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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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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ū c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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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etoric
词义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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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的古义源流
「修」，《说文解字》：「饰也，从彡，攸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饰，即今之拭字。拂拭之则发其光采，故引申为文饰。女部曰：『妆者，饰也。』用饰引申之义。此云『修，饰也』者，合本义、引申义而兼举之。不去其尘垢，不可谓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谓之修。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修从彡，是文饰为本义，芟除为转注；饰从巾，是拭治为本义，文饰为转注。」由此可知「修」之目的是发光采，而所谓「文饰」则为其本义。
「脩」，《说文解字》：「脯也，从肉，攸声。」段玉裁注：「经传多假脩为修治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段脯也，捶而施姜桂干之。假借为修，治也。」按此可知，「脩」实假借为「修」，二者实有「修饰」之意并通用。 [2]
以上几处「修」皆为「修饰文辞」「增饰」之意。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96）针对《说文解字》和《论语》的说法以为：「这都是从狭义来解说或使用『修』字。如果从广义来说，『修』字实含有调整或适用的意思。」 [2]
- 「辞」字源流
「辞（辭）」，《说文解字》：「讼也，从𤔔辛；𤔔辛，犹理辜也。」段玉裁注：「辞，说也，今本说讹讼，《广韵》七『之』所引不误。」朱骏声：「按分争、辩讼谓之辞。」由此可知，言说分争为「辞」。《周易·系辞下》：「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孔颖达《周易正义》疏：「『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此处之辞文实有修饰文辞的意思。
「词」，《说文解字》：「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段玉裁注：「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䛐。…意即意内，䛐即言外。言意而䛐见，言䛐而意见。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䛐者，文字形声之合也。…䛐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辭）者，说也，从𤔔辛；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䛐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䛐而为辞。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䛐害辞也。孔子曰：『言以足志』，䛐之谓也；『文以足言』，辞之谓也。《大行人》『故书汁䛐命，郑司农云：「䛐当为辞」』。」
按此可知，意思和言语的结合为「词」，是对事物的描绘和言语，而「辞」则为文字篇章之组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按从言，司声。《说文》隶《司部》，非。今字作左形右声。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皆谓之词。」
比较段氏和朱氏的说法可知，段氏以为辞由词组成，那么「修辞」之「辞」本当为「辞」，而朱氏则以为「文以足言」为词，那么「修辞」之「辞」从本源上当为「词」。其实二者的说法并不矛盾，「词」组合而成「辞」，「辞」实根源于「词」，从修辞为修饰文辞或言辞的角度来讲，二者实际上是通用的。
秦汉以来「辞」同「词」之间的混用，例如《史记·儒林列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晋书·王接传》：「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赡，可谓博闻之士也。」此两处「文词」当为「文辞」，皆指文章而言。 [2]
- 「修辞」源流
「修辞立其诚」的「立」一般认为是「建立、树立、表达」的意思。
「修辞立其诚」的「诚」主要有三种解释：(1)「诚实」，多数学者持此观点；(2)内容符合事实，情感真诚，是「天之诚」(客观真实)和「人之诚」(主观真诚，诚实)的结合；(3)「中正之心，敬畏之情」。
对于「修辞立其诚」，学界认识并不一致，综合各家说法，大致可以理解为「(更好地)修整(或修治)语辞(包括言语和文辞)以有效表达真意建立诚信」。「修辞立其诚」作为一种观点，在文学、哲学、辞章学、翻译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发生了内涵流变。作为汉语修辞学的重要学科命题，引发了系列讨论，如「修辞立其诚」是否为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之源、「修辞」实践是否必须遵循「立诚」原则等。 [3]
「修辞立其诚」作为孔子的解经名句，容易作为重要的理论观点在不同学科中加以阐释，特别是当该说法与学科的关键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时。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学者所作阐释颇不一致。诸种阐释主要是「旧瓶装新酒」(借形表意)，可以说是借「修辞立其诚」之「瓶」装所论学科待售之「酒」。
