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約束

我國在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實行計劃經濟，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各方面，都由政府事先進行計劃，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思維下，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較高，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都是由政府出資的國有企業，行政審批現象較為普遍。另一方面，我國在近十年來開始採取類似凱恩斯主義總需求管理的宏觀政策，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內需以推動經濟增長；或通過緊縮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然而每一次“踩剎車”、“踩油門”遺留下的結果都是不均衡的：增税容易，減税難；提高融資成本容易，降低融資成本難。長期進行總需求管理的結果必然造成企業税收成本過高、融資成本過高等間接供給約束。 ^[1] 

供給約束可分為直接供給約束和間接供給約束。前者主要包括行政管制、行政壟斷等，後者主要指高税負成本、高融資成本等價格方面的約束。在直接供給約束中，行政管制其實質是由政府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合規性、真實性進行認定和核準，如進行牌照管理、准入管理等，使得市場中大量經濟活動在得到行政許可後才能進行。行政管制、行政壟斷等直接供給約束加劇了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得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無法發揮作用，降低了市場活力，破壞了市場的最優化配置，也是導致腐敗問題的原因。在間接約束中，高税負成本、高融資成本等，將直接導致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與盈利能力的下降，從而降低企業技術研發與創新的積極性，抑制“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供給創新機制。 ^[1] 

放鬆供給約束是指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一系列解除供給約束的具體措施。

放鬆直接供給約束，即是靠不斷放鬆行政管制，不斷減少行政壟斷，放鬆公共領域的投資和經營限制實現的。 ^[2] 

放鬆間接供給約束，即是要不斷降低税負成本、融資成本等價格因素，不斷降低企業綜合成本。 ^[3]  通過降低貸款、税率、原材料、人力等方面成本的間接方式，增加有效供給。而現在也可以看到，政府正在努力降低企業税收成本，包括實施的小微企業免税政策，是放鬆間接供給約束的有效手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