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城市

亞洲曾經發生過歷史最長、範圍最廣的流動。幾個世紀以來，發生這些流動的組織，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開放或封閉的交替。在上一個百年，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產生了主流的跨國流動組織形式，即國家成為流動的主要組織。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情況開始發生極大的變化，並在90年代加速變化。許多因素促成了這一變化，從經濟上，是公共領域的運營組織私有化的結果，加上經濟的自由化，新的信息技術出現，向外國公司和外國專業人士放開本國經濟，並且本國的公司和專業人士也越來越多地進入全球市場。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綜合性的大城市，如上海，崛起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它有助於對新的全球政治經濟做出清楚的解釋。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是包括兩個或以上亞主權級實體的跨國境區域；超國家級實體，如全球電子市場和自由貿易組織。原則上，活躍在上述不同規模的區域中的推動力或活動，可以是地區性的、國家級的以及是全球性的。若以此來看全球性的城市，則此三者兼而有之。 當今世界上的大約40座全球性城市之間相互聯繫，這個城市網，形成了跨國流動的組織結構。該結構的關鍵特點，在於它既代表廣闊的地域分散和流動性，又具有清晰的資源集中性，這些資源對於管理並服務於如此分散的地理特點又是必要的。管理並服務於全球經濟體系發生在全球城市和地區相互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的時代。雖然這種角色只涉及都市經濟的某些組成部分，但卻有助於重新確定這些城市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地位。

我們如何確定一個城市是不是全球性的呢？一個全球性的城市必須要滿足許多條件，我們可以根據經驗來判斷。一個重要卻經常沒有得到正確理解的問題是，“全球性城市”可以分解為許多側面：它具有一個城市固有的特點，能夠為公司和市場的全球運作服務和籌資，能夠包容所在的公司和僱員，即使他們看起來跟全球運作一點關係也沒有。全球化城市的概念，並不尋求描述整個城市：全球化城市所發生的大部分事情，都與全球化無關。但是，表面上看來跟全球化無關的事情，大多實際上都與全球化有關：城市裏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經濟產業，同樣需要大量低成本的服務人員，需要看起來似乎與先進的全球化的經濟產業不沾邊的公司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因此，要小心不要把全球化城市的功能，侷限在全球化的表象上，只看到城市裏浮華的新區，這一點很重要；此外，不要把城市裏的一切都跟全球化聯繫起來，這一點也很重要。 我們在研究一個城市的時候，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城市提供或者創造了哪種類型的全球活動。全球性的城市，應該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節點，是日益增長的全球性專業經濟活動進行的場所　——　專業服務的流動，如律師和會計服務，高級專業人士和高級經理的流動，貨物的流動，數量越來越大的跨國併購行為，外國公司建立的分支機構的擴張，以及日益併入全球金融市場的越來越多的金融中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些都是非國家形式的國際節點。和其他活動一起加在一起，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越來越多的城市在連接本國經濟與世界商圈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進而又促成新的中心地域的形成，這些新的中心把處於越來越多樣化的跨國網絡中的城市聯繫在一起。 於是，問題就變成：上海處於什麼樣的活動領域裏，上海所處的領域，與北京、香港和中國以外的城市相比，有什麼差異？與上海同處一個領域的還有哪些城市？ 第二系列的問題，成為全球性的城市，會對這個城市產生什麼影響？全球管理活動和服務活動的擴大，導致都市中心區域的升級和擴張，哪怕這些城市的相當區域陷入更深的貧困，基礎設施也退化得更嚴重。