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慶光

全慶光同志是原武漢市電子工業局巡視員（正局級），1941年參加革命，1985年離休。1997年受聘於武漢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歷任常務理事、副會長等職。 全慶光剛離休時，被組織安排在中共武漢市委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辦公室工作，落實歷次運動案件3900餘件，因工作突出，曾被武漢市直機關黨委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全慶光同志參與撰寫和編審黨史資料約90餘萬字。完成了《特殊戰線》《憶北山》等六部書的出版。其中《特殊戰線》一書由前國家主席李先念題寫書名，被評為省級優秀圖書，獲三等獎。撰寫了革命回憶錄26篇，約21萬字，均發表在中央、省、市有關書、刊、報紙上，其中《特殊戰線上的勝利》被湖北省新四軍研究會定為“紀念抗日戰爭爆發60週年暨新四軍成立60週年學術研討會”入選論文，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和精神財富。

全慶光同志平時還很注意生活質量，每天早起散步，閲讀當天的報紙和有關書籍，堅持生活自理，積極參加公益活動，用愛心投入新的精神文明生活。

全慶光同志被批准離休時，即被組織安排到中共武漢市委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負責落實全市知識分子政策，正值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期，文革中及以往歷次的冤假錯案很多，上訪申訴人員不少，工作十分繁忙。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是當時黨中央在全國統一部署的具有戰略性的任務之一，此項工作特點是：政策性強，具體繁瑣，有的案件歷史久遠，而要求時間又緊迫，經費緊張。有利條件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和組織都非常重視，市委主要領導（如王羣、彭沈元、謝培棟等）均親抓彙報和處理，中央組織部知識分子工作局數次來漢檢查，所採取的硬措施、硬指標、硬政策，對各個歷史時期遺留下來的有關知識分子案件，一個一個登記，深入調查研究，按政策規定解決落實到位，做到本人見面滿意為止。開始阻力很大，但經反覆宣傳，排除障礙，各種媒體有力配合，使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在全市開展得有聲有色而又紮實深入。全市共解決案件據統計3900多件，有關部門負責人説，經若干年的歷史檢驗，尚未發現有遺漏或返工現象者，黨組織滿意，廣大知識分子羣眾滿意，這對推動和加強我市重知識重人才以及各項建設事業發展起了很大作用。直到1987年以後，中央和省委到我市基層檢查驗收合格，認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階段可以結束，進入知識分子工作正常化後，全慶光同志隨後又參加了湖北省委組織的對全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情況驗收工作，他率領省委檢驗小組，負責對恩施、宜昌等三地市州的檢查驗收。1988年底此項工作正式結束，在此工作期間，由於全慶光同志工作努力和成績突出，他被評為中共武漢市市直機關優秀黨員，頒授他獎品和獎狀。

全慶光同志離休以來，筆耕不輟，他抓緊晚年時間將以往戰爭年代的親身經歷史料寫出來。這些年來，經他參與撰寫和編審的革命史料圖書約90餘萬字，完成了《特殊的戰線》《憶北山》《荊南抗日烽火》等六本革命圖書出版。其中《特殊的戰線》一書，是受原國家主席、原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和原五師副政委任質斌之命，專門整理的五師孤軍在敵後抗日戰爭中的對敵工作史料，以原湖北軍區政治委員周煥中和全慶光同志為主（他二人是敵工戰線老戰友）於1988年開始，經從全國各地和湖北除恩施以外的地、市、縣採訪，收集資料，而主要靠他們自己回憶，到1991年底，為時四年多才撰寫編輯審核完成，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李先念同志親題署名，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關廣富作了序言。此書出版發行後反響很大，省市各大媒體和“國防教育報”及多家刊物，均在顯著位置作了宣傳介紹，甚至波及海外日本，日本“朝日新聞”編輯委員、記者中生加康夫和日本愛知學院教授、文學博士水野明二人，專程來中國採訪當年入侵日軍反戰活動情況，和《特殊的戰線》編寫者全慶光、潘子君在武漢長江大酒店專門舉行座談，他二人再三表示：回日本後一定向日本人民介紹日本軍人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反戰活動情況。這本書於1997年被評為湖北省省級三等優秀圖書獎。