当「修辞立其诚」进入一门学科后，在学科内部发生语境吸收，其内涵进行了隐喻性或转喻性调整和演变，相关语义成分得以凸显，而其他语义成分被有意无意地遮蔽，由此更接近阐释者想要表达的学术观点，适应所论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需求。 [5]
（一）「修饰文辞」说
首先，刘勰在《祝盟》篇中直接引用“修辞立其诚”，旨在教会别人写好一篇“祝盟”，这符合他探讨“为文之道”的意图。比如：
祝史陈信，资乎文辞…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实务，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在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赞曰：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季代弥饰，绚言朱蓝。神之来格，所贵无惭。
作者在文中提到祭奠祈祷的文辞写作要充分表现“诚”，即用“修辞”表现内心之诚，旨在教会别人写好一篇以“诚”为基础的“祝盟”。因为“祝盟”是人类用来向鬼神表达尊敬之意的媒介，只有充分表现自身诚意，祭祀才能产生效果，进而消除人们内心的恐惧。
《易经》中提到的“辞”指占卜中的卦辞，它和“祝盟”一样，也是人类用来与鬼神沟通的语言，而卦辞又是用来记录卦义的文辞鸦体奔，因此将刘勰在《祝盟》中提到的“修辞立诚”的“辞”解释为“文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修辞”还在《宗经》等篇中被多次使用，如：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结合语境分析发现，此处“修辞”的释义与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概念“修辞”相同，指“修饰文辞”，强调文章写作要宗经，切不可像楚辞或是汉赋用语过于奢侈、艳丽，最后因为言辞过于华丽而致使主旨被忽略，造成本末倒置。 [5]
“修”和“辞”的连用还出现于《才略》篇中：
《才略》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七篇，主要评说历代作家的“论文叙笔”才学，评说对象为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近百位作家，评说内容涉及他们的成就、特点和重要得失，详略得当。他在文中根据时代的不同，将“辞”作“语辞”和“文辞”解，而此处的“修辞”，指得是春秋时期出现于诸子聘问集会中的“语辞”，以口语表达现象为研究对象，虽然不同于“文辞”，但关注点也在语言运用层面，包括语言表达技巧和语言表达现象。 [12]
《文心雕龙》中“修辞”的多次使用，体现了修辞探索的自觉性，也说明了把“修辞”解释为“修辞文辞”的合理性。 [5]
其中“今之文，古所谓辞也”把“修辞”定义为修饰为修饰文辞。 [11]
（二）“修理文教”说
唐初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脩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此处孔颖达对「修辞」的理解为「脩理文教」，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修饰文辞或言辞」之意显然不同。郑子瑜说：「孔氏『以修理文教』释『修辞』，这《易经》里的『修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修辞』不同。」此外，在孔颖达那里还有「修」与「脩」字的不同。 [6]
“其”代指“君子”，“修辞立其诚”强调君子从内外进行修身的两种手段，即“修习立页辞”是外，“立诚”是内，只有达到内外两重标准，才能实现“居业”的最终目的。因而“辞”做“文教”解，不仅仅包含文辞的释义，还包括伦理制度、礼仪教化等方面的内容。
从出现的语境看，“修辞立其诚”是君子的修身手段，“修辞”作“修理文教”解，“文教”相对于“言辞”扩大了范围，包括礼乐制度、伦理教化等内容，对君子修身来说更合适。
从产生的时代背景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学术氛围浓厚，要求君子具备良好的德行和思辨能力，其中德行的养成就不单是言辞方面，还包括对礼、乐、伦理等的学习。因而此处的“辞”解释为“文教”，“修辞”是为了满足“居业”的实际需求，实现君子个人发展的目的，也很有说服力。 [6]
「修辞立其诚」沿用于其他学科，同样发生内涵流变。如北宋理学家对「修辞立其诚」有独到的解读，强调「修省」以对应于「修辞」，如程颢认为：「『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仔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二程遗书》）。在北宋理学的语境下，「修辞立其诚」内涵流变为修省言辞以立诚，偏重探讨人的自身品性修养，而不强调言辞的修饰。 [4]
问：“‘修辞立其诚’，何故独说辞？得非只举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处多，言是那发出来处，人多是将言语做没紧要，容易说出来，若一一要实，这工夫自是大。‘立其诚’，便是那后面‘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8]
大体说来，朱熹之谓“辞”，有文字、文章、语言等义。此处，“辞”从字面看是语言，但从整段话的内在逻辑看则是文章之意。朱熹认为之所以强调“修辞立其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言处多”，言与行相比，更容易发出来，人们往往把言辞当作无关紧要的事，随便就说出来了，而使零碎、“没要紧”的语言“一一要实”，需修养大“工夫”。这“工夫”指的是文章者立己之“诚”、体认实理的内在的道德修养。这是从作者人品的角度提出的。 [8-9]
联系上文看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几叠纸戒朱子对修辞立诚与进德修业及其知行关系的综合论述：