要了解全球流動在城市的表現，需要承認，即使是最發達的全球信息產業都自有其工作流程——也就是説，是包括工人、機器和建築的一個複雜的體系，這些要素更加固定在一個地方，勞動輸入也更多樣化，這與人們所認識的全球信息經濟的典型形象有很大的出入。只是對分佈在不同地區的經營活動實行集權性的控制和管理，並不表示它就自動成為“全球體系”的一部分。它要求“生產出”海量的高度專業化服務、電信基礎設施以及產業服務。 我們在研究地點和這些工作流程的時候，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僅僅從大企業的力量和電信技術的角度，來解釋全球化。我們實際上要關注一系列的活動及其組織安排，它們對於執行和維護遍佈全球而又相互聯繫的工廠是必不可少的。把注意力放在管理和服務於全球經濟的實際工作上，讓我們可以恢復城市本來的角色。在我的工作中，最關注的事情，是還這涉及多方面的活動、公司和職位d的本來面目，這對於管理先進的公司運作是必要的。關鍵是控制全球運作的“實踐”：製造並且再造一個全球生產系統及全球金融市場的組織與管理，兩者都在經濟集中的條件下進行。 在這裏，研究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在上海發生的與全球信息經濟有關的活動。這裏有些什麼樣的公司，不管是國內企業還是外企，發生了何種市場交易？這裏也包括電子化程度最高的活動：沒有哪個公司或者行業是完全電子化的。甚至信息化程度最好的行業，如金融業，也只是實現了部分電子化。製造數碼產品的行業也不例外，如軟件設計。經濟活動的電子化雖然越來越高了，但仍然需要大型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也需要它們集中起來的所有原料資源，從最先進的信息通訊服務，到人才。全球信息經濟的所有這些方面，都為研究提供了實驗素材。從城市的角度來研究全球經濟，也要求對人口構成進行實地調查，而不僅僅是對全球流動進行量化分析。這樣的研究必須集中在能夠導致流動、管理流動、服務流動、為流動提供資金的工作上。這樣的工作多半發生在城市裏。在中國，這樣的活動則大多發生在上海，但也發生在北京，尤其如果涉及到政府授權的時候更是如此。 把重心放到全球流動的管理上，也意味着可以更多關注許多看上來與全球規模的經濟無關的工作和公司。那大概包括報酬低、無技能的手工和服務性工作和公司，通常認為他們不屬於經濟中比較先進的全球化的產業。 第三類問題所涉及的，也許我們可以按照馬蒂諾蒂（Guido Martinotti，1993）的描述，稱為新的“城市使用者”。這一名詞讓我們得以瞭解，由於外資企業和外籍人士的存在，全球藝術市場的出現，以及高等文明的國際流動而導致的一個國際專業人士階層和高度國際化的環境的形成，會對城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對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迅速增長的新城市使用者羣體發生作用。他們在城市打下了深刻的印記。即使不細究他們為城市帶來的成本和好處，他們對城市的權利訴求也無可爭議。什麼是屬於新城市使用者的城市？是擁有高級商務區、高級酒店、浮華區域，還有個國際著名建築師設計的機場嗎？ 由此思考而引發的問題，就是大城市裏面出現的這樣一個新的經濟中心，對其他經濟產業的組織，會產生什麼後果。確切地説，一個蓬勃發展的產業，是否能推動似乎正在走下坡路或落後經濟產業的擴大呢，比如越來越跟不上趟的製造業和非正式經濟？它們之間靠什麼維繫？最能代表新經濟核心的白領產業，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獲得地處交通方便之處的各種產業服務的支持，即使其中的一些服務業因為有時候付不起在中心地帶運營的費用，而不能公開合法地營業？ 城市經濟基礎的改變，已經使得對小公司生產的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加，這些小公司想在市裏佔有一席之地，因為靠近供應商和客户；然而，國際化的經濟產業把地價一下子拉上去了，又當如何？如果這樣，那麼，在大城市裏，把空間分配給製造業，就被認為是無效率的事情。但城市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需要得到當地製造商的支持，他們能夠為公司和家庭提供某種訂製的產品。在北美和歐洲的全球化城市裏，發達經濟產業和建築行業中的許多高級設計工作，都需要在城市裏能夠提供訂製產品的小木材和金屬製造廠。我把這種製造業叫做“城市制造業”，它是全球性城市裏的一部分，然而，政策制訂者們卻很不願意承認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