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是以架空的歷史為背景，發生在未來的反烏托邦類型的作品。整體故事發生在虛構的基列共和國，在未來的時代，由於環境污染和生態被嚴重破壞，人類的生存率和生育率降低，信奉教旨的極端分子掌握政權，男權至上，男人佔據絕對統治地位，女人則徹底淪為男性的附屬品，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使女就是這其中一個等級，也是整個故事的討論核心。 ^[5] 

《使女的故事》不僅詳細列舉人類社會對自然生態資源的種種破壞行為，同時還以具體動物的不幸遭遇來撕開人類社會虛偽、卑鄙的面具。《使女的故事》帶有鮮明的批判性色彩，通過女主人公奧芙弗雷德對人類殘忍傷害動物的過程描述，讓人感到震驚的同時也不禁陷入沉思。 ^[6] 

小説預想22世紀末美國東北部發生政變，原來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建立起一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分子統治的基列共和國”。公元2195年，在努納維特市迪尼大學舉行了一次“基列問題”研討會，會議主席是該校白種人類學系主任瑪安・紐蒙教授，主要發言人則是英國劍橋大學的“2021世紀檔案館”主任詹姆斯・達西・畢埃旭託。22世紀已成為一個少數族裔已從邊緣進入心的種族多元的世界，白種大男子主義咄咄逼人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畢埃旭託教授在會上作了關於發現與確認“使女的故事”錄音盒帶的報告。他説，“使女的故事”是他與一位同事在過去叫緬因州的一個城市裏發掘到的，而緬因州是基列時代“婦女逃亡地下鐵路”的中轉站之一。他們發現了30盤錄音盒帶，為了把錄音內容用文字記錄下來，他們請一位仿古制作專家特地重做了一架舊式放音機。錄音帶裏是同一位女子的聲音，從她敍述的內容可以推斷，她是基列政權用來繁衍人口的“生育機器”——“使女”。教授接着説，眾所周知，20世紀末的“基列共和國”曾經是美國的一部分，這個依靠軍事政變建立的國家面臨着嚴重的環境污染；空氣中充斥着化學污染物和放射線，水裏肆溢着有毒成分，核電站在地震中發生泄漏事故；一部分婦女抵制核工業，拒絕生育；性病、艾滋病氾濫；婦女運動抗議強姦、虐待兒童色情出版物等，卻在無形中使人們輕信了右翼鼓吹的性控制、焚書等行為；男權統治者雖然竭盡全力，仍舊無法扭轉人口出生率劇減的局面……為了改變局面，“基列共和國”當權者對《聖經》頂禮膜拜，推行一夫多妻制，亦步亦趨地效法模仿《聖經》裏描述的古代以色列人以妾代妻生子的習俗基列共和國”當局宣佈，所有二次婚姻及非婚同居關係皆屬通姦行為，把女人們集中起來，經過整訓，分別給沒有子裔的高級官員作“使女”。如果三個月後“使女”未能懷孕，就會被轉移到另一個“崗位”。如果輪了三次仍未能懷孕，這位“使女”便會被送到“隔離營”去清理核廢料，她的下場是很快死去，或是送去妓院，作為男性統治者的泄慾工具。

據查證，基列政權中有一個姓渥特福特的是當時“温和派”領袖之一，情況與錄音中描述的“大主教”有點相似。女主人公則是已無從查考，但從錄音內容可以推測，她是在與人串連即將被發現時，由“大主教”的司機救走的。這個司機很可能是一個雙重間諜，既是政府的“耳目”，又是地下救亡組織“五月日”的成員。至於女主人公後來逃跑成功還是重新被捕，給送到隔離營還是進了妓院，都無法查考了。報告人在掌聲中結束了他的發言。 ^[2] 

奧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國的一名使女。她是這個國家中為數不多能夠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沒有後代的指揮官家庭，幫助他們生育子嗣。和這個國家裏的其他女性一樣，她沒有行動的自由，被剝奪了財產、工作和閲讀的權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們每天只被允許結伴外出一次購物，她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眼目”的監視。更糟糕的是，在這個瘋狂的世界裏，人類不僅要面對生態惡化、經濟危機等問題，還陷入了相互敵視、等級分化和肆意殺戮的混亂局面。並非只有女性是這場浩劫中被壓迫的對象，每個人都是這個看似荒誕的世界裏的受害者。 ^[7] 

