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學後教，當堂訓練

“先學後教，當堂訓練”，可能是最簡單的也最鮮明的一種教學模式的表述。這其實是一場革命。從古以來教學總是“先教後學”的，怎麼能先讓學生先學呢？怎麼能讓老師少講呢？從來教師上課都是滿堂灌、還拖堂，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但這樣做的結果卻相反，老師可能教得很好，學生不一定能學好。即便這樣，要改為“先學後教”、“多學少教”，老師開始是抵制的。“我是教師，就是要講課，這是教師的權利。”所以蔡校長提出的這一個小變革，是顛覆性的，驚天動地。有一所中學這樣做了，學生告訴家長説老師不講課了，讓學生講。家長告到縣委書記那裏，縣委書記竟讓校長立即停止。後來縣委書記親自來聽了課，才予以支持。當然，對先學後教也不要做絕對的機械的理解。

傳統的教學可以稱為被壓迫者的教育學。即：“教師教，學生被教；教師無所不知，學生一無所知；教師思考，學生被思考；教師講，學生聽——温順地聽；教師做出選擇並將選擇強加給學生，學生唯命是從……教師是學習過程的主體，而學生純粹是客體。”（弗萊雷《被壓迫者教育學》）

洋思經驗反傳統而為之，就是兩句話，8個字。“先學後教”是一部分，“當堂訓練”是同樣重要的另一部分。傳統課堂都把作業壓到課外，不僅學生負擔重，而且副作用多。蔡校長提出：一定要當堂完成作業，寧可在課上獨立完成一道題，也不能在課外多做幾道題。取消課前預習，要求當堂完成作業，這就極大地提高學習效率，減輕學生課後大量做作業的負擔，讓學生學會學習，學會抓緊時間，開動腦筋，集中精力思考和解決問題。

只有“懶”老師，才能教出勤學生。“懶”並不容易，要求有很高的水平，就是能點撥：點石成金，撥亂反正。過去中國學校的弊端之一就是老師太能“教”，而忽略了“學”。所以陶行知説，中國的學校不是學校，應該叫做“教校”。教師的責任不在於“上好課”，而在於讓每一個學生學習。“先學”就是為學生提供挑戰學習的機會。教師的任務是讓學生學，指導和幫助學生學。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