“知终终之”者，既知到极处，便力行到极处；此真实见于行事，故天下义理都无走失，故曰“可与存义”。所谓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处，此心真个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进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实。从提拳洒此实处去，便是做进德处也。 [8]
前文朱子已经确认“修辞立其诚”便是“知终终之，可与存义”，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其具体的含义：知到极处，便力行到极处，不但我们的认识水平到了极高的程度，而且“真实见于行事”，使天下义理都无走失！体现在修辞上的“知”不是“略知得而已”，而是此心真的一一到那知的事情上。“知到极处”当然包含了对一般修辞技术的把握和运用，但一般的修辞技术不能代替他对修辞学说深刻意蕴的阐述。 [8]
朱熹提出“诚”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就是诚。“为人自是为人，读书自是读书。便是气质不好”的“胡侍郎《读史管见》，其为文字与所见甚好，到他自做处全相反。…是见不真确，致得如此。”朱熹认为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文不如其人、为人与为文分裂的原因是人的本性受到后天气质之性有偏差，导致心不正道不明，才会出现人文不一、人文分裂现象，就要在心性本原上下工夫，理明心正，性情归正，自然就诚了。
朱熹认为“修辞立其诚”是言辞表达、文章写作之根本，也是进德修业的根本。“修辞”是把内心领会的圣贤之道用言语表达出来，“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朱熹认为“修辞”不只是表达出心中所知的道理，还是自身真实行为践履的表达，“修辞，只是‘言顾行，行顾言’之意。” [10]
南宋文学家文天祥在《西涧书院释菜讲义》中说：“修辞者，谨饬其辞也。辞之不可以妄发，则谨饬之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诚。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居之业顿隳，而德也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至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辍，乃居业之义。”在这里，虽不言“修饰”，却比讲“修饰”更深一层，他强调了整个修饰过程“谨饬其辞”的诚实态度和严谨精神。 [15]
rhetoric的词义源流
英语“rhetoric”源于希腊语“rhetorike”一词，意指演讲。十四世纪，“rhetoric”从法语借入英语。之后，它在词义上经历了“降格”的变化。其概念意义(denotative meaning)从“演讲”或“说服”得以降格，形成了“花哨言语”或“夸大言语”的联想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这大概要归因于十八世纪演说术教师(elocutionist)对演讲技巧体系的过渡开发。这种体系因为过分注重表述方式，包括手势、面部表情和声音及声调调解等等，导致了演讲在形式和内容的分离，给人们造成了“论辩”或“说服”就是“花哨言语”或“夸大言语”的印象。 [16]
“rhetoric”研究的内涵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首先，“rhetoric”研究从“演讲”或“说服”活动扩展到“演讲艺术”(The Art of PublicSpeaking)或“演讲学”(Oratory)。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注重听众心理、构思过程、论辩、谋篇和文体风格。它们强调3个“M”，即manner(演讲风格：演讲的方式，包括目光交流，态势语运用等)，matter(演讲内容：包括选题，资料收集，选词，锻句，推理的构建，观众心理需求的满足等等)和method(演讲方法：谋篇和成段)。
其次，“rhetoric”研究从“演讲”或“说服”活动扩展到研究“使用语言的规律和特点”的学说，即修辞学。修辞学本身也经历了内涵意义上的不断扩展。
从流派上讲，“rhetoric”从演讲修辞发展为“流行—传统修辞”，“表达修辞”，“认知修辞”，“社会认识论修辞”，“结构后修辞”，“现代后修辞”和“电子、计算机辅助修辞”。
从学科功能讲，“修辞学开始由提供修辞手段、修辞方法，转向解释修辞交际行为及其运作规律。”
从语言的表述方式上讲，“rhetoric”从“演讲修辞”扩展为“演讲修辞”和“作文修辞”。
“rhetoric”一词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中国急需作文和修辞方面的教材，因为当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新式学堂的其他教材均已有新的教科书，唯独缺少作文、修辞之法的教材。而同一时期为美国修辞学“流行传统修辞”盛行期。“流行传统修辞”注重作文修辞，“强调用各种方式组织写作过程中产生的想法和见解。”这时的“rhetoric”在意思上基本跟汉语以文章修辞研究为主的传统修辞概念相吻合。把它译为修辞也是合理的。 [16]
修辞的今义源流
二十世纪初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第一次明确了“修辞”的内涵和外延，他认为“修”是“调整或调适”、“辞”是“语辞”，并提出了修辞学的两大功用，一是有助于阅读、欣赏和评论，二是有助于语言文字的应用，揭示了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专门性，并且确定了汉语修辞学的语言学学科属性，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开篇言明：“（修辞）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简单地讲，“修辞”就是修饰文辞、调整适用语辞，这是修辞的“语言本位观”。
陈望道认为，在修辞过程中“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加工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年累月的…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语言表达现象”和“言语表达现象”皆为修辞现象，这里明确了“修辞”的外延。“修辞”是什么和哪些是“修辞”的话题在这之前从未有人做出明确说明。