1984年春，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開始寫《使女的故事》，它最初並不叫這個名字。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用手寫，絕大多數時候寫在黃色法律記事本上，然後把難以辨識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來的德國鍵盤手動打字機上敲出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剛開始寫《使女的故事》時，它的名字是《奧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這個名字來自一個男人的名，“弗雷德”，再加上前綴“奧芙”（of）表示“從屬”，就好像法語裏的“德”（de），或者德語裏的“馮”（von），或者英語姓氏如威廉姆森中的後綴“森”（son）。這個名字裏隱藏着另一種可能：“獻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種宗教的獻祭，一個作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小説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向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是引入童話和民間故事色彩：該故事由主人公講述給後來的、遙遠的聆聽者，它具備那種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經歷過驚天動地事件的人們講的故事有共通之處。 ^[8] 

奧芙弗雷德是眾多代孕女性中的一員，其自我醒悟與自我重新建設帶有鮮明的標誌性色彩，具有典型案意義。女主人公不斷嘗試利用多種渠道與方式去挑戰大主教的一切旨意，以此來強調自我存在。奧芙弗雷德的奮起抗爭精神實際上是在擔憂、恐慌、絕望等情緒轉變後被激發出來的。在《使女的故事》開篇，女主人公奧芙弗雷德充當的是近似獻祭者身份，她委曲求全地聽從大主教的安排，忍受非人類的性虐待，如沒有情感的機器，麻木地屈服於基列國慘絕人寰的統治秩序。奧芙弗雷德住在極其隱蔽的地方，她從沒主動和其他使女交流過，確切地説，這些使女中還沒有完全讓她信任的人。對待任何事物和人都有着較強的戒備心，情緒兩極分化嚴重，會偶爾陷到消沉、煩悶、悲傷的情緒中無法自拔。在她一個人獨處時，經常會反問自己，在質疑和否定中萌生過自殺的想法，可又不想草率地結束一生，不甘心就這樣放棄。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向使女灌輸“代孕使女是一個高尚的職業，是壯大基列國的重要貢獻者。成為國家的繁衍者，是上帝的安排”。奧芙弗雷德及身邊使女對此厭惡至極，用蔑視的眼光看着和小丑一樣的麼麼自圓其説，內心時常跳躍着遠離基列國獨裁統治，真正擺脱使女悲慘命運的強烈願景，努力奪回原本屬於自己的姓名、性格、服裝等。 ^[6] 

身為開國元勳、擁有大權的莉迪亞嬤嬤是基列國統治集團的一分子，她訓練、安排和處罰使女，她與大主教之間有着微妙的制衡，她的權力使她可以越過主教夫人利用和保護使女，也在無所不在的眼目組織之外劃出了一片領地。在一個女性淪為生育工具或被完全圈禁於家庭界線之內的社會中，嬤嬤們卻位高權重，與男性統治者分享女性命運的決定權。莉迪亞嬤嬤的正義源自復仇，而非意識形態；她的狠毒源自理性，而非天性；而她的善良不得不掩藏在最深處，是盔甲裏最薄弱的軟。這個經歷了大反轉、亦正亦邪的人物既是被男權專制機器暴力統治的被閹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閹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規範，哪怕其本意旨在於有限範圍內對女性羣體加以保護，實質上也確實是專制機器的幫兇。 ^[12] 

在基列共和國的強權控制下，使女在社會當中是一種生育工具，珍妮作為其中的一員接受着權力的一遍又一遍的洗禮。珍妮在權力的不斷壓迫和驅使下進行掙扎，她用自己的行動來對權力進行反抗：當珍妮第一次進入基列共和國的使女課堂，她對基列共和國的權力進行了瘋狂的挑釁，用語言大聲地斥責基列共和國就是瘋人院，辱罵管理者是珍妮最初反抗的方式；珍妮講述被輪姦的過程，在莉迪亞婆婆的強權壓迫下並沒有得到同伴的憐憫，而是異口同聲地指責，瘋癲就是她反抗權力統治的最好方式；在經過權力的暴力規訓後，珍妮呈現出馴順的狀態，當她被指揮官欺騙感情，頭腦裏構築的理想世界被打破後，珍妮也曾嘗試通過自殺來進行反抗；當夫人暴力掠奪珍妮的孩子時，珍妮通過野獸般的撕咬進行反抗。她曾為掙脱權力的牢籠而做出的多次嘗試卻換來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強烈的重壓。 ^[13] 

即使有不可改變的外界環境，賽麗娜自身的主體意識卻在慢慢塑造，她有意無意與大主教較起了勁，同時她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與父權制社會和法律制度做抗爭，為實現自己的追求暗中努力。賽麗娜的主體意識逐步建立，她再沒有屈從於男性的指揮，而是開始嘗試在自己的領地上建立自己的主體體系。她不僅嘗試在自己的領地佔據主體地位，還與父權制度進行着抗爭。在基列國社會中沒有一位男性是無法生育的，只有女性可以被認為是不孕的或者貧瘠的。司機幫助使女受孕是嚴令禁止的，賽麗娜計劃並組織了整個暗中受孕活動，她違反了如鋼鐵般牢固的父權制度，跳出法律和道德的桎梏，只為追求自己的求子夢。這是對大主教不育和男性社會自欺欺人的批判，是對父權制度的挑戰，對聖經所帶來的固定規則的反抗，是女性對自身窘境的自救。賽麗娜醒悟過、抗爭過，遺憾的是不論在經濟還是情感上她始終依附於大主教，沒能實現自身獨立，就連作者也沒有給她一個完整的結局。 ^[14] 

