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古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年），王士禛在刑部任職。四月六日，康熙御賜信古齋額給王士禛。王士禛十分感激，在《香祖筆記》中記載道：康熙庚辰六月二十八日，蒙恩賜御書“帶經堂”匾額，謹記於《居易錄》末卷。今年任午四月六日，在蒙恩賜御書“帶經堂”匾額，回憶戊午夏初蒙恩賜御書“存誠”、“格物”二匾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筆題賜堂額，榮寵愈涯。宋學士蘇易簡獲賜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時輒侈為盛事。臣之蒙恩，何啻什倍。恭為摹刻，懸於蓬蓽之居，而什襲御墨於寶櫝，謹記頒賜年月，以示世世子孫，勿忘報稱雲。

康熙皇帝御賜“信古齋”後，王士禛的弟子著書有《御書信古齋》文曰：遠甚，彌古則彌佳、而惟人心之同然，無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也。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此亦足見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猶淺。至周子則曰：“德配天地，古之極也”。是言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於人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復，漢、唐、宋、明之所不及者，恃之以興。即舉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於天地之間，期於德與之配而後止，則區區元會運世之跡，為同為異，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王公以信古名其齋，嘗上請，得御書以賜，而命書記之，蓋亦願學孔子意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而又嘗以漸不及見史之闕文為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終無改於從周。然則其於古，宜有未之盡信者。乃千百世後，可信者必曰孔子，豈非德配天地， 古之極者與？公蒞民而事治，敷教而文變，掌憲而紀肅，祥刑而德洽，上信於朝廷，中信於大夫，下信於遠近來遊之學者與承風之民，亦可以澤今而傳後矣。而猶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齋。富有所宜於古，必有所戾於今。

自秦以降，以秦為師，自元以降，又以元為師，未嘗不稱説唐虞，頌美商周。及究其行事，在上者，不但井田、封建、邈若海上神山，即元鼎、貞觀、慶曆諸遺事，亦誰以為可復者？在下者，不但鄒魯之道，不可再振，即濂洛關閩之學，又誰不以為迂闊而不近人情者？古道之淪胥，固其所也，然返世於古，勢有甚難。若自為古人，則在我而已，公之自為古人，固天下所不疑，而深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吾知後之人論世，至今數十年間，屈指可信於公卿大夫，必曰新城王公。則公之信於古，與後之信於公，又何以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