有关修辞学功用的认识区别于文论附庸时期的修辞学探讨，认为：“最大的功用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对象化的认识方法改变了修辞学为文学创作服务的研究意图，为修辞而研究修辞的目的突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专门性。
以“修辞”为元概念，以下衍生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等为种概念的汉语修辞学的概念体系，并确定了汉语修辞学的语言学学科属性，汉语修辞学限定在语言学的学科领域内对修辞现象展开描写、分析、归纳。中国现代修辞学以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对象化方法构成严密的研究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汉语修辞学理论体系，促进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独立。 [13]
《修辞学发凡》中有关“修辞”的解释和汉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式对中国现代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和张静的《实用现代汉语》（1996），他们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围绕语言本体展开，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语言和各种语言材料，探讨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技巧。
还有一些教科书和工具书中有关“修辞”的定义和编排体系，大多数都是先阐述修辞与语言的关系，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入手介绍修辞原理。再对各种辞格进行细化分析。如胡裕树版《现代汉语》（1995）和黄伯荣、廖序东版《现代汉语(下册)》（2007），前者认为修辞是为了理想表达效果而在特定题旨情境中使用的语言手段，后者将“修辞”定义为三个方面：语言的方法、语言行为、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学或者修辞著作。
他们理解的“修辞”都没有脱离“语言”的范畴，从增强表达效果的目的出发总结语言运用的技巧和规律。“修辞”定义尽管表述不同，但都是以语言为本位，阐述语言运用与表达技巧的关系，梳理和研究修辞技巧，目的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修辞”的内涵和外延大同小异。这种“建立在语言本位基础上的以辞格为中心、以言语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研究类型”也被称为“狭义修辞学”。 [13]
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汉语“修辞”概念开始由“狭义”向“广义”演化，包括修辞观的更新、研究范式的改变和学科属性的变化。
与狭义修辞学不同的是，广义修辞观统摄下的汉语修辞学，走出“语言本位观、技巧中心论”，形成了广义性的修辞观，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重建修辞研究的支点，关注的不仅是表达问题，还包括理解问题，修辞主体、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学科范畴都随之发生变化，打破语言学的学科范畴，向逻辑学、诗学、哲学等其它学科拓展。
陈汝东的《中国修辞学：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展望》（2001），“修辞”定义不同于传统的修辞学，认为：“修辞是人类的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符号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他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社会行为…是由说写者和听读者构成的双向交际。”
陈汝东把修辞看作是“参与双方”进行“言语交际”的双向行为，涉及建构和理解两个层面，修辞现象包括“语言现象”和“言语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修辞主体由单一的“说写者”变成“说写者/听读者”交际双方，涉及到符号学墓举、解释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知识。 [14]
张宗正的《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2004），不是那种局限于语言范畴的传统技巧论修辞学，“修辞”的内涵更丰富，认为：“修辞绝不简单的只是语言层面上增删改换词语、斟酌选择句式、设置使用辞格的活动…我们认为言语交际的接收解码环节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在修辞学范围中。”
“修辞”的认识从简单的词语调整和删改转变为表现人类思维的方式、人类认识世界和与客观世界对话的过程。由表达的修辞到行为的修辞，再到思维的修辞，再到事物关联修辞等等，即从语言现象到行为模式，到认知规律，直到事物的关联共存方式，“修辞”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
谭学纯、朱玲的《广义修辞学》（2008）开篇言明广义修辞学思想来源：“狭义修辞学内外：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广义修辞学的“广”相对“狭”而言，在狭义修辞学的基础上和反思中建立，更新修辞观，认为：“修辞的功能有三个层面。一、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二、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三、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修辞活动’重新定义为：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不再局限于语言学之内，不再以技巧论为中心。
