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肯尼迪

專長於國際關係的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 年出生於英國泰恩塞德(Tyneside)，父親在造船廠工作。1966 年畢業於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是家中的第一個大學生，儘管他差點為了當一位賽馬點評人而放棄學業。後又赴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70 年起執教於英國東安格利亞(East Anglia)大學，先後任講師和教授。

保羅·肯尼迪的學術成就

1973 年，28 歲的肯尼迪以《薩摩亞的糾紛：對 1878～1900年英、德、美關係之研究》一鳴驚人，被當代美國著名史學家小施萊辛格譽為這一專題的“權威之作”。此後，他又連續出版了《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衰》（1976 年）、《英德對抗之緣起，1860～1914》（1980 年）、《外交背後的現實：1865～1980 年英國外交政策的影響》（1981 年）和《戰略與外交》（1983 年）。其中《英德對抗之緣起》一書，被西方學術界評論為：“一方面透徹地分析了國際關係背景的變化，另一方面有力地敍述了個人和傑出人物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因其在外交史領域的傑出貢獻，1983 年，肯尼迪被美國耶魯(Yale)大學聘為教授，併入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作過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和德國洪堡基金會的訪問學者。現任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迪爾沃思講座教授、國際安全研究項目主任。如今在耶魯大學做教授的肯尼迪，只要有機會，隨時都會回到紐卡斯爾。“我深深愛着自己的故鄉泰恩塞德，那些教導過我的老師，以及我成長所在的相當緊密的愛爾蘭天主教移民社區，許多年來，不知什麼緣故，這裏一直沒受到外界的影響，”他表示。“當年我出生時，泰恩河(Tyne)上有23家造船廠。現在我想只剩下一家了。”談及故鄉的工業衰落，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來。這是一個與其終生工作有着強烈共鳴的主題——肯尼迪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和工業實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軍事實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保羅·肯尼迪出版了很多關於英國皇家海軍、大國爭霸、太平洋戰爭等主題的書籍，可稱為近二三十年來最享盛名的國際關係史和戰略史學家。在對歷史的研究中，這位傑出的學者形成了相當系統、在若干重要方面獨具特色的戰略思想，特別是補充和昇華了業已存在的大戰略理論，名著《大國的興衰》為其贏得世界性的榮耀。

在西方史學界，自 1809 年德國戈爾丁學派史學家希倫出版《歐洲國家制度及其殖民地史》、史學界泰斗蘭克 1833 年發表《論列強》一文以來，試圖制訂控制國際暴力和制止個別大國稱霸的措施，已成為外交史學的重大主題。本世紀有眾多的史學家致力於這一主題的探索，如英國史學家韋伯斯特的《帕麥斯頓、梅特涅和歐洲的秩序：1830～1841 年》、坦伯利的《從庇特到索爾茲伯裏的英國對外政策的基礎：1792～1902》、A·J·P·泰勒的《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1848～1918》，法國史學家勒努萬和迪羅塞爾合著的《國際關係史》、美國史學家蘭格的《歐洲的同盟與協調》、德國史學家費舍爾 的《爭雄世界：德意志帝國 1914～1918 年戰爭目標政策》等。但是這些著作往往喜歡把那些在歷史長河中時時泛起的巨濤波瀾當作獨立的事件來做文章，而未能從根本上闡明國際權力體系與全球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從而揭示波瀾湧起和衰落的規律。

1987 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研究和講授當代戰略和國際關係的肯尼迪出版了《大國的興衰：1500～2000 年的經濟變化和軍事衝突》。此書獨樹一幟，打破了陳陳相因的傳統，以全球性的寬廣視野、引人思索的新穎觀點、旁徵博引的歷史資料和邏輯嚴密的有力論證，廣泛論述了 500 年來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歷史的滄桑鉅變與興衰存亡，引起了美國學術界、政界與讀書界的震動，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肯尼迪記得，當年暑期假日中的某一天，他拿起一份報紙，急着想看看新聞。當時，“我坐在黑森林(Black Forest)這麼小一塊台子上，打開報紙，看到有一篇報道這樣寫道：‘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將開始亞洲六國之行，以此反駁肯尼迪提出的美國正在衰落的觀點。’我差點從椅子上跌落下來。”他回憶道。

《大國的興衰》是一本論述重大主題的歷史著作，儘管有的西方學者嫌此書的標題落入俗套，但它畢竟對 500 年來各國的軍事和經濟地位作了比較，涉及了戰爭與力量對比發展週期等諸多理論問題，在以全球性眼光從總體上分析諸大國的興衰交替方面不乏真知灼見，同時也為那些渴求瞭解各大國經濟和軍事力量對比不斷變化之背景知識的當代讀者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評論。

從形成上看，本書的重點仍侷限於傳統史學的領域——經濟史和軍事史，但其內涵卻有了質的變化。正如肯尼迪所言，《大國的興衰》並非一部軍事史，也不是一部經濟史。它通過追溯 1500 年後世界經濟力量的變化，描繪了國際體系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和戰略的相互影響。作者在描述國際體系的動態性結構變化中，突出了經濟因素的作用，這當然與他多年研究國際關係有關。他知道國家除了把維護本國安全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之外，在國際交往中保護和擴大本國的經濟利益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更何況在當代國際關係中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即是世界經濟日益政治化和世界政治日益經濟化，這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關係。

肯尼迪不但把軍事衝突同經濟變化聯繫起來加以考察，而且在論述國際權力體系與全球經濟秩序的相互關係中，具有法國年鑑學派那種“總體史”的眼光，對 1500 年以來的這一歷史時段進行經濟、政治、軍事、思想、社會、地理、外交等方面的綜合研究，勾勒出這一歷史時段的總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分析了文化和權力的關係。他認為，追求權力是人類的共性，無論諸大國在爭霸過程中實力發生何等變化，但人們追求權力的傾向似乎是恆久不變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説，作者指出了一種跨越國界的趨勢，而這種趨勢決定了在國際社會中生活的各國人民的文化。這是對全球性文化趨勢進行探討的一種嘗試。

大凡在當代能打動讀者、啓發讀者掩卷長思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著作，都具有一種強烈的現實感。《大國的興衰》即是史論並重，在説古論今之中，充溢着一種強烈的現實感，並對解決戰爭與和平這一關係人類生存前景的重大問題懷有深沉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這也許是本書最大的啓示和教益。

保羅·肯尼迪的新書叫作《人類議會》(The Parliament of Man)，寫的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本書比他早期的作品有着更為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

雖然肯尼迪明確表示，他堅信只有在大國通力合作的情況下，一個全球體系才能起到作用——正如1815年或1945年的情況那樣，但他同時主張，聯合國應該變得更為民主。他贊同為聯合國徵税的提議，贊同在國家軍隊中設立專門執行聯合國任務的部隊，並讓這家全球機構得到更多情報。“這是我們擁有的惟一世界組織，如果我們現在企圖去創建它，要麼什麼都建立不起來，要麼會創建一個不同的組織，但我們已經有這樣一個機構。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呢？要麼放棄它，要麼去改進這個組織。”他表示，自己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一度停筆，因為青梅竹馬的第一任妻子患癌症去世。有一段時間，他潛心於一些短期項目。不過，2001年，他再次結婚，目前正在進行一項對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研究。儘管吉卜林常被貶低為帝國主義者，但肯尼迪的戰略思想顯然受到他的影響，吉卜林曾就德意志帝國的崛起發出警告，並寫下了一些不朽的詩歌、故事和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