文學評論界有人將《使女的故事》看做一部政治性科幻小説，更多的評論家將它歸入反烏托邦小説的傳統；而阿特伍德本人則認為，該作品是一部思辨型小説，是現實生活的邏輯延伸。阿特伍德把小説看做是促使讀者與作家共同思考的途徑，利用虛構的反面烏托邦國家作為與讀者交流的中介，以期喚起世人的憂患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説，《使女的故事》所產生的影響超出了純文學的範圍，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小説所虛構的故事以美國為背景，然而影射的卻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文化傳統。阿特伍德以豐富的想象力描繪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未來世界，用這種極端的方式提人們對兩性關係的對立、環境污染道德淪喪獨裁極權政治極端宗教勢力等當前各種隱患的關注和防範。可以説，這部小説既承襲了赫胥黎的《美妙的世界》奧威爾的《1984》等文學作品所載負的反烏托邦傳統，描寫陰森恐怖的未來社會圖景，同時又融入了作者特有的女性主題：把當前存在的兩性關係的隱患加以誇張和放大，表現出兩性生存的困境。由於小説具備強有力的暗寓現實的功能，因而被評論界稱為“女性主義的《1984》”。 ^[2] 

《使女的故事》中，體現了恐怖的極權統治、可悲的女性處境、以及可怕的人類困境，這些揭示了原教旨主義控制下，難以逃脱的極權統治、難以擺脱的女性悲慘處境和難以改變的人類困境，如同漫長而黑暗的夜一般，無法逃出。同時，也反映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對生態環境和整個人類的現狀與未來的深度思考。 ^[15]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不論在題材上還是表現手法上都十分“後現代”的作品，顛倒的句法、誇張的語言、令人費解的比喻和自相矛盾而又支離破碎的敍述，製造出噩夢般的氣氛，使整個作品微妙複雜新穎離奇。同時，作者對《聖經》中的典故與語句進行了大量的援引，不僅生動地再現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極端分子的狂熱信仰和荒誕行為，也恰當地烘托出小説中的那個政教合一的極權社會令人壓抑的氛圍。 ^[2] 

在《使女的故事》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選擇第一人稱敍事，拉近了讀者與主要人物以及故事的距離。透過主角奧芙弗雷德的視角，讀者對次要人物的認識被投射上主角的態度，受到的情感衝擊更為強烈直接。時間倒錯的運用增加了小説的藝術魅力。阿特伍德使用倒敍作為故事主體的補充與延伸。奧芙弗雷德被剝奪原本的身份、強制訓練成為一名使女的回憶作為外倒敍，形成歷史與現實的殘酷對比，更凸顯出基列政權的荒唐邪惡，讓讀者感受到文明的倒退也許是突然發生的，為故事增添了歷史厚重感。而作為內倒敍關於盧克與女兒的回憶進一步完善了奧芙弗雷德的人物設定，為小説增添了一抹暖色，也體現出她堅強的一面。最後一章畫龍點睛，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告知讀者原來整個故事都是真實的史料，使小説看起來更像紀實文學，增添了神秘色彩與感染力。阿特伍德高超的敍事技巧，讓《使女的故事》更增添了文學魅力，成為二十世紀文壇上的一部經典之作。 ^[16] 

小説改編的同名劇集《使女的故事》於2017年4月在Hulu電視網播出，播出後獲得第69屆艾美獎最佳劇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等獎項。 ^[8] 

《澎湃新聞》：“儘管《使女的故事》是一篇自傳體式的小説，但捲入這一整套秩序的不僅僅是女性，而包括所有人。” ^[22] 

《觀察者網》：“《使女的故事》並不僅僅是對未來的黑色預言，更是一次對歷史和現實的疼痛反思。” ^[23]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年生於加拿大渥太華。1966年第二本詩集《圈戲》出版後，她開始在加拿大文學界嶄露頭角。她擅長將日常經驗提升到一種形而上的層次，其詩歌不僅具有女性特有的細膩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詩界都很有影響，先後獲過多種重要的文學獎。主要詩集有《蘇珊娜的日誌》《你很快樂》《雙標題的詩》《不見月亮的時候》等。此外，她的小説創作，寫作風格獨特，大量採用意識流和寓言式寫作技巧，女性主義色彩濃郁。 ^[4]