广义性修辞研究也充分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哲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认知学、隐喻学等等，丰富了修辞学研究的理论资源。
修辞观的更新表现趋仔在三个方面：
第一，修辞主体。改变了狭义修辞观中的“单向过程”，把修辞作为包含说写者/听读者的“双向过程”。
第二，学科属性。走出了“语言本位观”，延伸到语言学学科领域外，融合了心理学、物理学、诗学、哲学等学科，向“超语言学”转变。
第三，研究范式。汉语修辞学研究不再简单的以辞格、技巧为中心，积极探寻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新路径，主要表现为多学科、多视野的修辞学交叉研究和应用探讨，更具理论解释意义。狭义修辞观向广义修辞观的变化，印证了汉语“修辞”概念由“狭义”向“广义”的演化。 [14]
修辞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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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修辞
语音修辞即通过对语音的选择、组合和调配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它既是一连串声音的组合，又是一连串意义的组合。因此，语音的这种选择、组合和调配与语意的选择、组合和调配是同步进行的。
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修辞条件和手段。就汉语而言，其建筑材料的语音特点为语音修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汉语的音节简短、整齐、稳定，容易协调；词的轻重相间、平仄各异，容易调配；字音的乐音成分丰富，和谐悦耳；有大量象声词、象物音、儿化词、响音字等可供选用；有丰富的双声词、叠韵词以及同韵词、同调词等，可以构成各种语音形式的反复或再现。
语言的节奏及节奏特点主要由句子和句子系列来体现。因此，要使语言富有节奏感，就需着重对句子进行深加工，调整音节，协调声调，安排语调，构成长短、轻重、快慢、高低及停顿规律性展现的句子系列。这样，构成整篇的节奏，语言的整齐美也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语言的旋律突出体现为语音高低升降的规律性变化以及相同、相近语音成分的反复或再现。语调升降、声调配合及押韵等是形成旋律的主要手段。如果节奏的构成手段主要是借助于音长和音强因素，那么旋律的构成手段则主要是利用音高和音质因素。 [17]
一篇语音杂乱无章、显现不出节奏的讲话或文章，是不会有什么旋律可言的。正因为如此，语言的音乐美所包含的美感形式也往往不是纯一的，它们多是相互包容、彼此渗透的，整齐之中有错综，抑扬之中有平直，回环之中有推进。语音与语意应该是协调统一的。
也就是说，由于语音是语言表达的外部形式，因此，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不可能只注意表达的内部意义，而不注意外部形式的美化，不注意语音修辞。另一方面，语音修辞又要适应题旨和情境的要求，·而不能离开表达的意图、内容和环境，孤立地、片面地去追求语言的音乐美。 [17]
正因为语音修辞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它不但在修辞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语言的完美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语言学家罗常培、王均则说：“一篇作品，咱们不单要注意使用语言的正确性，不让它有语法上的错误和不妥贴不适当的语词，不单要注意推敲文字的意义和用法，还得注意它的声音和韵律，发挥语言的声韵节律之美；不单要教咱们的眼睛看起来顺当，而且还得让它通过咱们的耳朵的考验。用诗的语言，音乐的语言，让语言跟音乐结合起来，加强咱们文字感人的力量。不但有韵的美文、诗歌戏词、民间曲艺等应该能朗诵，或是能唱，就是散文也该能够朗诵上口。”(《普通语音学纲要》)
词语修辞
人们日常说话、写文章，都是为了一定的交际目的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要使思想感情表达得准确、鲜明，必须有精当、生动的语言，必须能够恰当地、艺术地运用语言。
语言的运用，选择词语是重要的一环。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将词语看作是立言之本，十分重视词语的选择与运用。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中的“德”字，经李觏指点改为“风”字（见《李泰伯改字》），不仅词义准确，而且前后照应，顺理成章，一字之易，可使整句或全篇生辉。 [18]
在现实生活中，人际间交往十分复杂，其间有庄有谐，有雅有俗，爱憎忧喜，千差万别，这也要求语言能够适情应景，发挥其不同的表达功能。如果词语选用不当，“辞不达意”，甚或与本意相反，无疑会影响语言的表达效果。具有感情色彩的词语，使用时尤应十分慎重。一词之褒，一语之贬，关系重大，不可掉以轻心。
在词语的表意功能上，古语词庄重典雅，口语词明白如话，同义词表情达意细致入微，反义词突出矛盾、对比分明，.熟语言简意赅、谐谑风趣。多义词与同音词、一语双关，耐人寻味。此外，模糊语笼统，科技术语明确，谦敬语文雅，卑语野俗，举不胜举，都为语词满足不同交际场合的需要和适应不同的语体色彩与风格提供了丰富的表现手段。
在词语的运用方面，还有词语的搭配，词语的拆用，词语的换用，词语的联用等。这些词语结构上的变换使用，同样都是加强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手段。一些修辞格的形成，也同上述词语的选择和变换使用密切相关。因此，多方面了解、熟练地掌握词语的各种不同的修辞用法，对于提高阅读欣赏作品水平，加强书面和口语的语言表达效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
句法修辞