據不完全統計，全慶光同志，撰寫的革命回憶錄文章，有26篇，約20萬字，這些文章均已發表在中央及省、市有關書刊報紙上，其中為抗日戰爭爆發60週年紀念寫的專題文章，被湖北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評定為學術討論會入選論文。

他視撰寫革命回憶錄為平時離休生活的重要內容和主要精神寄託之一。他以82歲高齡，且視力欠佳，平時除了社會活動或外出，均趴在書桌上筆耕不輟或閲讀學習，有時為了趕寫回憶錄，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程度，相濡以沫的老伴惜憐他的身體，不時催促他休息，有時也拿他沒辦法。全慶光同志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革命歷史資料和精神財富，他的精神境界始終是寬廣的。

全慶光同志積極參加武漢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組織的各項有益社會活動。該會是一個全市性的學術研究羣眾團體，主要研究新四軍歷史，發揚新四軍革命傳統的鐵軍精神，以史育人。他16歲青少年時在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就參加新四軍第五師，轉戰武漢周邊地區，武漢周圍抗日曆史情況多為親身經歷，他自從離職休養後就一直在從事這段反侵略 戰爭歷史的回憶和寫作，以期為後人留下這段有益的史料。

他參與籌劃恢復漢口的新四軍第一個軍部的討論、宣傳等各種活動，取得市委、市政府重視和各方支持。新四軍於1937年12月25日在漢口成立，後相繼遷江西南昌、皖南巖寺、雲嶺，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又在蘇北鹽城重建軍部。華東這些軍部早已修復開放，並都被有關省和國家授予文物保護單位，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起着教育後代的積極作用，而唯獨第一個軍部的漢口開源地卻剛剛被尋訪到，還仍為居民居住，房屋破舊，不為人知。華東各地軍部局部尋根至此，諸多放言催促武漢從速修復開放，使鐵軍歷史紀念地連接和完善起來。2004年11月，在市委黨史辦和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共同組織下，近80歲高齡的全慶光同志參加了赴華東考察和學習各個新四軍軍部建館布展經驗，驅車行程3300多公里。考察組回漢後向市委、市政府專題報告建議，市領導非常重視，將漢口軍部納入城市整體改建計劃，撥專款380萬元，用於搬遷居民和軍部房屋修復，並將軍部周圍環境整治。2006年12月25日，修整後的漢口第一個軍部布展後正式對外開放，武漢市又增加了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紅色旅遊景點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全慶光同志非常高興參加了這一全過程。

全慶光同志積極參與考察了武漢周邊地區的一些革命戰爭歷史遺址：如湯池、白果樹灣、宣化店、漲渡湖、侏儒山、項英烈士紀念館等眾多地方，他積極建議將這些紅色革命遺址儘快修建和整理開放，形成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教育一條聯接的鏈條，讓子孫後代永遠不要忘記革命先輩艱苦奮鬥和流血犧牲的光榮歷史，永葆社會主義祖國萬年常青。全慶光同志之所以晚年積極撰寫革命歷史回憶錄和參與革命歷史的研究考察活動，不顧年邁體衰，始終保持旺盛的意志和精力，離休後二十多年一貫如此，與他的願望和理想是分不開的。

全慶光同志日常生活非常有規律，基本保持每天上下午散步一小時以上；不抽煙少飲酒，飲食葷素適當搭配；日常生活自理；思想寬鬆愉快；平時擺正自己位置對社區爹爹婆婆有禮貌。他除了忙於寫作和參加上述社會活動外，還訂了多種書刊報紙，並抓緊時間閲讀學習，不斷從書報上充實自己。平時凡是通知他參加黨組織會議和有關學習會議，他從未缺席並認真對待。他説過：年紀大身體老化了，思想千萬別老化，在這與時俱進的年代，不能落伍。因此，他以如此高齡，連續獲得辦黨委授予的優秀黨員、老有所為十佳、健康老人等光榮稱號。這些除了有黨組織幾十年的培養，辦黨委的關心愛護外，與他自身努力和嚴格要求自己是密不可分的。

全慶光因病醫治無效，於2023年1月13日逝世，享年97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