督教城市的地位（在許多歐洲人的眼中）。這種信念一直持續到1923年的洛桑（Lausanne）條約為止。

有三個問題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伊斯蘭名字的拉丁化總是有點主觀臆斷的——也許這樣是不可避免的。當歐洲人試圖翻譯伊斯蘭名字的讀音時，好幾個世紀以來他們拼寫出了無窮無盡的多樣性，在今天看來有些似乎是奇異的。使事情更復雜的是，有些變化反映了在歐亞中部三個主要伊斯蘭語言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口語間的差異。最為熟識的伊斯蘭名字如Mahomet、Mehmet、Mohamed和Muhammad。Feisal 會拼成Faisal或Faysal。我希望我使用了熟悉的容易理解的拼法，而不是那些學術上更“準確”的拼法。

第二，關於伊朗的例子。直到1935年，伊朗被正式稱為波斯，這在西方是普遍為人所知的國名。然而，“伊朗”在該地區和區域更為常用，為了簡化，在本書覆蓋範圍內，我選擇了使用它作為這個地域單元及其人民的標準術語。但重要的應該記住，“波斯”（一個從波斯語Farsi來的詞）是佔支配地位的語言和文化，也是描述同一片土地上種族劃分中佔支配地位的最大的同種同文化的民族。

第三，關於中國。現在廣泛使用的拼音體系是用羅馬字母給中文注音。然而，本書關於中國人名和地名大多數參考書，我依照舊WadeGiles體系，保留了最可能為西方讀者熟悉的形式。最顯明的例子如下：

清朝用Ch’ing而不用Qing

北京用Peking而不用Beijing

南京用Nanking而不用Nanjing

廣州用Canton而不用Guangzhou

江南用Kianggan而不用Jiangnan

新疆用Sinkiang而不用Xinjiang

乾隆用Ch’ien-lung而不用Qianlong

國民黨用Kuomintang而不用Guomindang

蔣介石用Chiang Kai-shek而不用Jiang Jeshi

毛澤東用Mao Tse-tung而不用Mao Zedong

周恩來用Chou En-lai而不用Zhou Enlai

1 定位

2 歐亞大陸與大發現時代

3 現代早期均勢

4 歐亞大陸革命

5 與時間賽跑

6 帝國的界限

7 世界危機之路（1914—1942）

8 被否定的帝國

9 帖木兒的陰影

閲讀材料

索引

譯後記

編輯推薦：

全球帝國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查看我們全球的過去。我們對全球歷史的觀念依然被源自西方的觀點支配：正是歐洲的擴張佔據了中心舞台。但對於這本書的600年跨度的大部分時間來説，亞洲的巨大帝國更堪與來自歐洲的入侵者相比。在歐亞進行的劇烈變革改變了這種力量的平衡，儘管不是如此徹底。中國，排除各種困難，一直生存到今天。英帝國來了又走了。納粹帝國幾乎立刻就垮台了。帝國的興起、衰落和持續——及它們後面的因素——一直是世界歷史中最迷人的難題。

本書的核心是各種關係的戲劇性的轉移和不可預知的變化的故事，這些關係存在於西方、各國政府與伊斯蘭世界的帝國和東亞偉大的文明社會之間。它建構了歷史的觀點，在其中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亞洲的偉大復興，還能看到我們現代“全球化”世界的重要特徵。如果我們在乎我們的未來，我們也要在意我們歐亞的過去。

全球帝國史，涉及歐洲和亞洲歷史上最著名和最令人興奮的事件——也使它們再次鮮活和令人吃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