从语言材料看，义素、语素、词、词组仅仅是构成语言的零部件。它的“型号”准确、“质地”良好固然重要，但还没有装配成“建筑物”，不好直接使用。句群、段落、篇章是经过总体设计的“建筑群”，它的排列组合的好坏，也会影响整体美与使用效果，但没有具体的“建筑材料”——句子，一切设计均会落空。
因此，如何组词成句、组句成篇，是语言运用中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它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所以，许多语言大师和优秀作家，往往在造句艺术上刻意创新，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
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李频的“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北梦琐言引》)、皮日休的：“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皮子文薮》)、孔尚任的“一字一句，扶心呕成”(《桃花扇小引》)等，都直接表明他们对句子修辞的重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更为我们提供了句法修辞的范例，充分显示了句式句型在言语作品中的表达作用。
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序》)，宋祁的“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等，无论状物、叙事、抒怀，都能曲尽其意，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吟唱。
他们有的运用传统的对仗工整的手法，使句子结构相对动静结合、有声有色（如杜甫、王勃句）；有的选用异配的修辞手段，使句子以无声衬有声，喧闹更盛，表现自己独特的体验（如宋祁句）；有的选择有表现意义的代表性词语，使句子文约而事丰，传递较大的信息量（如陆游句），仅用“饮马冰河”四字点染了战场的气氛，从而表达了投笔从戎的爱国豪情；有的利用想象性强的句子，充分而又简练地表达了自己美好的情意（如龚自珍句）。
他们还选用各式各样的修辞手段与方法，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一些特殊的句式句型，取得了极佳的修辞效果，充分显示了句子修辞的艺术魅力。如李白的“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登峨眉山》），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第八首），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天净沙·秋思》）等，造成了一些奇异搭配的特殊句式，却表达了标准语法所无法表达的深刻内容；有些已变成固定的列锦手法，沿用至今，并古为今用，成为表现“意识流”手法的最佳模式。 [19]
可见，句法修辞在言语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比“炼字”次要。句法修辞的特点，在于句式句型本身；不同的句式句型，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特点和不同的修辞功能与效果。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句式句型。例如：
按照句子的结构形式分类，可分出“主谓句”与“非主谓句”两大类；“主谓句”下面又可分出“完全句”，“主语句”、“判断句”、“描写句”、“叙述句”、“主谓谓语句”、“连动句”、“兼语句”、“把字句”、“像字句”、“提宾句”等句式句型，叫做“结构型”。
所有这些不同标准分出的不同类型的句子，都有自己不同的修辞功能与独特效果。我们在使用它们以表达交际内容时都不能掉以轻心，都应该仔细地辨别它们的特异性能，结合题旨情景的需要，恰如其分、尽善尽美地使用。 [19]
句法修辞也有特殊的方法，传统的修辞论著提到了“修饰与调整”两种方法：“修饰文辞”大部分涉及到“词语修辞”的问题，“句式调整”绝大部分是“句法修辞”的问题。在原有的句式句型的基础上，对词语、句式适当进行调整，效果明显不同，称为句式调整。句式调整，又可分为“常式内部调整”（简称“内转”）和“变式外部调整”（简称“外转”）两大类。
有些论著还提出过“句式选择”的修辞方法。他们认为，两种句式表达的内容基本上相同，仅仪附加意义与修辞色彩不同，称为同义句式。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义句式，根据特定的题旨情景需要加以选择，叫做“句式选择”。句式选择，还可分为语言上的同义句式选择和言语上的同义句式选择两大类。
还有些论著，提出了“句式生成”的修辞方法，即根据有限的规则与手段，生成无限的符合汉语语法规则与变异规则的句子。句式生成也可分为“消极修辞句式生成”与“积极修辞句式生成”两大类。
以上从定义、作用、特点、方法四个方面；阐述了句法修辞的有关内容。足见句法修辞不仅在修辞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内容丰富、手段繁多，自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不仅外部受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影响，而且内部也受着语言结构、各种因素的制约。它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而是存在于整个修辞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性系统。 [19]
篇章修辞
在写作过程中，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头怎么开，尾怎么收；如何详，如何略；实写，还是虚说；话要讲得委婉些，还是直露些，如此等等，要预先有一个整体设想。这反映在语言运用上，就是要求以篇章为单位，对其结构方式和表达方法进行一番研究，求得整体表达效果的完美。这个过程，便是进行篇章修辞的过程。
篇是语言运用中最大和最完整的单位，章或段次之，语言表达效果的好坏，最终决定于布局谋篇和表情达意、叙事说理技能的高低和方法的优劣。正因为如此，修辞学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律，不可能仅囿于字、词、句，而必然要发展到篇章，去研究章法与技法。
