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

中國古代傳記文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史書上的人物傳記，稱為史傳；一種是史書之外，一般文人學者所撰寫的散篇傳記；一種是用傳記體虛構的人物故事，實際是傳記小説。中國史書，最早是記言體和編年體，而以人物為描寫中心的紀傳體的史書，創自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此後歷代正史，基本上都沿襲了這一體例，二十四史中，史傳文佔有其最大篇幅。

《史記》作者司馬遷是一位有進步社會思想和歷史觀點的史學家，他所寫的史傳文中都帶有他個人的鮮明傾向性，又加以他卓越的文學才能，從而使《史記》一書成為中國古代史傳文的典範。史書以外的傳記文，可以上溯到漢代劉向所寫的《説苑》、《列女傳》、《新序》等著作，其中多寫一些人物故事，雖未必完整，但已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寫其生平事蹟，是屬於史傳文以外的傳記文。至唐代，古文運動推動了各體文章的發展，也為傳記體文學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韓愈有《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有《童區寄傳》，都是以精練的文字，生動記寫人物活動、刻畫人物性格的名篇。在寫法上，他們並不拘於史傳的舊格式，而是專注於人物事蹟的某個方面，強烈地表達出自己的愛憎感情，從而使這些傳記文既具有思想性又富於極感人的藝術魅力。古代傳記文中，還有一種自敍生平的傳記文，稱自傳，如唐代陸羽有《陸文學自傳》、劉禹錫有《子劉子自傳》等。

還有的自傳文不一定以第一人稱來寫，如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傳》等。這些自傳文的特點，往往偏重於自敍理想和懷抱，抒寫自己對於人生和社會的某些感慨。至於韓愈的《毛穎傳》、柳宗元的《蝂傳》，雖以“傳”名篇，實際寫的都是諷世的寓言故事。古代的一些傳奇小説、筆記小説，也往往採取傳記體的形式，而其人物和故事均屬虛構，並不屬於傳記文，而應歸為小説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