对于章法与技法，文章学要研究，修辞学也要研究，但着眼点各不相同。文章学侧重于从内容安排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手段的确定问题；修辞学侧重于从语言运用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它“怎样才能是那样的”，是手段的实现问题。
如写作中，根据主题和内容的需要，要研究、确定合说还是分说？分说又分几个部分？某处对某人物或环境是简单勾勒呢，还是细致描绘？主题或某一中心内容要不要在某处“点”一笔？题旨是否需要“暗示”一下？某一部分内容是抑还是扬？某一部分材料要实还是要虚？如此等等，都是文章学需要着重研究的。而这些确定之后，需要用什么语言手段来实现，如怎样开头，如何收尾，各段之间用什么方式衔接，行文选什么样的词语和句式，用什么样的修辞格和其他修辞方式，等等，这是修辞学需要着重研究的。
在这里，文章学同修辞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修辞学离不开文章学的立意和构思，而在语言运用方面，文章学则要借助于修辞学研究的成果来为实现自己的立意和构思服务。所以，从修辞学的角度看，篇章修辞，即章法和技法，实际上是构成整篇言语的技能和方法。
另外，有些表达手段，如对比、衬托等，原本就是修辞手段，只是由于文章学在中国兴起在先，待修辞学诞生时，它们已包容在文章学之内，自然，它们仍应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就整体而论的。如果细分起来，可以看出，文章学比修辞学对章法和技法的包容要复杂些。如“以小见大”，是文章学研究的内容，其基本手段是以个别反映一般，属于选材问题，而不是修辞问题。 [20]
章法与技法都要遵循下列原则：
章法与技法义各有特点。章法是将语言材料进行最佳组合，连缀句群，组段成篇的方法。句子、句群、段落和篇章，都是章法的研究单位。它们之间有的是整体与局部的主从关系，有的是局部与局部的平行关系。所谓最佳组合，就是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无论是哪种关系，从整体要求，都必须是：
(1)完整周密；
(2)脉络贯通；
(3)条理明晰；
(4)灵活多样。
技法是运用语言表情达意、叙事说理以求提高篇章或结构段落话语表达效果的技巧和方法。它强调直接的表达效果，要求写人论事具体生动，状物绘景形象鲜明，议论抒情深刻真切，说明事理准确明白。 [20]
语体修辞
语体指人们在不同领域的社会交往中，由于对象、内容、目的和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一系列不同用语特点的综合体系。
语体是在人类社会交际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人类社会活动内容纷繁复杂，形成各种不同的交际关系。人们要在不同的交际中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必须使用相对不同的语言手段，这就产生了语体的差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交际领域的扩大，语体也随着形成自己的体系，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人类社会交际的多方面的需要，是不同语体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它依存于人类社会交际活动，一方面，它又服务于人类社会交际活动。构成民族的社会的共同使用的语言的全部材料，是语体产生，发展的物质基础。
离开了构成一种通行语言的全部语言材料，语体就难以捉摸。每一个民族的社会的全部语言材料及其特点，成为一定语体的形成的物质条件；每一种具体的用语体式，都可以在整个语言材料中，选择需要的语音、词、句式或修辞格，从而显示一定的语体特色，形成一定的语体体系。反之，一定的语体一旦形成，又制约着语言手段的运用，使其体现一定的语体特征，否则就会同交际环境不协调，难以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
在中国古代，语体与文体被作为同一概念。晋代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曾论及。梁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古代文体的分类，也同时是对古代语体的分类。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都是这方面的专著。
但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语体和文体还是不同的。文体是文章的体裁样式、体裁类别，主要是从篇章构成和文章的总体功能方面说的。文体的构成因素，包括作者的写作意图、题材内容、结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等，表现的是文章体式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而语体只是一种语言表达体系，是由于言语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言语功能的变体。
语体和文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体作为一种语境的次范畴，在一定场合，它们是相互依托的，但又非简单的重合。有的语体只能适用于一种文体，如科技语体只适应于科技文体；有的语体却可适用于多种文体，如文艺语体中的散言体，可同时适用于小说、散文、杂文乃至某些科技文体等多种文章体式。因此，研究语体不能不研究文体，研究文体也不能不涉及到语体的特点和要求。
语体的形成是客观的；而言语风格的形成则主要是主观方面的因素起作用，包括对语言材料选用的方式，如对语音的调配、词汇的选取、句式的组合、修辞手段的使用等；言语者个人独有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个性特点；历史时代、文化背景和民族习俗的影响，等等。
(1)变动性和稳定性。
语体形成以后，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语体体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这是因为语体是受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活动领域变动牵制的语言现象。
语体变动性表现在：使用范围的扩大、表达功能的完善和发展、社会色彩的增添和更换等等方面。语体在逐渐变动中又是相对稳定的。任何一种具体的语体，一旦形成，得到社会的公认以后，便相对固定下来，其用语特点和要求便不会轻易改变。
形成语体稳定性的原因：一方面，特定社会活动领域的交际重复进行，必须遵循相应语体的用语特点和要求，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语体，反过来对人们交际用语具有约束作用。当人们意识到各种语体的用语特点后，就会自觉地运用具有这些特点的语言进行有效的交际。这样便促进了这些用语特点的稳固。
语体的稳定性表现在：语体主要特征部分的沿袭性，语体用语特点的综合性、语体形成后为社会公认的规范性等等。语体的用语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社会发生变革后，由于存在相应的社会活动领域，语体的主要特征部分也仍然是稳定的。
语体的变动性和稳定性是矛盾的统一体。稳定性使语体易于为人们掌握使用；变动性能突破旧的稳定，使语体得到发展。 [21]
(2)独立性和渗透性。
各种语体各自独立，同时彼此之间又相互影响。每种语体形成以后，其用语特点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相对独立的语体词汇、各有侧重的修辞方式。例如文艺语体中的文学词语“叽叽咕咕”、“呢喃”、“蹒跚”等一般不能进入公文事务语体。
一种语体的用语手段，包括词语，若在另一种语体内使用，必须有明确的用语目的，经过功能上的变异。但是，另一方面，各类语体又存在着相互间渗透的现象。在一种语体内常常出现另一种语体的用语特征。
渗透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活动领域内交际内容、范围、方式的交叉。例如：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但又不能像对专业人员那样论述，于是就用文艺语体的某种用语手法来进行阐述。这样，科技语体和文艺语体便出现了相互渗透现象。
这种渗透性主要表现在某些语体词语的共用和某些语体兼类的出现。例如：在文艺语体内出现许多科学术语；杂文可以是论述语体，也可以是文艺语体等等。
语体渗透不是随意的，它要根据需要并借助修辞手段，同时要进行语体功能的变异。例如：文艺语体中的政治术语和科技术语、常常失去原有语体那种严肃、持重的色彩而变得风趣、诙谐。使用的往往是比喻、幽默的修辞手段。
语体的独立性和渗透性，同语体的变动性和稳定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语体的变动性离不开语体的渗透性，语体的渗透促进了语体的变动；语体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互为因果，相得益彰。正是这些特点，促使整个语体体系随着社会交际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语体的分类，一直是修辞学界有争议的问题。分类的标准，国内外都在研究探讨之中。
语体的分类和语体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语体分类，应从什么是语体这一角度着眼，根据传递方式、话语范围、交际任务、表达功能的不同而形成的用语特点，确定标准。一般地说，语体可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两大类，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小类。 [21]
文体修辞
文体即文章的体裁形式，是文章表现的分类总和。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在反映客观事物时，由于运用的表现方式和语言手段等的不同，便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体裁形式。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文章形态在不断发展，日益丰富。随着文章的积累，人们不能不注意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同异：题材的，语言的，功能的，表现方式的，乃至篇幅的，外在状貌的，等等。
观察到了它们的同异，出于应用、表达的需要，人们便考虑文章的分类问题。在中国，文体分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二十世纪初，有了现代文体分类法。如夏丐尊、刘薰宇在《文章作法》中把文章分为记叙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小品文五类。
当今文章分类又出现了新的分类趋向。根据各类文章的基本特征，参照文章分类的旧说和新说，当代文体种类大体可分为四类：
(1)文学类文章各体。
(2)议论类文章各体。
包括：政论、评论、学术论文、杂文等。这类文章重在议事论理，通过逻辑思维手段概括生活，阐述真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严密的逻辑性是这类文章的共同特征。除学术论文外，主要使用政论语体。语言严肃庄重。为了增强论辩的力量和表明原则的坚定性，常常运用褒贬色彩鲜明的词语，雄浑有力的句式，以及排比、反复、反诘、设问、讽喻等修辞手法。
(3)新闻类文章各体。
(4)实用类文章各体。
指的是应用于各种业务沟通和日常生活交往的文章。亦称应用文。包括公文、说明文、科学小品、工作总结、讲演稿、广告等。实用性是这类体式的共同特性。使用事务语体。以平实地说明事象为其主要表达方式。明确是最基本的用语要求。 [22]
文体的分类具有相对意义。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标准不同，便有不同的分类。
三是同属一类的文章，有的差异性也很明显。如说明文体中的知识小品，文学色彩很浓，这与其他应用类各体文章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十分显著。消息通讯和调查报告，同属新闻类，而语言的运用却有明显差别。这种“本同而末异”的情况的存在，并不是个别的。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